陈独秀传-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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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和农民协会等团体组织人民裁判委员会，严厉惩处土豪劣绅；保护革命军　人的土地等等。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草案》不过是一个初步的土地改革方　
案，它完全符合一个多月前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对农民宣言》的　精神。
国民党的一些主要头领是怎样对待这个《草案》呢？他们有的花言巧语；　有的经过刹那间的犹疑，便立即采取否决态度；多数是原形毕露成了叶公式　
的人物。谭延贻说：“没收的土地，一概归公。现在不能讲分配。要讲分配　必惹起极大的纠纷。”孙科和徐谦都反对公布《草案》。陈友仁说：“如果实　
行土地分配，帝国主义者更要说我们是共产，蒋介石以及他的爪牙更有辞可　藉。当此军事外交紧急的时候，于我们很是不利。”汪精卫说，“不公布，只　
对湖南省党部通知。”孙科马上反驳说：湖南省党部得到通知后，一定要训　令下级党部，“那末，不公布也变成了公布”。邓演达极力主张通过《草案》，　
如不能公开公布，可“秘密公布”，反动派若“一定要说‘耕者有其田’这　是共产，那也没办法”。谭延贻说：“要公布就大大方方的公布，不公布就暂　
时保留。这样偷偷摸摸的办不好。”的确，他是明火执仗地反对解决土地问　题的。邓演达又提议“只通过不发表，将意旨告诉湖南省党部”。最后会议　
进行表决，只有林祖涵、邓演达、吴玉章３人举手赞成通过而不公布，八人　主张“暂时保留”。①所谓“暂时保留”者，乃把农民的土地要求打入档案　
库，束之高阁也。
国民党中央对《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的否决，堵死了一切企图通过　国民政府由上而下地解决土地问题的途径，抛弃了扶助工农的政策，对国共　
两党的合作不啻是釜底抽薪，同时也证明了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大权操纵在地　主、资产阶级分子的手里。共产党如果不能打出自己的旗号，独立地执行它　
的土地政策，就甭想触动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土地制度。
在中共“五大”前夕共产党内部争论的问题，以及对陈独秀的批评和他　的态度，大多包含在陈独秀在“五大”的报告和“五大”的决议里。
陈独秀在“五大”上作的报告，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历次重大的　政治运动和党组织、工农运动的发展状况。并检讨了自己的错误。陈独秀说：
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北上时，“不了解”这次活动的意义，因此中央曾持反对　态度，“中央的策略并不完全是正确的”；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也是“不　
正确的”，“我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关于北伐，我是“支持”的，“可　是国际代表（指布勃诺夫——引者）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这是冒险行为”，　
因此“我们对北伐的态度是消极的，所以取得的成果不大”等等。这是陈独　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　
讨，和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特①《国民党中央政　治委员会速记录》，１９２７年５月９、１２日。
别是关于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他并没有把自己意见亮出来，进行自我的　分析与批评，更没有阐明当前国共两党关系的现状，以及可能发生的变化。　
他对这个问题的检讨，自始至终是缺乏诚意的，或是在一定的压力之下被迫　表态的。因为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的决议再次指责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错误　的。
陈独秀的检讨是笼统的，轻描淡写的。　陈独秀在报告里对几个有争议的问题，谈了他的意见。例如对“三二○　
事件”，他认为当时“党中央坚决主张采取退守——让步的策略”是正确的，
因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当时的确不能够镇压蒋介石，况且蒋介　石也没有公开地暴露自己的反革命面目。？？”又如在谈到上海工人武装起　
义时，他以提问的方式说：“上海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中心，但同时又是资　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最大的中心。上海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否有力量　
单独行动呢？还是必须吸收某些资产阶级分子？”“上海的先败是否由于资　产阶级的参加？”
言外之意，是上海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没有力量单独行动，上海的失　败并不是由于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市政府才造成的。
此外，陈独秀的报告里还谈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说无产阶级根本没　有取得领导权，是不对的。不过，无产阶级还没有取得政权，？？还没有可　
以用来夺取政权的武装力量”。
“目前军事力量不是来自革命群众，而是来自旧军阀的部队”，“大部分　军队的将领出身于地主，因此，对他们应进行很好的改造”，应把“大多数　
左派和共产党员派到军队里去，让他们在军队中做政治工作，？？让大多数　工农加入军队”，改变它的社会成分。其他，还谈到准备夺取政权，建立革　
命民主政权的问题，①就更是泛泛而论了。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他的报　告反映了他的理论、政策水平，就当时革命形势的要求而论，这样的一位总　
书记不能说是称职的。
“五大”作出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党“只　注意于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领导权的斗争”，　
以致发生了“三二○事变”，“蒋介石推翻了左派政府”。但“党没有正确的　政策”，“没有懂得资产阶级已经重新得到民族革命的领导，并想消灭革命”。　
因而也没有“建立一个左派的革命联盟，包含工、农、小资产阶级，以反对　封建分子及资产阶级的领导”。在北伐过程中，“党未能充分注意使革命的社　
会基础同时深入之必要”，而错误地认为先扩大革命，然后再深入。党对大　资产阶级的力量估量过分，对小资产阶级估量过小。“上海暴动的失败，最　
大原因是无产阶级没有得到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赞助”，而是“过于重视资产　阶级，拉他进市民政府”。②这些批评虽然没有点陈独秀的名，但无疑主要
是针对他的。　据黄文容回忆，在中共“五大”召开的那些日子里，陈独秀是很苦恼的，
“晚上在房子里转来转去，直转到深夜一、二点钟，心情的确不安得很”。
③这种苦恼的心情该不会是陈独秀一人所独有的吧！①②
③黄？然回忆，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０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０、４１页。
《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　因为无论是陈独秀的报告，或是“五大”的决议都不适应当时革命形势　
的要求，都没有提出无产阶级独立地建立工农武装的任务，也没有提出无产　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切实的步骤，反而误认为在“四·一二政变”之后，
“资产阶级之退出，使国民党日益成为工、农、小资产阶级三种被压迫阶级　的联盟”，①而忽视了其中握有国民党中央大权的资产阶级及地主的势力，　
以致对国民党抱有幻想，好似国共两党的合作，真象是国际执委第七次会议　决议所说的那样贯串于中国革命的全过程。因此，强调合作，忽视斗争，甚　
至当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决议草案之后，也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　至于对两党关系的破裂，更是缺乏思想准备和应变的措施。共产党领导人之　
间，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同意见，但不足以形成一条正确的路线。
央委员。１０日，大会闭幕，在五届一次全会上选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等７人，和政　
治局候补委员４人；选出了政治局常委，由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后补　入瞿秋白）组成，由陈独秀任总书记。当革命处于日益紧急的时候仍然选举　
陈独秀担任总书记，这件事的本身反映了当时党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而　不是象某些回忆录所说是由于陈独秀在大会上接受了批评、承认了错误才选　
他做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若果真是个成熟的党，而不是幼年的党，就断然　不会推举出一位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３）第４４页。
不成熟的领袖。陈独秀的苦恼情绪决非是他个人独有的，而是一批年轻　的党的领导人在越来越复杂、越激烈的斗争环境中所共有的，它不过集中地　
由陈独秀表现出来罢了。
｛｛对土地问题的意见拒绝国际指示｝｝　宁汉分裂，既对立又统一。他们双方都在进行北伐，汉方沿着京汉线，　
宁方沿着津浦线，几乎是齐头并进，攻打奉系军阀。双方在政治上的主要分
界限，是宁方边北伐边“清共”；而汉方却依然打着联共的旗号，尽管这面　旗帜自从武汉国民党中央否决解决土地问题一案之后，已经无形中失去了它　的光彩。
通电，诬蔑工农运动使“商叹于市，农怨于野”，共产党“借口总理容　共，而喧宾夺主，以暴君政治扰乱我两湖”，①并率叛军直逼武昌，企图颠　
覆武汉政府。当叶挺率部狙击叛军的时候，武汉国民党中央发布了一系列的　压制工农运动的训令。
２１日，汉口《民国日报》发表了所谓制裁工农越轨行动，保护公正耆　绅训令：凡对侵犯“乡里公正富裕之户”的自由，“即无异反革命”。就在这　
个训令发表的同一天的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二团　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　
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①《国闻周　报》第４卷２２期。
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　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据蔡和森回忆：当时　他和李立三“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兜剿　
夏斗寅”，同时发动工农群众起来“作殊死战，乘机扩大工农纠察队武装，　并开赴前敌助战；同时提议积极准备武力对付，以暴动对付暴动”。这是个　
以工农为主力的进攻方略。但正如蔡本人所说，这些主张在当时不过是“本　能的偶然的提议”，并非如“事后追论”的那样“真知著见”。因此，不可能　
征得多数人的同意。罗易和瞿秋白都“以为现在中心问题还不是军事问题，　乃是与左派关系的问题，只有与左派弄好关系，一切政策才有中心”。鲍罗
廷和陈独秀都同意这个意见。　这次会议，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里，
有较详细的记载，会上首先有鲍罗廷和罗易各自发表长篇演说。鲍罗廷说：　现在国民党左派还是好的，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必须向国民党　
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现在与他们决裂，中国革命便会完全失败；因此中　共中央及一切工会农会团体应发表宣言，拥护国民党中央最近公布的取缔农　
民运动过火的命令。
罗易一反上次的意见，他说：蒋介石脱离革命以后，封建资产阶级的代　理人仍然留在武汉国民党里，并继续担任中央领导职务，他们否定土地改革　
的措施，导致国共两党关系的危机。共产党应动员广大的国民党党员推翻现　在的中央，这并不等于两党关系决裂或政变，而是使国民党民主化。中共中　
央应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所公布的一切反动法令。
鲍罗廷和罗易演说完毕之后，蔡和森说老鲍“把一切罪过通归于工农运　动过火，？？教我们去拥护他们咒骂民众运动，？？这样，还有什么原则。”　
罗易“所说的一些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　次开会都像上课一般，只是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这是不够的”。
推翻国民党中央，“在原则上是对的，但我们对左派群众的工作还是一　点没有准备。现在要一声呼喊与国民中央决裂，事实上不是政变也要发生政　变的。”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和森同志的批评是很可笑的，？？　其实老鲍与鲁（罗）易在根本原则上并无不同。”①两位外国人滔滔不　
绝地演说，蔡和森发现了他们之间意见的根本分歧，并提出了批评，但他也
没有提出什么积极的意见。瞿秋白则从中调和，并讥笑蔡和森。这就是“马　日事变”后中央政治局一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陈独秀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些什么意见，蔡和森没说。但在两年之后，　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里写道：他在政治局会议报告两党联席会议时说：
“我们和国民党所争的，？？　实际他们所要的是整个的领导权，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我们①以上引文
均见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罗易的发言，参见《罗易赴华使命》一书
《文件》第三十三。５月２４日，即根据这篇文件的日期确定的。　的面前：放弃领导权、或是和他们决裂。会议上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
的报告。‘马日事变’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上提议退出国民党”，会上多数　人“仍是以沉默的态度答复了我的提议”。这两次政治局会议是否包括５月
２４日这次会议，这无关紧要。因为陈独秀过去已经两次提出过退出国民党
的主张，现处在斗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他再次主张退出国民党，这是符合　他的思想的。但正如鲍罗廷所回答陈独秀的，“莫斯科必不容许”这样做。　
这就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持沉默态度的主要缘故。这时国共两党合作确实难　以按现状继续下去，这一点陈独秀看到了，但退出国民党以后，又该怎么办？　
陈独秀也没有提出什么主张，这也是会上多数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吧！由于　上述的原因，陈独秀对“马日事变”所采取的方针，就只能根据当时中共中　
央所实际执行的政策去判断了。
陪同赴湖南，一边查办许克祥，一边查办农民运动的过火。当代表团行　至岳州时，许克祥来一个逮捕与就地枪决的电文，６人即逃回武汉。其实查　
办许克祥不过是国民党玩弄的官样文章，而鲍罗廷却把假戏真做，自然是要　碰钉子的。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决定征调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　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了。２６日，中共中央议决：“现在既不是推翻　
他们（仇敌），也不是我们完全投降，还有中间的道路，票找这中间的路。　现在不宜于直接和他们武装冲突，我们的职任是等候时机，深厚自己的力量，　
以准备不可免之进攻。”我们在湖南虽然“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　地，武装起来，家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　
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　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①于是中共又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６月４日，陈独秀以总书记的名义签发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关于政局的公开信》，指出如果对许克祥的反革命的活动实行妥协的话，　将“非常严重的影响”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因此，中共向国民党提出了六条　
建议。第一条“明令宣布长沙叛徒许克祥等所组织之委员会系反革命，并令　军队联合革命的民众共同推翻之”。②于是国民党中央是否肯承认许克祥的　
叛乱是反革命便成了问题的关键。
其实，国民党中央的态度是早已有了的。他如果不否决解决土地问题案，　不发布那些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