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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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固然需要民主政治，
“然而民主革命这个口号，未免偏于纯资产阶级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　济地位，决没有欧洲十八世纪资产阶级的革命之可能”。②他朦朦胧胧地观　
察到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与中国民主革命之间的差异，但是他没有深　入地研究它们之间的质的区别，他不了解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只有
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民主革命的使命，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了解民　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与联系。陈独秀的认识水平在当时共产党里具　
有相当代表性，它是党的幼年性在革命理论上的一个主要表现。共产党必须　经过长期的革命实践，无数的革命志士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过程中，付　
出血的代价之后，党才能成熟起来。
①《本报三年来革命政策之概观》，《向导周报》第１２８期，１９２５　年９月７日。
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２８４页。
｛｛立于主体地位决策武装起义｝｝　上海，推翻反动军阀的统治，建立市民政权，领导上海工人举行了三次
武装起义。这期间陈独秀除到汉口出席十二月特别会议外，他一直坐镇上海。　共产党在工人武装起义中所执行的重大政策，都是经陈独秀认可，或是由他　
亲自制定的。这时期上海工人斗争的得失成败、功过是非，都同他的活动密　切相关，都反映了他的思想。
１９２６年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以后，挥师湘北。这时苏、浙、　皖、赣、闽五省联防军总司令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借口，迅即调兵遣将　
分三路援赣，并伺机进攻湖南，切断北伐军的后路。这使东南五省资产阶级、　士绅以及一些社会名流顿感不安，他们惟恐战火蔓延到东南，危及他们的利　
益和安全。苏州、无锡等六县商会会长联合通电，要求孙传芳“休养生息”。
①全苏公会赞同孙传芳“消极增防”，警告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不得越闽　赣边境一步”。②苏浙公团、全浙公会要求孙传芳“保持五省安全”。③上海　
总商会通电，要求孙、蒋双方“解除误会，划守疆界”，如战端一开则“商　家命①②③《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９、１２、１５日。
脉不通”。总之，他们既不同意孙传芳援赣，也不主张北伐军东进，一　味地要求所谓东南五省的和平。这时只有上海总工会发表通电，反对孙传芳
“援赣之军事行动”，①但孤掌难鸣，应者寥寥。中共四届三中扩大执委会　虽然通过了《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　
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
②但这时上海还不具备武装暴动的条件。　然而，战争的形势却发展得非常迅速。９月１日，北伐军攻克汉口以后，
即挥师东进，攻入江西。在福建战场上，北伐军攻克永定，孙传芳军两面受　敌，他把主力部队投入了江西战场，上海的防务一时空虚。
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诱发了上海资产阶级的头面人物和上海国民党负　责人士推翻孙传芳的统治、获取政权的欲望。
虞洽卿由于孙传芳取消了他的上海商埠帮办，推倒了他的上海总商会会　长的地位（改由亲孙的傅筱庵任会长），又解散了他所依恃的南、北市保卫　
团，“所以虞极反孙”，“极力联络”
共产党，希望帮助他“取得上海政权”。③国民党上海军事特派员钮永　健也“要工人帮助他，听他的号令起来动作”，答应在暴动成功后“保护工　人”。④①②③
④《上海自治市的运动计划》（十月十七日），《教育杂志》（区委油印刊　物）。
中共《中央政治通信》，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１５页。
《申报》，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５日。　起义和市民自治问题。区委书记罗亦农认为”应提出‘人民自治’的口
号”，建立“从虞洽卿起一直到工人”的联合战线，反对孙传芳的统治，“上　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①关于第一次武装起义的指导思想，根据　
罗亦农的讲话可概括为如下两点，一，起义“以商界为主体”，②“无产阶　级避免领袖地位”。如果无产阶级“急于来领导，必引起帝（国）
主（义）害怕，而大进攻，而大屠杀”，“资产阶级必害怕不来合作”。　所以“要把这个领导权给虞洽卿”。罗亦农说，这个政策区委“及中央都已　
赞同”。③这当然包括陈独秀在内也是赞同的。二，起义成功之后，“政权给　谁，？？工人可不参加，我们完全让他们组织商人政府”，“我们只求得民众　
自由，不要奢望”。④
这个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上海阶级状况，北伐军攻入江西　以后，上海资产阶级对反对孙传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上海工人没有武装　
起义的准备和经验，区委不能不采取慎审的态度，但是过分地重视了资产阶　级的力量及其革命性的一面。工人阶级不拿政权，或者如陈独秀所主张的共　
产党处在野党地位，就能“求得民众自由”，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不能　不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
资产阶级对这样的政策自然是乐意接受的，虞洽卿认为①②③
④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２０页，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
市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９日。　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３日。　
既有工人参加起义，又“以商界为主体的办法是对的”，①并表示“设
法捐钱”援助工人。②但当北伐军攻打南昌受挫之后，资产阶级害怕了。这　时区委又以“国民党的钮永健和吴稚晖二人为主力”策划起义。１０月１６　
日，孙传芳的部下浙江省长夏超宣布独立，并率部由杭州向上海进发。区委　确定起义的目的是要求和平！撤退孙传芳在上海的驻兵！上海市民武装自卫！　
上海市政归上海市民！等等。２４日，夏超部已被孙军击败，区委误信北伐　军攻克九江的传闻，乃仓卒发动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这时资产阶级“不　
干了”，号称拥有１０００人实力的钮永健，实际上不过百把人，工人纠察　队也只有２００余人③，且大多赤手空拳，因此，起义在当天就失败了。　
第一次起义的失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２５日，罗亦农在区委临　时主席团会议上指出：“过去我们只是要资产阶级起来，而我们只是后面跟　
着进行”，以后“要以自己为主体”，去“推动”资产阶级，过去当配角，今　后争主角，“惟此问题须到中（央）局讨论”。１１月２日，他在全体区委会　
议上又指明这次起义中的“一大差误”，是对共产党的领导力量“没有信　心，？？而依赖钮、虞”。罗亦农首先提出了武装起义以上海工人为主体的
基本方针。　陈独秀没有接受罗亦农的意见，到１１月上旬，他仍然认为“我们现在
可以要两个领袖，钮永健（是）军事的，虞洽①②
③活动分子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７日。　区委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０日。
卿（是）民众领袖”。　追击，孙传芳军也无力反攻，交战双方一时处于体战期。陈独秀指示区
委“可以停止暴动宣传，要注意工会及党的内部工作”。①同时，由于奉鲁　军阀张宗昌部南下援孙，使东南五省人民受到极大的震惊，于是区委积极开　
展市民自治运动，不仅国民党市党部、江苏省党部主张市民自治，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也发表宣言，谓“当此危急存亡之际，各界人民应起自卫，图谋　
永久和平。（一）划上海为特别市，永不驻兵，并本主权在民之义，以上海　市民组织市民会议，管理上海市政；（二）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三）　
拒绝奉鲁军南下”。②这个宣言得到了许多团体的响应，即使迷恋东南和平　的三省联合会③，其中也有不少人士转向公开地反对孙传芳。中共中央及时　
指示区委“要尽力拉出（三省联合会）各派分子”，与我们合作发动自治运　动。④
２８日，上海４００余团体５万余人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反对奉鲁南下　上海市民大会”，三省联合会的主要成员都到会讲话。大会决议：要求奉鲁　
军撤回南下军队：一致拒绝（奉鲁的）军用票：上海划为特别市，由工商学　各界组织自治政府。①②③
④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记录，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１７日。　三省联合会，由全浙公会（代表人为蔡元培、褚辅成等）、新苏公会（代　
表人为杨千里、张君劢、黄炎培等）和全皖公会（代表人为李次山、许世英
等）三团体组成。
《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１７日。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７９、９７页。　
会后，总工会纠察队作先导，举行示威游行。当晚，被查封的上海总工
会自动启封。　会是领导自治运动的统一战线组织，它由闸北商会、商总联会、上海学
联、全国学联、上海总工会和三省联合会六团体组成，“以实现上海特别市　市民自治，谋市民利益为宗旨”。①区委在市民公会和国民党省、市党部都　
建立了党团组织，以加强对自治运动的领导。群众性的自治运动为第二次起　义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革命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深深的裂　痕。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策动了一连串的破坏三大政策的活动。１９２７年
１月３日，他在南昌非法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将广州国民政府迁　至南昌，公然反对国民政府已通告全国迁都至武昌的决定，企图挟天子令诸　
侯，使国民政府成为他的囊中之物。２月２１日，他在南昌行营总理纪念周　发表演说，口口声声叫嚷要“制裁”共产党；驱逐鲍罗廷。并唆使他的党羽　
杀害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强行解散执行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和　学联。此后在九江、安庆也发生了同类性质的事件。蒋介石还派戴季陶到日　
本与外务省次官密谈，日本帝国主义者奔走于南北之间，撮合蒋介石与张作　霖相妥协，以致报界一时盛传“南北妥协共同反赤”之说。这位权势炙手可　
热的人物，他的一系列的反动言行不能不引起共产党人的戒备与批驳。
①《申报》，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７日。
演说，所谓共产党员排挤国民党员纯属诬陷不实之词，“事实恰正相　反”，蒋介石“对于腐败官僚投机分子方尽量容纳”，而对“共产党员却防闲、　
排挤，且一再声言制裁之，这究竟出于何项动机”？①陈独秀连续发表文章，
不指名地批判蒋介石“和军阀妥协便是间接和帝国主义妥协”，提醒人们“留　心着！
果有谁敢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之拉拢，而与北方军阀妥协，以葬送革命”！
②蒋介石演说开口“我主张如何如何，反对如何如何，时常‘我’呀和‘我’　的大喊，这在党便是表示‘我即党’，在政府便是表示‘朕即国家’，这些口　
气乃是个人独裁性之自然流露”。③指责蒋介石对盛传两个月之久的南北妥　协共同讨赤的言论，“无一字声辩”。但是，这些揭露和批判虽然是较委婉和　
含蓄的，但关心时事的人一眼便可看出指的蒋介石。
在中共上海区委内部讨论时，却无所顾忌的表明了他们对蒋介石的愤恨　和戒备心。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区委即明确指出中外反赤联合战线的危　
险性。罗亦农说：“上海为财源之地，北伐军如果一来，必将勾结资产阶级，　也许蒋介石到上海后，就正式攻击Ｃ．Ｐ．，而爆发直接冲突。”④区委决定　
发动以“工人为主的武装暴动，？？现在局面很紧，我们要赶快准备，①②
③
④区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７年１月２５日。　实：《我即党与朕即国家》，《向导周报》第１９１期，１９２７年３月
１２日。　实（即陈独秀）：《是谁愿与北方军阀妥协？》，《向导周报》第１８８期，
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
《向导周报》第１９２期，１９２７年３月１８日。　表示民众的力量”。蒋介石来到上海，“我们如无运动，他必与帝（国）　
主（义）妥协”。现在就要让民众知道，“蒋实为反革命”，但在“宣传时，　只用口头不用文字”。①这是区委第一次讨论反蒋问题，也是第一次把工人
武装起义的作用与防止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妥协联系起来。　方针。区委依据中央的通告于１７日发出《秘书处通讯（第十一号）—
—应付目前国民党内右派进攻及我们对蒋的态度》，这个文件的主要内容：　分析了１９２７年２月间的国内斗争形势，指出“北伐军的胜利，革命势力　
之伸长”，迫使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势力变换压迫民众的手法，“不由外面进　攻，而从内部破坏”。因此，国民党内部的斗争“已成为目前革命中最严重　
问题”，政府迁移南昌之说，工农运动受摧残，“皆是右派进攻的具体事实”。　我们对于右倾势力的进攻，“无论在任何方面，皆准备与之冲突，不能让步，　
因为让步就是革命的损失”。中央决定斗争的方针及对目前工作的意见是：
“１．不可使这个争斗简单成为Ｃ．Ｐ．与Ｋ．Ｍ．Ｔ．的争斗，无论在任　何斗争中都要拉出左派，与左派联合进行：２．不过所谓与左派合作，是要　
我们能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我们，而不是要左派为主体，我　们去助他。？？总之，我们以后在一切斗争中一定要自己肩起责任去冲锋，　
但同时又不要丢掉了左派，要领导着左派联合进行，要使这个争斗在①
②《“六大”以前》第７２１页。　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１１５、１１８页。　
形式上是左派与右派的冲突，而不是简单的Ｃ．Ｐ．与Ｋ．Ｍ．反对蒋
之个人独裁”，“现时蒋介石已成为反动势力之中心”，但“只能在口头上宣　传，文字上不能明提蒋介石的名字”，要依据事实“用很巧妙的词句暗射蒋　介石”。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最重要的是第（２）点，它鲜明地指出共产党在同国
民党左派联合时，要“勇敢的立在主体地位，使左派来帮助”共产党，也就　是自觉地主动地肩负起领导革命的职责，改变“以往在Ｋ．Ｍ．Ｔ．中斗争，　
均是要左派顶头去干”，共产党“只在后面出主义（意），不肯直接上前”，　以致“左派一退”，共产党“也跟着退”的状况。①这个指示反映了中共中　
央对革命领导权和同左派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独秀是中共　中央总书记，这个指示如果不是他首先提出的，也必定是经过他同意的。而　
且在第三次起义时，他所提出的许多主张，都是和这个指示的精神相吻合的。　因此，有理由作出这样的判断：这个指示也反映了陈独秀对革命领导权（至　
少表现在上海工人斗争中）问题认识的转变，并自我批判了他过去的一些观　点。例如，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特别会议上所陈述的一些观点：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