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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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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巩固国民政府”。陈独秀的这些意见无疑是正确的。
那未，在当时应当不应当进行北伐呢？陈独秀“肯定的说，现在国民政 府之北伐还不是由革命势力膨胀而向外发展，乃是因为吴佩孚进攻湖南，国
民政府不得不出兵援湖南自卫”。“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 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吴佩孚之南伐。“广东民众的口号不是北伐而是
‘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也“不是响应北伐而是‘拥护革命根据地广 东’”！①陈独秀对北伐所持的态度，较１９２６年①《论国民政府之北伐》，
《向导周报》。 陈独秀之所以对北伐抱消极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伐不符合他
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设想，即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暴动。他早在１９２
４年１０月曾主张国民党应“毅然决然抛弃以前的旧政策。建立政府，军事 行动，北伐，西南团结等等”，到“民众中做广大的政治宣传，组织工人、
农民、兵士的大民众”，而后进行“联合的大暴动”，①推翻军阀统治。
后来广州政府经过平定商团叛乱，东征与南伐，统一了广东全境，这时 陈独秀虽然承认广州政府是个革命政府，但依然强调“集中民众的组织，民
众取得武装”，②经过长期的努力与斗争，解除军阀的武装。因此他认为国 民政府北伐“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民众
的暴动”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以后③，才可举行。这种一宣传，二组织，三 暴动的革命模式，是陈独秀对北伐持消极态度的重要原因。另一个原因是他
预见到北伐战争中的隐患，那些怀有“个人权位欲”的将领们，将借北伐之 名一边扩充实力，一边践踏人民的利益。但是他没有采取正确的政策防患于
未然，或减少当隐患一旦成为事实之后对革命可能造成的危害。 陈独秀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得到了张太雷的赞赏，受到了瞿
秋白的批评。张太雷在《独秀的意见是对的》一文中指出，国民政府“应除 去使农民怀疑的原因，政府不可因北伐而忽略人民的利益，？？革命同志应 当承受这①②
③《答张人杰》，《向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世界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新青年季刊》第５号，１９２６年
５月３０日。
《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周报》第８５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
１日。 样的忠告的”。①瞿秋白写作了《北伐的革命战争之意义》一文，指出
北伐战争“是五卅运动之继续发展的中枢”。“三二○事件”后，“民族资产 阶级夺到了领袖权”，可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左派）的革命化，是异常之
迅速急剧，现时民族资产阶级的指导权，已经亟亟乎殆哉了”！而且北方的
“反动政局决不足以完全镇压农民，正足以使农民革命运动日益迅速的发 展”。瞿秋白对北伐的态度是积极的，却对形势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但他
指出的“无产阶级正需要在革命战争的过程中，实行其力争革命领袖权之斗 争”，②是非常正确而又十分重要的。这篇文章“《向导周报》编者拒登”，
这可能是陈独秀所为。③
陈独秀的文章在国民党里引起了更大的反响。“中派及右倾的左派领 袖，均表示不满”，顾孟余斥责陈独秀“有意挑拨人民与政府之感情”，张静
江请鲍罗廷“劝仲甫勿再作这类文章；黄埔特区党部则提出中央党部控告， 并禁止同学购阅向报，左倾分子不赞成，竟至用武”。在中央党部开会讨论
控告问题时，“李济琛第一个起来说这篇文章并不错，孙科亦然，左派诸人 亦借此机会向中派发牢骚，最后勉强敷衍的由主席张静江写一信给仲甫”，
④指责陈独秀对北伐“糊涂闪烁，加以投机权位之恶名”，并说“因北伐而 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你却“据远道传闻，遽施攻击，？？”①②
③
④《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４７页。 郑超麟：《我对瞿秋白的一些回忆》，《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４２期。
《瞿秋白选集》编辑组：《瞿秋白选集》第２９１—２９３页，１９８
５年版。
《人民周刊》第１８期，１９２６年８月１２日。 陈独秀对张静江这样一个头面人物的来信，把它刊登在《向导周报》第
１７１期的读者来信栏里，并作答复，这自然是要存心贬低他。陈独秀在答 书中说：北伐军“是否含有投机权位分子，即训练最好之党军现在是怎样，
你们倘不需求我详细指陈，我姑且不必多说”。
至于筹款，既然出兵，那当然是“不得已”的，“然不筹之于殷商，不 第之于官吏中饱，而摊派公债预征钱粮及于小商贫农，且有恢复赌捐之议，
好一个不得已之办法，这都是远道传闻吗？”你说我“对于国民政府的政治 实力及国民革命军革命一概加以否认，？？尤近于臆断”。我认为“凡是尊
重国民政府的人，应该要求他有高度的革命性，事实是怎样呢？中山先生拥 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现时还在推翻的运动中，
北伐总司令部成立后，国民政府几乎无形取消了”。广东、广西许多县的农
民“被驻军县官蹂躏的事，你们不知道吗？中央党部中，国民政府中，都有 大喊农民协会是土匪，你们不听见吗？这样怎令农民不怀疑！？？”①陈独
秀的答书痛快淋漓，好似把“三二○事件”以后憋着一肚皮的晦气一股脑儿 地发泄了出来。
但是，陈独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批评，并不能对北伐战争的进行产 生多大的影响。
７月１１日，北伐军占领长沙，然后挥师北上。９月７日攻克汉口，而 后东进江西，与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部展开激战，并于１０月９日第
三次攻克南昌。１０日占领武昌，击败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北伐①《向 导周报》第１７１期，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０日。
军进军之迅速，出乎交战双方的意料。在北伐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７ 月３１日中共中央及时发出《通告第一号》，说“在一月前还是为防御吴之
南侵必须北伐”，现在“乃由防御而转为进攻形势”，北伐“是为民众争自由 而战，应该由民众积极的起来推动这个北伐，响应这个一北伐，才能使北伐
更具有革命意义”。①这时，陈独秀纠正了他对北伐的消极态度。但是北伐 战争的胜利推进所造成的革命形势又远远地向前发展了。
北伐战争首先使两湖地区出现了革命高涨的形势。人民支援了北伐战 争，战争的胜利为群众运动的迅速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两湖地区的国民
党组织基本上是由共产党人建立起来的，现在得到了发展壮大的机会；地方 旧政权有的崩溃，有的瘫痪，新政权的建立刻不容缓。另一方面，那些怀有
二心的北伐将领，虽然扩充了地盘和实力，但他们正忙于同直系军阀厮杀， 他们还没有站稳脚跟，稳住自己的阵脚。蒋介石由于在“三二○事件”赶走
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战斗力衰退。同时由于北伐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部 扩充至六师之众，占据了两湖，蒋唐之间开始发生了矛盾，但无论是蒋，或
是唐，他们这时都还需要共产党的支持。北伐战争的进展，确为中国共产党 争取革命领导权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时机，问题是中共中央和陈独秀能不
能把握住这个时机，和用什么政策去争取领导权。
面临着北伐战争引起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与远东局于①《中共中央文件 选集》（２）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东中派政权之下，“亦可发展农民运动，这个见解完全不合实际。因为 我们要不反对中派政权，只有停止发展农民运动；愈发展农民运动，则民众
愈不满足，愈反对中派政权。”这个见解是非常正确的。问题是用什么政策 和策略去对付中派政权呢？
会议认为“不维持中派政权有三条路可走：一，迎汪倒蒋；二，汪蒋合 作；三，使蒋成一个左派，执行左派政策”。
会议经过讨论之后，感到“第一个办法太危险”。现时正在北伐，一旦 去蒋，影响不好，而且继蒋而起的唐生智等“亦不可靠”。他们现在虽然反
蒋，“恐怕去蒋后，行动比现在之蒋还右”。“第三办法进行亦多困难。？？ 比较最好的是取第二办法”，即迎汪复职，汪蒋合作。陈独秀和国际代表过
分地重视上层人物的力量，他们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蒋介石、唐生智、汪精 卫等，完全忽视了在北伐的新形势下，发动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壮大两
党的组织，建立地方革命政权这一重要任务，更不要说乘机建立工农武装力 量了。
迎汪复职的主张提出以后，蒋介石即派胡公冕来上海见陈独秀，“请
Ｃ．Ｐ．勿赞成汪回，？？汪回后将为小军阀所利用和他（蒋）捣乱”。陈 独秀回答说：是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赞成汪精卫回来的，“一、是汪蒋合作，
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之军事首领地位，愈加充实，扩大蒋之实力 作更远大之发展，决不主张别的军人拥汪以倒蒋；三、不主张推翻党务整理
案”。①总之，在陈独秀看来，“现在已非汪回不可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２）第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１页。 了”，①“汪回左派将有中心，左派政权在广东将能建立”。②９月２０
日，中共中央局作《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系统地提 出了迎汪复职，汪蒋合作的方针。《报告》认为“革命势力分散了是不好的；
但现时的军队，若果权力集中在一人之手，反而更有右倾的危险。因此我们 现时对于蒋唐的冲突不去助长，也不去消灭，只维持其平衡，在这个平衡的
维持中，还可以逼他们多做点革命工作。”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蒋介石“只 能做国民政府军事首领，党及政府首领仍请汪回任，否则无法减少”唐生智
等人对蒋的“反感”。③
军权归蒋，党政大权归汪，那末什么权力归共产党呢？陈独秀说：“我 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④共产党“必须立脚于
在野党地位”，⑤党权、政权、军权都一概不要，这正是制定迎汪复职、汪 蒋合作这一右倾错误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这个政策不仅在共产党里得到了贯彻，例如，１０月２２日湘区书记的 报告里就明确地向中央表示要“彻底的取在野党的态度”，⑥中央要求江西
一些担任地方行政职务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
⑥《中央政治通信》第１０号，１９２６年１１月３日。
《中央复湘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６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７日。
《中央给鄂区的信》，《中央政治通信》第５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２７日。 陈独秀在“五大”上的报告，《中共党史资料》，１９８２年第３辑第２
４０、２３９页。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１９２２—１９２６）第１１３页。
《中央政治通信》第３号，１９２６年９月１５日。 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①也推行到国民党和群众团体。
因为迎汪复职的目的是削弱蒋介石的专权，这在当时不仅为国民党左派
所拥护，也是那些出于个人权力欲的右派分子所乐于接受的。１０月中旬， 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中央委员和各省市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迎汪复职案。
当两种势力因利害关系而发生矛盾的时候，第三种势力若企图使这两种 力量保持均势，而不致发生尖锐的冲突，那就必须具有较强大的实力，因为
只有用实力才能维持两种势力的平衡，并使其向有利于第三者方面发展。可 是当时中共除了掌握群众运动的领导权，并没有掌握军权、政权和国民党的
党权，这是迎汪复职、汪蒋分权合作，纯属为他人作嫁的政策产生的客观原 因。因此当均势一旦破裂之后，为他人作嫁者往往会成为两方的牺牲品。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迎汪复职、汪蒋合作政策的产生，若就陈独秀本人的 思想而言，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对资产阶级力量的错误估量，陈
独秀认为现时中国
社会“民族资产阶级还未完全形成，故进步的资产阶级也只有走向 Ｋ．Ｍ．Ｔ．来”。
在民族革命的时代，和中共合作的“Ｋ．Ｍ．Ｔ．乃是现时中国的惟一
民族党”。国民党里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已走上了民族革命的道路”；代 表买办、地主、军阀的老右派已被开除出党；代表资产阶级的新右派与左派
“均尚在形成的过程中”；新右派的力量虽“不及老右派①《罗易赴华使命》 第３３页。
大”，但“确是反对老右派的”。①陈独秀就是这样分析资产阶级和新右 派势力的，在他看来民族资产阶级既然“还未完全形成”，新右派和左派也
不过是“在形成的过程中”，而且又“确是反对老右派的”，因此争夺领导权 的问题似乎是压根不存在的。
二、不理解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他认 为现在既然“是国民革命时代，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时代，现在
不但资产阶级需要民主政治，即无产阶级亦需要民主政治，或者比资产阶级 需要民主政治更为迫切；因此，？？即在国民革命成功后之建设时期，也必
然是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并且还不是工农政府； 在那时革命的民主的民众政权之下，中国的资本主义当然要发展起来，也只
有到那时，真正的中国资本主义才能够自由发展。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 义者，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
社会”。②革命成功之后，既然政权落在“现在这样的左派领袖之手”，③因 此也就用不着去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了。陈独秀还惟恐资产阶级不放心，说“至
于国民革命成功，共产党便要与国民党左派争政权，这也是不会有的事。共 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
类问题”。④①②③
④《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 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８３页。
《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７２期，１９２６年９月
２５日。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２）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那末未来的新政权给工农什么利益呢？陈独秀回答说：在工人方面如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工会自由，改良待遇等等。“至于农民政纲如武装、 土地及农村政权等要求，左派未必充分容许。我们和左派的联盟，将来会因
此分裂，？？ 这时候世界革命的状况或已有新的变化，中国的国民革命也许转入一个
新时期”，但这是“较远将来的事”了。①可见陈独秀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 领导权的见解，又回到了他在１９２３年４月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
的资产阶级》一文中所表述的观点：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这次他所表述的二次革命论的观点较过 去更明确了，而且出现在北伐战争的高潮期，因此它的危害性也就特别明显 和严重。
陈独秀在１９２５年９月曾说过这样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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