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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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　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　
国》的编辑。１９１７年９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戴任法制委　员会委员长。五四时期，戴与沈玄庐等一起办《星期评论》，又与胡汉民、　
廖仲恺等办《建设》杂志。这两个刊物在当时都以介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　义学说和研究劳工运动而闻名于舆论界。戴季陶研究劳工运动的目的并不是　
为了争取劳工的解放，他认为“许多无组织无教育无训练又没有准备的罢　工，？？是一个极大的危险”，应当“用温和的社会思想，来指导社会上的　
多数人”。①他反对军阀专制，提倡民主，也另有怀抱，认为资产阶级民主　制是“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除此而外，再也没有”其他的方法了。②　
戴季陶是一个政治嗅觉相当灵敏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劳工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社会革命的发生。
起经营证券物品交易所，干买空卖空的投机勾当。国民党改组时，他主　张单纯的党籍，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仍保留共产党籍，当时由于孙中　
山坚持国共合作，他才不敢公开反对。１９２４年１月，他在国民党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以孙中山的秘　
书和翻译的身份，陪同孙中山北上，自广东取道日本到达天津和北京，同段
祺瑞谈判。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孙中山与世长辞。　此后，戴季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自居，写文章，发表演说，恣意阉
割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发挥旧三民主义的消①
②《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方法》，《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　月２２日。
《访孙先生的谈话》，《星期评论》第３号，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２日。　极因素，鼓吹中国的封建道统，并启用原名戴传贤，以示旧道统由尧舜
禹汤文武周公传之孔孟，孔孟传之孙总理，总理传与他。　在五卅运动中，戴季陶看到了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日益增强，他
忧心忡忡，觉着再也不能“沉默敷衍含混”了，他站了出来，明确地表述他　的观点：“真正的国民革命，是要真实的国民革命主义者，才可指导得来，　
才可以得到民众真实的信任。”因此，就非“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　党员不可”。戴季陶就是抱着这样的目的写作《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　
书的。他在这本书里一方面斥责国民党右派“腐败卑劣”，不干实事，“到了　无可如何，顺便用‘反共产’的口号来掩护自己不能信仰三民主义，不能革　命的罪恶”。
另一方面着重攻击共产党。他口口声声地说，他的心目中“只有一个中　国国家和民族的需要”，“我们非得到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便什么问题都无　
从谈起”。就在他高谈“国家的自由民族平等”的同时，诋毁马克思主义阶　级斗争学说，反对共产党。他说国民党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三民主义，“绝　
对不须用唯物史观做最高原则，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　主义是一个政党的基础，是它的“共信”。
“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诬蔑共产党员加入国民　党是采用的“寄生政策”，极力主张将共产党员从国民党里驱逐出去。①
戴季陶左右开弓，既反右又反左的言论，深刻地反映了①以上引文均见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　五卅时期资产阶级的矛盾心理，他们虽然有反帝反军阀的要求，但更害
怕由共产党代表的猛烈增长的工农群众势力。那么出路何在呢？在戴季陶看　来只有“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才能够领导国民革命。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比较系统的提出了资产阶级的理论，它　的根本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地位，遏止和控制无产阶级的势　
力。因此，这本小册子一经出版便受到了陈独秀、瞿秋白等人的批判。
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这封信一开头便指出“自国民党改组以后，　排除共产派的运动，不曾一日停止过”。你现在对于共产派的态度与右派谢　
持、马素等人“无甚出入”。你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中，“错误　的见解非常之多”，我现在“只就你所持排除共产派的根本理论及批评共产　
派的态度”做一简单的答复。
共产党为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平等的“异常迫切”的心情，胜过你所说　的那些“单纯的国民党党员”。你的根本错误是借口“完成国家和民族的需　
要，便抹杀阶级争斗的需要”，这“不但抹杀阶级利益，并且使民族争斗之　进行要受到极大损失”。因为，“国民革命之成功，当以工农群众的力量之发　
展与集中为正比例；而工农群众的力量，又只有由其切身利害而从事阶级的　组织与争斗，才能够发展与集中。因此，在殖民地半殖民地主张停止阶级争　
斗，便是破坏民族争斗之主要的力量”。“你们若当真在行动上拥护工农群众
的利益，便自然要形成阶级争斗”。否则，你们党纲上所写的拥护工农利益　的话，便是“一种不兑现的支票”。
你认为“如果阶级争斗学说在国民党中盛行起来”，将会影响国民党组　织的巩固，破坏国民党的“共信”。其实“国民党的共信，只有对外谋求民　
族解放，对内谋求政治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此　外，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学说、资产阶级欺骗工人的劳资调协说和仁爱说，　
都“不能做国民党的共信，因为国民党不是一阶级的党”，“于共信（即共同　利害所产生的政治理想共同点）之外，便应该有别信（即各别阶级利害所产　
生的政治理想各别点）存在”。至于你对唯物史观的“信口批评，乃是政客　攻击敌党的态度，而为真实的学术界所不许”的。
“你说我们：‘只借国民的躯壳，发展自己的组织’？？
‘尽量在中国国民党当中扩张Ｃ．Ｐ．或Ｃ．Ｙ．的组织’”，这纯属颠　倒是非。事实是“年来由国民党员加入Ｃ．Ｐ．的很少很少，比较Ｃ．Ｐ．加　
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百分之二，比较由Ｃ．Ｐ．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大约不及　千分之五”。试问：“究竟是国民党帮助Ｃ．Ｐ．发展，还是Ｃ．Ｐ．帮助国　
民党发展呢？”
为什么“你闭着眼睛硬否认事实”！　陈独秀在信的末尾指出，你这部书必有许多人利用它“做反动宣传，？？
对于这一点你须深加省惕”。①陈独秀对戴季陶的批判是及时的，某些立论　也是正确的，但没有击中要害。这主要表现在对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问题　
缺乏认识，因而批判不力，斗争不坚决。戴季陶主张只许①③以上引文均见
《给戴季陶的一封信》。　有共信，不许有别信，否则就把坚持别信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去，使国民
党单纯化，使资产阶级掌握整个的革命领导权。那时，国共两党的关系可以
“联合组织一个共同的最高干部，处理关于国际的问题，和对付共同敌人的　问题”。①陈独秀对于戴的这种破坏国共合作的言论，虽然也指出“这分明　
是想把全党各阶级的分子成为某一阶级化，可是这个野心的企图，在现时的　中国国民党中，颇难实现”。又说“你如果真有这个企图，在理论上我当然　
不必反对，因为政党随着阶级分化而演进，本应该是这样；？？然而在事实　上，我以为你这个企图，现在或者失之稍早”。③
什么“颇难实现”，什么“失之稍早”，纯属是书生的迂腐之见。陈独秀　把戴季陶排除共产党，夺取领导权的斗争，皮相地看作为政党的阶级属性问　
题，他们的争论点似乎是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时间早晚的问题。因此陈独　秀在批判戴季陶的同时便准备退出国民党，退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领　
导权的最重要的阵地。
议。这次会议除总结五卅运动的经验外，主要的任务是制定党的方针政　策，特别是制定对国民党的政策。就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提出共产党员“应　
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始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　国民党政策所牵制”。②于是戴季陶与陈独秀两人从不同的观点出发：戴季　陶①
②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戴季陶：《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是站在国民党右派立场上要把共产党员撵出去，陈独秀主观上是为维护　党的独立性，摆脱国民党“牵制”；戴季陶是自觉地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
陈独秀是自愿退出和放弃领导权的争夺。戴陈二人的出发点尽管不同，但殊　途同归，结果都是使四个阶级的联盟——国民党，变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　党。
陈独秀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一事，自始就缺乏信心”，“他一直以客　卿自居”，①国民党里一有风吹草动，他总不免有悔不当初之感，嚷嚷着要　退出国民党。
陈独秀的意见受到了“当时的国际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一致严厉的反　对”，使他“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②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　
产党的职任议决案》，重申“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　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指出戴季陶的小册子代表了右派国民党的思想，“假　
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　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　
系议决案》还进一步指出“共产党现在的职任，便是更加应当继续与国民党　合作的政策而与大多数群众接近”，并“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　
左派与右派斗争”。③大会决议的精神是积极的，也是符合国共两党合作以　后的实际状况的。国民党这一组织形式确实为共产党联系广大群众提供了许　
多的便利条件。五卅运动固然是①②
③《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第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７页。　陈独秀：《告全党同志书》。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中共领导的，如果没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声势。省港
罢工如果没有广州政府的支持，也不会坚持那么长久。　但大会的决议也并非是完满无缺的。决议规定“非必要时，我们的新同
志不再加入国民党，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尤其是高级党部（完全在我们势　力支配之下的党部不在此限）”，这个规定不利于争夺国民党的领导权。决议　
还试图另“找一个与国民党联盟的好方式”，既不受束缚，又“能扩大这一　联盟”。①其实，就两党合作的基本形式而言，除了党内合作，就只有党外　
合作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好方式”呢？决议里的这些条文反映了幼年他　党面对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这一特殊的联盟形式，以及联盟内部左右派的分　
化和一再受到攻击与排斥之后，还不能得心应手地处理这种极为复杂而又奥　秘的关系，大会否决了陈独秀的意见，但也不免有些瞻前顾后、游移不决的　情绪。
月２３日，一批老右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十余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　国民党中央全会，通电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日停止职权，开除任国　
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的党籍，开除汪精卫党籍六个月，西山会议派公开　地从国民党分裂出去。
同时，国民党内又出现了以戴季陶主义为思想基础的新右派。　因此，怎样划分国民党的左右派，怎样对待新右派，便成了能否正确执
行十月扩大会议所制定的团结左派打击右派政策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１）第４１７、４０５页。　的首要问题。陈独秀在这年年底撰写的《什么是国民党左、右派？》和
《国民党新右派之反动倾向》两篇文章，就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的。　陈独秀认为西山会议派“这班代表官僚买办阶级的右派，已公然反动，　
他们虽然还以国民党自居，并且以纯正的国民党自居，可是我们只能当他们
是社会上的一种反动派，不能当他们是国民党右派了”。而新右派“只要他　们不右倾而至于反动，还算是右派而非反动派，我们对于这种右派，并不特　
别反对”，可是现在“新右派，一开始即带有反动的倾向”，他们“在理论上　并且在组织上（孙文主义学会）形成起来，一天比一天明显；？？并且在事　
实上他们既反对阶级争斗，反对苏俄，反对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　反对国民政府，客观上便实实在在的帮助了反革命和帝国主义者”。这个分　
析是正确的。但是，陈独秀过分地强调了新老右派组织上之分界限（老右派　已分裂出去，新右派留在国民党里），因此，认为“即右派，亦应与之在每　
个行动上联合作战”，如果新右派的反动倾向“继续发展下去”，便和西山会　议派一样成为反动派了，那时“‘新右派’这一名词便应该取消了”。至于戴　
季陶，陈独秀说他“未曾出席西山会议，正因为发见了他们这种反革命的阴　谋”，那当然属“不必特别反对”之列了①。
陈独秀煞费苦心，要在西山会议派与新右派之间在政治上寻找一条分界　限，却完全忽视了西山会议派之所以分裂出去，主要是反对国民党的三大政　
策，而在这一根本点上，新①《国民新右派之反动倾向》，《向导周报》第１
３９期，１９２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右派与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实质性的差异。新右派比那些分裂出去的老右
派要聪明机灵得多，他们对革命有更大的危害性。　他们是决不会从国民党分裂出去的，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他们的发祥与发
迹之地，有朝一日必将下令驱逐“客卿”。　陈独秀把新右派作为共产党的联合对象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对革命形势
的消极的估计。　当时，北方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动荡。１１月２２日，奉军第三军团第十
军军长郭松龄倒戈，进军山海关，以武力逼迫张作霖下野；国民军总司令冯　玉祥响应郭松龄，率部进军天津；２８日，北京市民五万余人举行集会、游　
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拥护广州政府，段祺瑞下野等口号。但不久，郭松　龄被捕杀；冯玉祥通电下野，国民军四面受敌；北京市民反段运动失败。奉　
军气焰复张，并与直系吴佩孚相勾结。陈独秀认为“革命低潮到来了”，要　实行让步的策略，“主张尽可能地把各方面的‘人物’都包括进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中去”。①避免西山会议派的活动，造成国民党的全面分裂。
于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陈独秀“主动，并获得　维经斯基的协助”，同和西山会议派有或多或少联系的孙科、叶楚伧、邵元　
冲在上海“苏俄领事馆内，商谈国共关系问题”。中共方面参加这次会谈的　除陈独秀外，还有蔡和森和张国焘。会上陈独秀首先发言，“表示中共并没　
有包办国民党事务的企图，而且反对这种企图。中共中央已通知各地党部，　多推选国民党人士出席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①《吴玉章回忆录》第１３
２页。　中共亦不希望在大会的中央委员改选中，增加中共方面的国民党中央委
员人数”。孙科等表示“只要情况许可，他们都愿意去广东参加大会”。这些　意见始终是得到维经斯基“支持”的。会后中央派张国焘到广州去，代表中　
央指导在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