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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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会、学生会以及各种社会团体一致援助”，发表“宣言或通电反对日本人　枪杀中国工人同胞”，募集捐款，支援罢工工人。
５月１９日，陈独秀又签发了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指出“形势至为严　重，我们在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上，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工作上，在反抗日本　
所主持的安福政局上，都应该号召一个反对日本的大运动。除前景通告外，　为加紧此项运动计，再发此通告，望各地同志执行下列二事：（一）各地应　
即邀当地Ｃ．Ｙ．组织开一联席会议，下全体动员令，组织游行演讲队，胪　列日本最近压迫中国人的事实？？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加以总攻击，不必以上　
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此项演讲队并应设法令民校（指国民党——笔者）各　区分部校友和我①
②《被压迫者的自由与赤化》，《向导周报》，１９２５年２月２１日。　中共上海地委会议记录，１９２５年５月１５日。　
们合作。（二）运动各地各公团开联席会议发表宣言，指斥日本人历来
压迫中国人之罪恶，？？”①三十二号通告的内容侧重于在舆论上、经济上　支援上海工人，而三十三号通告无论在内容或基本精神上都发展了三十二号　
通告。它充分证明在顾正红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　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运动”。为此，明确　
地指出在发动群众时“不必以上海纱厂工人事件为限”，而应当通过揭发“日　本历来压迫中国之罪恶”去激发群众的斗争热情；这次斗争不是局部的地方　
事件，而应该扩大到全国；斗争的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而不是　一般的经济斗争。五卅运动之所以能迅速地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民族解放运　
动，诚然有许多原因，陈独秀签发的两份通告无疑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通告》下达以后，各地党组织行动起来。中共上海地委立即召开宣传　联席会议，准备举行露天演说，并在公祭顾正红烈士时，联合各界举行反帝　
示威。但是参加公祭大会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除了少数的学生外，还没有争　得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援，原定的示威计划只得暂时取消。不久，少数学生
在租界为工人募捐，或为参加公祭大会途经租界时被捕了。　租界当局还决定于５月３０日审讯被捕学生，于是引起了各校学生的公
愤，运动出现了扩大的势头。　次会议的有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等等。会议决①《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１）第３３４页。　定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向学生进行宣传，“并须派工人同志同去”；
印行传单，“包括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动员和组织学生于３０日到租界进行　反帝大宣传，①声援工人，营救被捕学生；同时反对公共租界当局提出的交　
易所注册、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等提案，这些提案损害中国的主权，　直接的受害者是上海中小资产阶级。３０日，约有３０００学生上街演讲，　
他们的呼声反映了上海各界人民的共同要求。下午，英国巡捕发射排枪，疯　狂屠杀学生和市民，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的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宣布上海总工会公　开成立；建立反帝联合战线组织，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联、全国学联、上　
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和上海总商会组织工商学联合会，作为领导反帝运动　的公开机关；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总商会拒绝参加工　
商学联合会，但在工人、学生和死难烈士家属的呼吁、泣诉、围困之中，终　于在３１日夜下达罢市令。帝国主义者的屠杀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人民掀　
起的三罢斗争鼓舞了全国人民。从此，反对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的革命运动如狂涛怒澜汹涌澎湃波及四面八方，席卷全国６００座城镇，有　
从５月１５日至３１日，是五卅运动的发轫期，在这短短的半个月里，以陈　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了层层发动，逐步扩大的方针。它以工人阶级为主　
体，首先向青年学生进行宣传，接着又以青年学生为中介，发动广大的市民　和中小商人，然后由工人、学生和中小商人联合起来，共同促使大资本家团　
体——上海总商会下达罢市令。这个方针是英明正确①据该日会议记录。　关于２８日会议，１９３５年李立三在莫斯科写的《纪念蔡和森同志》　
一文中说：和森同志在会上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　发展的反帝斗争汇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　
反帝力量的援助。”因此，他主张“在五月三十日在租界上组织反帝示威运　动。？？最初在中央内部如陈独秀之流都认为是‘空泛不切实际’。经过长　
久的辩论以后，得到了多数的通过。然而陈独秀还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　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和森同志马上起来批评说：这是一种犯着近视　
病的观点，只看到上海多少党团员的机械估计，而没有看到目前正在酝酿着　的整个的革命形势，？？我们的目的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
五万人，至少也是三、五千人。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　了。”（《红旗飘飘》第五集）　
这个蔡陈之争的说法，曾为许多党史学者所采用，并据此指斥陈独秀为
右倾机会主义者，近年来有人对此说持怀疑或否定态度，笔者也有同感。　理由如下：
（１）把经济斗争转变为政治斗争这在“四大”的《对于职工运动之议　决案》、５月１日至７日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工人阶级与　
政治斗争的决议案》里都已有明白的表述。（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１）　第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５、３３６页）中央第三十三号通告也力图实现这　
一转变。为什么现
在又发生了蔡陈之争，令人难以理解。
（２）李立三在１９３０年２月１日所作的《党史报告》里说：“党虽　然决定了示威的路线，可是谁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革命高潮的起点，当时估量　
示威参加人数，以为至多三百人”（中央档案馆：《中共党史报告选编》第一　册）。
“谁都看不清？？”，当然也包括蔡和森在内。为什么在１９３５年又说
“和森同志的预见在五卅这一天完全证实了”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３）据２８日会议记录，确曾讨论过上街人数，和森要求“须有各方　面之明了统计”。代英说：“民校在事实上确实不能有明了统计（的）把握，　
以为先行二、三百人出发演讲。”（该会议记录不见陈独秀的发言）事后他还　说“最初大家都以为学生一定不敢冒险到租界上来演讲，有些人相信至多只　
有三百人可以出来”（上海社科院历史所：《五卅运动史料》第一卷七页）。　这里所谓“大家？？”或“有些人？？”，都是泛称、并非专指某一个人而　
言。即使陈独秀估计上街人数是二、三百人，也不能因此被指责为右倾机会　主义，何况会议是通过了发动学生于３０日上街演说的决议的。
（４）蔡和森在１９２７年９月写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在　五卅运动初期，党的上级机关尚不存在机会主义。”笔者认为这一论断是符　合历史实际的。
的。　据张国焘回忆，５月３０日晚上的会议，中央领导进行了分工，由陈独
秀“居中指挥”。①又据郑超麟回忆，在五卅运动期间，自始至终在上海参　加领导工作的中共中央委员只有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三人。彭述之因患　
伤寒病于２月间住进医院，到中秋节才出院。蔡和森于“五卅”后不久便去　北京疗养气喘病，１０月间返上海，旋即赴莫斯科。三位中央委员的分工：　
陈独秀照顾各方面，瞿秋白主编《热血日报》，？？上海总工会对外是李立　三做事，对内是刘少奇做事。刘少奇把整个总工会工作做得井井有条。学生　
运动和国民党方面由恽代英负责，教职员工作由沈雁冰、杨贤江负责。陈独　秀既然是总书记，他在总的方面自然要多负点责任的。
陈独秀密切注视着“五卅”期间上海阶级关系的变动。从１９２５年６　月初至９月间运动基本结束，他在《向导周报》先后发表了１１篇有关五卅　
运动的文章（不含《寸铁栏》里的杂文）。当上海人民掀起的三罢斗争高潮，　迅速向全国范围推进时，他在６月６日发表《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　
动》，指出这次斗争的性质和任务。帝国主义者的屠杀，使我们的暴行“都　一一活现于商人，学生、工人及一般市民的眼前”，人民奋起，“立脚在中国　
民族自由的意义上，反抗剥削践踏我们的外国帝国主义者”。斗争的最终目　的是“推翻全世界一切帝国主义，目前在此次运动中最低限度的要求应该是：
（一）
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二）撤换驻上海英、美、日领事；①张国焘：《我　的回忆》第２册第３０页。
（三）取消各国领事裁判权；（四）收回全国租界；（五）撤退驻在中国　境内的外国陆海军，禁止外国陆海军在中国境内自由登岸”。指出上海是这　
次运动的中心，但“民族自由运动是一个全国运动，全国的学生、工人、商　人，都应该同时起来向一切帝国主义者进攻”。斗争是长期的，“我们须有普　
遍的持续力，不可得了一部分胜利便停止前进，即此次完全失败，亦不可因
此沮丧”！①　当反帝斗争中出现了一些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言论时，陈独秀及时地进
行了揭露与批评。他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一文里，列举　出当时相当流行的五种言论，即：以惩凶赔偿了事；缩小战线专门对英；法　
律解决；五卅惨案是地方事件和依靠政府交涉解决，指出这五种主张都是错　误的。因为“杀人之罪不仅在英捕，而在帝国主义的国家之高压政策，？？　
是国家行为而非私人行为”；英国固然是罪魁祸首，而“日、美、法、意也　和英国一样”地欺压中国；“法律只能制裁私人的犯罪行为而不能制裁国家　
的横暴与民族间的冲突”；“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　加以剥削与凌辱”，因此这次屠杀不仅发生在上海，“青岛、汉口都同时流　
血”，这“不但不是一个地方的问题，并且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是要唤起　国际的同情才能够解决的”；至于依靠政府交涉解决，陈独秀说：卖国政府
“专知保护外人，反以严加峻法压抑本国人民的爱国运动，他们向来是代表　外国向本国人民交涉，不曾代表人民向外国交涉”。这些揭①《向导周报》　
第１１７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６日。
露与批判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朴素的仇恨心理，上升到对帝　国主义侵略本性的认识。陈独秀还进而指明这次斗争“乃是全中国人民为民　
族的生存与自由反抗一切帝国主义之争斗”，争斗的方法“只有依赖国民自　己的团结力”。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香港和广州工人总罢工，以支援上海　
工人的斗争。闻名中外的省港大罢工直接促进了广东地区的革命化，７月１　日广州政府改组，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是在共产党人领导的　
工农群众运动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
当上海总商会于６月２６日宣布开市，退出三罢斗争之后，陈独秀指出　开市并不是总商会的罪恶，因为“民族自由是要经过长期的争斗，决非罢市　
可以达到目的”，总商会的罪恶”在始而离开民众团结”，拒不加入工商学联　合会，“继而背叛民众利益（删改工商学联合会所提条件），完全表现出在民　
族争斗中妥协的大资产阶级之阶级性”。这时中小商人虽然“并未随着大资　产阶级妥协”，②但反帝联合战线出现了第一次的阶级分化，斗争形势在上　
海地区开始趋向低落。
电，断绝了上海民族工业（主要是棉纺织业）的能源，一面向民族资产　阶级施加压力，一面人为地制造了大批的失业工人，与此同时，奉系军阀在　
上海加紧镇压反帝斗争，于是中小商人也畏缩不前，以致工商学联合会瘫痪，　反帝联合战线①
②《我们如何应付此次运动的新局面》，《向导周报》第１２０期，１９
２５年７月《向导周报》第１１８期，１９２５年６月２０日。　再次发生分化。　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充分地表现了它的两面性，即既有一定的反帝斗
争的积极性，又有妥协性。陈独秀曾经是很看重资产阶级的力量的，但忽视　了它的后一种特性，现在他对资产阶级在五卅运动中的实际表现感到失望　
了，他在五卅运动初起之时，“颇幻想在此次全国民族运动奋起大潮中，中　国资产阶级或不能不相当的与一切革命的民众合作了。可是事实上，中国资　
产阶级对于此次民族运动的态度，使我们的幻想终于是一个幻想，而‘殖民　地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不革命’这一公例，居然又在中国民族运动中证实　
了”。甚至还说中国资产阶级“在实际上，他是全世界反动的资产阶级之一
部分，？？”①对于陈独秀的这一观点，如果要戴什么政治帽子的话，那么　戴“左倾”的帽子要比右倾合适得多。
反帝联合战线的两次分化，使上海工人面临着孤军奋斗的困境，部分工　人产生了一种冒险情绪，“想以武装暴动来救此危机”。陈独秀认为这种“浪　
漫的‘拚命’办法”是不对的，他主张为了避免孤立，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　应该“改变”罢工的策略，“以经济的要求及地方性质的政治要求为最低条　
件”收缩罢工。②８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共青团中央拟定《告工人士兵学　生》书，指出反帝斗争的长期性，号召工人有①
②《我们如何继续反对帝国主义的争斗？》，《向导周报》第１２６期，
１９２５年《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周报》第１３６期，１９
２５年１１月２１日。　条件地有组织地复工。①１２日，日商纱厂工人首先复工，其他各业也
相继复工。　以上介绍了陈独秀在五卅期间的言论和主张，如果把他的一些重要文
章，如《上海大屠杀与中国民族自由运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　方法》与同时期中共中央发布的《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　
民众》书等，对照起来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观点和主张是一致的，甚至　有些词句也是相同的。陈独秀是五卅运动中中共中央政策的制定者与推行　
者。经过五卅运动，共产党的队伍扩大了，威望提高了，成为真正的群众革　命的党。同时，各地国民党的组织也迅速地扩大了。五卅运动是一次极为广　
泛的反帝宣传运动，它为迎接北伐战争进行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直接　把二十年代中国革命引向了武装斗争的高潮。
｛｛思想斗争的妥协组织领导上的让步｝｝　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的坚决不妥协的革命　
精神，惊醒了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戴季陶他在１９２５年７月出版了一本
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从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组织上排斥　共产党。
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曾用“天仇”笔名，发表了不少反满文章，并加　入了同盟会。后来与孙中山、朱执信等一起组织中华革命党，任该党杂志《民　
国》的编辑。１９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