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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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　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　
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　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　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　
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　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
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　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　
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　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　
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　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　
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
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　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
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　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　
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　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　
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　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　
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　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　
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
“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　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
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　
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　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　
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　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　
是藕断丝连罢了。
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
｛｛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
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　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　
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　建军政府。
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　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　
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
（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　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
“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
（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
（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　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　
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　的三项条件：“（一）①
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
《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　期。
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　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　
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　番事业来。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　
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　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
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　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　
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　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
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　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　
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　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
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
《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①②③
④《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　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
《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　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
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　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
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１９２１年
１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　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２０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
与社会》。２２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　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２３日，在女师演讲
《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２９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　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　
青年》。自１９２１年１月至７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　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　
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　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　
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
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　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　
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　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　
个①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１４期，１９
０４年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　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　
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　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①
“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　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
“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　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　
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②
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１９２
１年１月２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　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　
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　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　
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　多是一样的”。
“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　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①
②《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　
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　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
的分界限。　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
“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
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　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　
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　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　
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　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　
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　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　
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　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　
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
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　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
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　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　
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　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　
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　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　
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　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　享用”。
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　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　
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　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　
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　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
①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　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
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　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　
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　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　
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①以上引文均见
《新教育是什么？》一文。　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
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　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　
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　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　
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
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　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
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
（二）成年教育——即补习教育与社会教育，凡补习学校、图书馆、博　物院、剧场、戏院、音乐、一般宣传和特殊宣传皆包括在内。（三）专门教　
育——以工业教育为主，除高等专门学校及大学工科外，以设立甲种工业学　校、普及乙种工业学校为目的。陈独秀认为永久的教育根基，是在未成年教　
育，而目前非注意成年教育不可，尤以社会教育为最要注意，使在短时间改　变一般人民的思想和知识程度，同时努力普及工业教育。①又说：“刷新教　
育，必先搜罗人才，大学所在即人才所在，故须先行建设大学”，一为招集　人才，以谋教育之发达；一为容纳过剩的中级毕业生。他决定以广东高等师　
范校址筹办广东大学。②
陈独秀为加强对全省教育工作的领导，提出了《广东全①
②《民国日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４日。　省教育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省教育委员会为全省教育最高行政机关。
委员会由政务委员和事务委员组成。政务委员八人，由省长委任四人，由全　省大学校长、学长，各专门学校、师范学校校长及大学教授互选四人。委员　
长由全体委员互选产生，总揽全会事务。省长任命的委员，倘经委员会多数　认为不适当时，得请省长改任。为发展教育事业，陈独秀还制定了教育经费　
年度核算表。总计费用为３５７万元（不含县办教育事业），其中学校经费　为２１５万元，社会教育费９０万元，特别费（包括行政费、留学生费、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