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25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　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
“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　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
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
“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　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　
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
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　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　
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　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
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　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
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　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　
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
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　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
０年版。　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
０年版。
《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　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
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　分化。
“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　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　
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　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　
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　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　
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
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　宣布”于世。
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　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　
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
《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　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
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　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　
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
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
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　剩余价值学说。
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
“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　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　
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　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　
一场社会的大变革。
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
“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　
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
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　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
“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
《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　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　
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　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
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
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　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　痕。
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　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　
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　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　
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　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　
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　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　
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　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　
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　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　
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
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　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　
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
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　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
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　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　
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　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　
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　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
（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　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　
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　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　
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　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　
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　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　
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　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　
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
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　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　
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　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问题。
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　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　
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　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
“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　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
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
“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　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　
评时政，非其旨也。”
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　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
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　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
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　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　
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　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　
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
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
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
“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　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
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
“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
①
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　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
裂还不好”。　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
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
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　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　
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
③
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　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　
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　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　
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　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
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　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　
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
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
《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　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
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
《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　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　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　
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
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　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　
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
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　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　
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　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
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
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　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　
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　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　
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　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
“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　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