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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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　
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
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　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　
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　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　
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
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　
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　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　
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
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
“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　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
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　
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
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
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
《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　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　
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　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　
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　
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　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　
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　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　
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　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　
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　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
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　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
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　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
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　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　
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
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　
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　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　
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　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　
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　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
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　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　
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　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　
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　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　
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　章的末尾，陈独秀说：
“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　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　所不可避免的。
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
《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
“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　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
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　
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　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　
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　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　
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　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　
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　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　
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　阶梯跃进。
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
｛｛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１００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
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　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
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　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　
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　于２月２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４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　
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　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　党员）。
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　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
陈独秀于５日下午３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　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６日上午９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　
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７日上午９时，应汉　口青年会的邀请，在①
②《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９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１年《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
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　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８日下午２时，堤口下　
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　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　
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　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
③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　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　
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　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８日晚乘车北上返京。
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　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
“（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　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　
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①②③④
⑤《汉口新闻》，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３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
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　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　
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　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　可。？？”①
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　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
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　义的本质区别。
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　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②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　
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　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　
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　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
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因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①
②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　月１１、１２日。
《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７日。　象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
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　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　
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　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　
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①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　出京。②“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　
表示钦佩”。③生病五、六日。⑤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原来打算去广州筹　办①②③④
⑤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日报》载陈于１９日到达上海。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　
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
４页）　高一涵说陈独秀到天津后，是乘船南下的。现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手稿），陈独秀到沪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说是李先　生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的。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　
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
４页）　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
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
①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　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　
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②认为“不信　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　
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　
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
化”。③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
２月２７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　
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　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　
秀、李大钊、蔡元培等１７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
３０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　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①②
③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的谈话》，《太平洋》杂志第２卷６期。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５日。
《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３日。　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
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
２９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　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　
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　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　
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
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