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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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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 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于多数人民之幸福无与焉”③。道德，“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为新旧，乃 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此古代道德所以不适合于今之世也”。④对于封建
时代的道德，今天如有人仍“恋恋不舍”，是“奴隶性未除，不敢以国民自 居”的懦弱表现。陈独秀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批判，他所持的思想武器主要是
进化论，同时也含有朴素的阶级观点。
在１９１６年和１９１７年，参加由陈独秀发难的批判儒家伦理道德 观，为争取个性解放而斗争的，有李大钊、易白沙和①②③
④《答淮山逸民》，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２卷４号，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
《答常乃惠》，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
《通信》，３卷１号，１９１７年３月１日。 吴虞等人。
李大钊以孔子与宪法的关系为题，针对复古思潮展开了批判。他说：“自 由为人类生存必须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自由的敌人，“惟皇帝
与圣人而已”，“自我之解放，乃在破坏孔子之束制”。而中华民国宪法第十 九条竟然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这是对言论、出版和信
仰自由的限制。①孔子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 之证券”，“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②
吴虞，早在１９１１年写有《辛亥杂诗九十六首》，批判旧礼教。由陈 独秀发表于《甲寅杂志》第七号。１９１６年底，吴虞在四川成都看到了《新
青年》上刊载的陈独秀和易白沙写的《孔子平议》等批孔文章以后，写信给 陈独秀说：“尚有”
多篇非儒非老庄的文章，但“成都报纸，不甚敢登载”。陈独秀立即回 信给他，说：“尊著倘全数寄赐，分载《青年》、《甲寅》，嘉惠后学，诚盛事
也。”③１９１７年２月１日，《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吴虞的《家族制 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一文，综合分析了《四书》、《孝经》、《礼记》以及
宋儒语录等书，抓住儒家的“孝弟”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了猛烈的攻 击。吴虞论证儒家是以“孝”立教的。“孝为百行之本”。
“凡人未仕在家，则以事亲为孝；出仕在朝，则以事君为孝”。①②
③《通信》，２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孔子与宪法》，《甲寅》日刊，１９１７年１月３０日。
《宪法与思想自由》，《宪法公言》第７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０日。 孝，是维系封建大家族的灵魂。人在家既然能尽孝道，那他做官以后，
也就不会“犯上”，“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孝”是“忠”的基 础，“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联结之根干”，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
兽”。吴虞非儒的言词甚为激烈，胡适称誉他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
英雄”，①为批判旧礼教立下了汗马功劳。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立个人本位主义，是《新青年》创刊后
两年多时间里所大力反对与提倡的。
｛｛发动文学革命白话文取代文言文｝｝ 中国古典文学渊源流长，硕果累累，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封建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
是文学的正宗，并为少数上等人所专有，至于为“下等人”所喜闻乐见的白 话文学，象戏曲、小说和俚歌等，则被视为旁门小道，贬斥于文学殿堂之外。
到本世纪初，一些先进分子创办了白话报，如１９０４年陈独秀主办的《安 徽俗话报》，但当时他们都是把白话报当作开通民智的工具，并不是为了改
革文学。事隔十年，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便把改革文学的问题提到议 事日程。他认为“旧文学与旧道德，有相依为命之势”，②因此，正当批判
儒家三纲教义的斗争方兴未艾之际，便与胡适等发起文学
①②《答张护兰》，《新青年》第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吴虞文录·序》。 革命，以白话文为传播科学民主的工具，把思想解放运动引向了更广阔
的领域。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起，即连载屠格涅夫的小说《春潮》，第二 号登载了用白话文翻译的王德尔的《意中人》。
第三、四号刊登陈独秀撰写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简要地 介绍了欧洲文艺思想发展史：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由古典主义（Ｃ
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ｉｓｍ）一变而为理想主义（Ｒａｍａｎｔｉｃｉｓ
ｍ）”，到十九世纪之末，“再变而为写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更进而为 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推崇左拉是“自然主义的魁杰”，易
卜生的剧作重在“刻画个人自由意志”，托尔斯泰的著作“尊人道，恶强权， 批评今世文明”，明确指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
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主，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数之 恶风”。
这时，另一位关心中国文学改革事业的是胡适。胡适生于１８９１年， 较陈独秀少１２岁，是安徽绩溪人，汪孟邹的小同乡。１９１０年，胡适到
美国留学，进康奈尔大学农科，不久改文学科。１９１５年入哥伦比亚大学 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他在这年９月１７日赠友人梅光迪诗里写道：“梅
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 革命其时矣。吾辈誓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仗马褂，鞭笞驱
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①这时陈、胡两人并不相识，但不谋而合， 都在思考中国文学的改革问题，因此一经书信往来，便成了好朋友，１９１
５①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７８４页。 年１０月６日，汪孟邹写信并寄《青年杂志》一册给胡适，告诉他这个
杂志是皖人陈独秀主编，并向他约稿。１２月１３日，再次写信给胡适，重 申陈独秀约稿之恳切。１９１６年２月３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说：“今
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 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①六月间，胡适与友人任鸿隽、
杨杏佛等谈改良文学问题时，明确提出“今日之文言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 而“白话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不但不鄙俗，而且甚优美适用”。②“吾
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
大能事”。③这些真知灼见使胡适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赢得了显赫的地位。 陈独秀对胡适的意见，表示“甚佩，甚佩”，请他在“功课之暇”为《新
青年》多译像《决斗》（载《新青年》第二卷一号）那样的短篇名著，“以为 改良文学之先导”。④这时两人远隔重洋，一个在东半球，一个在西半球，
但文学改革的事业把他们联结在一起了。 陈独秀的信，说：“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
入手，八事者何？一曰不用典，二曰不用陈套语，三曰不讲对仗，四曰不避
俗字俗语，五曰须讲究文法结构，此①②③
④《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３页。
《留学日记》（四）第９５６页。
《留学日记》（四）第９３９、９４０页。 胡适：《留学日记》（三）第８４５页。 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曰不作无病呻吟，七曰不摹仿古人，语语须有个
我在，八曰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这八条意见不啻是文学革 命的信号，但胡适觉着自己的意见“或有过激之处”。
陈独秀在复信中说：对八事除五，八两项外，“无不合十赞叹”。但又觉 着这些主张立意不高，态度也不够坚决，因此在１０月５日写信给胡适，明
确表示“文学改革为吾国目前切要之事，此非戏言，更非空言”，盼他“切 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①胡适接信以后，对“八事”略加修
改和阐述，题为《文学改良刍议》寄给陈独秀，发表于１９１７年１月１日
《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 胡适的《刍议》与他给陈独秀的信相比，在用词和行文上都较温和谦虚，
他“考虑到那无可怀疑的老一辈保守分子的反对”，因此用了《文学改良刍
议》这个题目，“说明是改良而非革命；同时那只是个‘刍议’，而非教条式 的结论”，②但并不因此而丧失其基本精神。《刍议》中最值得称道的是胡适
明确地指出了“吾国言文之背驰”的弊端，主张“言文合一”，以“白话文 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陈独秀紧接着于同年２月１日《新青年》 第二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四点：
①
②《胡适自传》，《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６０页，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５页。 一、“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政治界、宗 教界、伦理界以及文学艺术“莫不有革命”。我国“政治界虽经三次革
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大半原因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底固之伦理道德 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
文学。陈独秀是从革命着眼，为了进行政治思想革命而提出文学革命的。
二、伦理道德的革命已经兴起，文学革命之“酝酿已非 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
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
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
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简要地分析了中国文学发展史，颂扬“元明剧本，明
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被明朝的前七子后七子和桐城
派的归、方、刘、姚等此十八妖魔①“所厄，未及出胎，竟尔流产。”四、 在文章的结尾处，陈独秀发出了响亮的战斗号召，
“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 生的大炮，为之前驱”！
①明中叶以后的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最著名；后七子以李攀龙、 王世贞为代表。
前后七子都是文学的拟古主义者。归有光，虽反对拟古，但推崇唐宋八 大家的文学传统。方苞、刘大狄、姚鼐都是清中叶著名的散文流派的代表。
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
《文学革命论》一文，旗帜鲜明，气势磅礴，作者无愧是一位老革命党。 他把文学革命作为“开发文明”、解放思想和改造国民性的“利器”，同政治
革命密切结合起来。《文学革命论》的发表，下达了向封建文学进攻的号令。 当时立即响应和投入战斗的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人。钱玄同斥责一味拟古的
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①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 积极支持这场革命。陈独秀美誉胡适为文学革命的急先锋，那么文学革命主
将无疑是陈独秀本人。
胡适在大洋的彼岸美国读了《文学革命论》以后，立即写信给陈独秀， 说：他那些文学改良的“刍议”，不过是他个人的“私意”，目的在引起人们
的“讨论，征集意见”。“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 定”，“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②胡适有点胆怯 了。
陈独秀回信说：“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 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
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③
一面说“自由讨论”是学术发达之原则，一面又说“不容反对者有讨论 之余地”，这似乎是矛盾的，很有点专横霸道的作风，其实不然。在接受“白
话文为文学正宗”的前提之①②
③《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通信》，３卷３号，１９１７年５月１日。
《通信》，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 下，对文学改革中的许多问题，在《新青年》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而
那些反对白话文的人则没有资格参加平等的讨论。 陈独秀这个人，只要是他认准了的大事，就挚着不放，奋进搏击，一干
到底，从不瞻前顾后，怕这怕那。对于陈独秀这种坚定不移的态度，胡适在
五年以后，回忆起文学革命发难时的情景时，说“他的历史癖太深，故不配 作革命的事业。文学革命的进行，最重要的急先锋是他的朋友陈独秀？？正
式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子”，他的“态度太和平了，若照着他这个态度做去， 文学革命至少还须经过十年的讨论与尝试”。“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
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
①这个评论是非常公允的。 正当陈独秀积极发动文学革命的时候，蔡元培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
长。北京大学是全国的最高学府，文科学长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这为 陈独秀开展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社会地位。１９１７年１月，陈独
秀进京就职，居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９号（今２０号），这是一座普通的小 四合院，陈独秀租居了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 间会客。
同年７月，胡适回国。９月１０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 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１１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
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 以及后来的刘半农、①《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文存二集》（二）第１
９６—１９８页。 鲁迅等等。１９１８年１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
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 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
周而复始。”①鲁迅回忆：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②编委 聚会的地点，常常是箭杆胡同９号，于是陈独秀的寓所无形中成了新文化运 动的指挥部。
《新青年》编委会是一个相当强壮的阵营。他们大多是一些激进的民主 主义者或自由由义者，为了提倡科学与民主团结在一起，在蔡元培的“循‘思
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办学方针的保护下，为新文化运动冲锋 陷阵，大显身手。
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使《新青年》的影响迅速地扩大了。《新青 年》创刊时不过发行一千份，到１９１７年猛增到一万五六千份③。据当时
北大文科学生张国焘的回忆：他的同学原来知道这个刊物的人“非常少”，
自１９１７年初提出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主张以后，“才引起同学们广泛 的注意”，①②
③《中国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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