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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传-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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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着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 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之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
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 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
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 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 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
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 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
一文不值也”。
《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 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在《新青年》创刊号上还刊有
陈独秀的另一篇文章,题为《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说近代有三大文明,“一 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这“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人
之赐。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识仍居何等”。显然,陈独秀的科学 与民主思想源渊于近代欧洲资产阶级所代表的文明,尤其把握住最具有革命
精神的法兰西资产阶级所倡导的文明。至于三大文明中所说的社会主义,指 的是欧洲十八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而言,陈独秀这时还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 会主义。
在《新青年》创刊之前,中国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已经经历了一段漫长 的过程。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改良派,便提出兴办实业,实行西方国家
的上下议院的代议制,但他们对中国的传统纲常名教,却采取了无保留的维 护态度。稍后,康有为接受了自由、平等的民权思想,但也认为儒家学说中
有许多东西是与西学相吻合的,是可以用于改革的,于是他打着孔子的旗号,
利用儒家的思想资料,进行“托古改制”。 辛亥革命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没有对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进行
广泛的宣传。现在陈独秀宣传科学民主一方面是继承先进人物未完成的事 业,对辛亥革命进行必不可缺少的政治思想补课,同时把向西方学习,反对
封建主义的斗争推进到一个空前深入广泛的新阶段。陈独秀自觉地把纲常教 义与科学民主尖锐地对立起来,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其一。即使常常为一
些人所津津乐道的儒家的民视民听、民贵君轻,民为邦本,也被陈独秀深刻
地揭批“所谓民为邦本,皆以君主之社稷(即君主祖遗之家产)为本位”,“?? 而与由民主主义之民主政治,绝非一物。??是所谓蒙马以虎皮耳”。①他
以科学、民主作武器,“利刃断铁,快刀理麻”,猛击纲常名教,“决不作牵 就依违之想”。②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具有①
②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本章以下引文凡 出自《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的,仅注篇名、卷、号和年月日。如文中已
指出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日,则一概省略。)
《再质问〈东方杂志〉记者》,第6卷2号,1919年2月15日。 前所未有的坚决地彻底地反封建的革命精神。
《新青年》创刊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它好象不关心现实政治问题 似的。在它发刊之前夕,有人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对筹安会讨论国体变更的
问题,“著论警告国人,勿为宵小所误”。陈在回信里对筹安会冷嘲热讽,异 常辛辣。但说“欲本志著论非之,则雅非所愿。盖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
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 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①这是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的主要原因,是国人
普遍地受到封建思想的束缚,这也是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陈独 秀正是总结了这个教训,把革中国人思想的命,作为《新青年》的首要职责,
这在当时无疑是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陈独秀独具慧眼,对中国社会病症观 察之深刻,超越了他的同辈。
《新青年》是在近代中国几代人向西方学习的基础上诞生的,科学与民 主的宣传是对过去新学传播的批判地继承与发展,是对辛亥革命一次必不可
缺少的政治思想的补课。陈独秀把近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及其斗争,推进到一 崭新阶段,一个坚决、彻底地反对封建主义斗争的新阶段。
《新青年》是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每号约100页,六号为一卷。初 编辑部设在上海,1917年随陈独秀迁到北京。从第一卷第一号(191
5年9月15日)至第三卷第六号(1917年日)起,改为同人刊物,陈 独秀仍负主要责任。从第七卷第①《通信》,1卷1号.1915年9月1
5日。 一号(1919年12月1日)起,又由陈独秀主撰。此后不久,陈独
秀南下返沪,编辑部又迁回上海。1920年8月,陈独秀等在上海创立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成为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至
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新青年》 季刊在广州创刊,瞿秋白担任主编,是中共中央理论性刊物。
《新青年》从创刊至休刊,其间有七个年头。这七年,是中国知识分子, 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的年代,是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年代,也是中
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开始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年代。《新青年》适应了 时代的要求,指引着这个时代前进的步伐,它培育了整整的一代青年。
毛泽东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 我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
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①“有很 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以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
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北大中文系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象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 个时代的青年。他们首先发现自己是青年,又粗略地认识了自己的时代,再
来看旧道德,旧文学,心中就生出了叛逆的种子。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 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②①
②《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418、260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125页,1979年版。
傅彬然说:“《新青年》的文章,一开始就吸引着我们,可是在初期,对
批判儒家学说和传统的人伦道德那么厉害,在感情上多少还有些接受不了。 但是不久以后,完全接受了。”①
北京女子高师学生程俊英、罗静轩说:《新青年》等“这些刊物,成为 我级必不可少的读物。有的同学把《新青年》从第一期读到最后一期,这使
我级文风一变,再也不写堆砌词藻,空疏无物之古文了”。②恽代英等写信 给《新青年》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的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
渐渐的醒悟过来,真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我们对于做《新青年》 的诸位先生,实在是表不尽的感谢了。我们既然得了这个觉悟,就发了个大
愿,要做那‘自觉觉人’的事业,于是就办了《新声》”(半月刊)③。
诸如此类的事例,举不胜举。总之,那时《新青年》是青年的导师,为 青年传播福音。
即使有些不同意《新青年》观点的青年,他们出于好奇,也要看看。《新 青年》风行一时,所到之处莫不激起思想革命的火花。《新青年》哺育了一
代青年,陈独秀因主办《新青年》而名垂青史。①②
③《通信》,6卷3号。
《五四哺育了我》,《文汇报》,1959年5月4日。
《五四运动回忆录》(下)第744页。
{{唤起国民独立人格破除儒家奴隶道德}} 革中国人思想的命,这是个艰巨而又复杂的任务。这场革命从哪里开始,
宣传科学民主应当首先破除什么思想,是什么思想长期地严重地禁锢着人们 的头脑,捆绑着人们的手足,这是陈独秀在主撰《新青年》时所面临的首要 课题。
《新青年》创刊以后并没有立时产生多大的反响。但从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的三纲教义以后,才引起舆论界的关注。
儒家学说的创始人是孔子,它的主要内容是“礼”和“仁”。礼,泛指 统治阶级规定的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根据孔子的伦理道德思想,系统地提出三纲学说,以规范人们的行为, 维护封建制度。中国人无论贫富贵贱莫不受到三纲教义的毒害。
不破不立。陈独秀和他的战友们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同时,首先集中力量 对三纲教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发动了一场思想斗争的攻坚战。
1916年1月15日,《新青年》第一卷第五号发表陈独秀《一九一 六年》一文,揭露“儒者三纲之说,??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
无独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夫为妻纲, 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
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忠、孝、节,“皆非推己及 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①因此,为争取独立的人格,
就必须废除奴隶道德。
1916年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一卷第六号上发表《吾 人最后之觉悟》一文。文中指出:国民政治觉悟的第一步,是关心政治,关
心国家大事;第二步觉悟,是抛弃数千年相传的“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 代替“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第三步,国民政治能否实现,“纯然以多
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 否则,不出于国民的自觉、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
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即 使有所谓共和立宪,也是“伪共和也,伪立宪也”。国民如要“自觉某居于
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建立真正的共和制,就必须破除三纲教义。
“三纲教义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礼教都是拥护“别尊 卑明贵贱”的制度。而“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
制度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陈独秀说如果对这一点没有 觉悟的话,那么前面所说的三步觉悟,都“非彻底之觉悟”。陈独秀“断言:
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之最后觉悟”。②总之,对封建的伦理道德, 如“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
大气,腐秽蚀人”。③①②
③《答吴又陵》,2卷5号,1917年1月1日。
《一九一六年》,1卷5号,1916年1月15日。 陈独秀之所以把伦理觉悟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同建立民主制度与反
对封建复辟直接地联系起来。他认为袁世凯废除共和复辟帝制,“乃恶果非 恶因;乃枝叶之罪,非根本之罪恶”。而那种“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
反对民权思想”的儒家学说,才是“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恶因。吾国思想界 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
然接踵应运而生”。①把儒家的三纲思想,看作是复辟帝制的“根本恶因”, 这个观点未必是深邃卓识之见,但陈独秀抓住了封建思想的要害,作坚决的
不调和的斗争,他准确地指出三纲思想与共和制水火不容,存其一必废一,
“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②“要巩固共和,非先将国民脑子里所有反对共 和的旧思想一一洗刷干净不可”。③这在当时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石破天惊 的巨大影响。
陈独秀批判儒家思想,是同反对封建复古逆流的斗争相结合而进行的。
1916年9月20日,康有为在《时报》上发表致总统总理书,说什么“万 国之人,莫不有教,惟生番野人无教。今中国不拜教主,岂非自认为无教之
人乎,则甘忍与生番野人等乎?”康有为极力主张“以孔子为大教,编入宪 法,复祀孔子之跪拜明令,保守府县学宫及祭田,皆置奉祀官”。
对于这篇文章,陈独秀立即写了《驳康有为致总理书》,揭露①②
③《旧思想与国体问题》,3卷3号,1917年5月1日。
《答佩剑青年》,《独秀文存》卷三,1917年3月1日。
《袁世凯复后》,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不啻为筹安会导其先河”,指出“孔教绝
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硬说孔教是宗教,是“凿 孔栽须”。“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①尊孔正是为了复辟。
当时有人反对“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姻缘”的论点,并责难陈独秀: 你所说的孔教是“指汉宋儒者以及今之号为孔教孔道诸会所依傍之孔教”,
还是“指真正孔子之教”,并说孔教本来是好的,只是被后儒所败坏了,“至 于唐宋之交,孔子之真训,遂无几微存于世矣”!②陈独秀首先反问对方,
汉唐以来诸儒为什么“不依傍道法杨墨”,为什么“独与孔子为缘而复败坏” 他的学说呢?随后列举大量证据,证明“今之尊孔者,多丑诋宋儒”,其实
把“孔门伦理道德”传之后世的正是宋儒。③孔孟儒学与后世儒学陈陈相因, 万不可借丑诋宋儒而颂扬孔孟。
虽立遭失败,却再次证实“提倡孔教必掊共和,??盖以孔子之道治国 家,非立君不足以言治”。陈独秀还指出张勋复辟虽然失败了,但遍布中国
的“孔教会”、“尊孔会”,都是“复辟党”。④反孔批儒与反复辟斗争相结合, 就更显出这场思想斗争的深刻的政治意义和紧迫的现实意义。①②③
④《复辟与尊孔》,3卷6号,1917年8月1日。
《答常乃翱》,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通信》,2卷4号,1916年12月1日。 当时,还有一些人反对陈独秀的论点,认为数千年来的孔教是“吾国精
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可改良而不可废弃”。①有人说孔子曾经是个“积 极建设派,与老、杨之消极破坏者不同”。现在的尊孔派不过是些少数的迂
儒,他们“未必有蓄意淆乱是非之心”。陈独秀对于这些糊涂观念以进化论 作思想武器,作了明确的回答。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孔教实行于今天是否“有
益”,而不是说孔子学说从来就“毫无价值”
可言。“尊孔者多不明此理”,往往称道“孔教过去之成绩”,②似乎过 去有成绩的东西也适用于今天,其实不然。“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
迁即进化之途。道德彝伦,又焉能外?”
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封建时代的道 德、礼教、政治,“所营心注目,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
于多数人民之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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