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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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原文：


Il　remonta　vers　sa　maison。　Un　orage　avait　passé。　C’était　maintenant　le　soleil。　Les　praires　fumaient。　Des　pommiers，　les　fruits　m？rs　tombaient　dans　l’herbe　humide。　Tendues　aux　de　pluie，　étaient　pareilles　aux　roues　archa？　ques　de　chariots　mycéniens。　à　　l’orée　de　la　forêt　mouillée，　le　pivert　secouait　son　rire　saccadé。　Et　des　myriades　de　petites　guêpes，　qui　dansaient　dans　les　rayons　de　soleil，　remplissaient　la　vo？tes　des　bois　de　leur　pédale　d’orgue　continue　et　profonde。


Christophe　se　trouva　dans　une　clairière，　au　creux　d’un　plissement　de　la　montagne，　un　vallon　fermé，　d’un　ovale　régulier，　que　le　soleil　couchant　inondait　de　sa　lumière：　terre　rouges　；　au　milieu，　un　petit　champ　doré，　blés　tardifs，　et　joncs　couleur　rouille。　Tout　autour，　une　ceinture　de　bois，　que　l’automne　m？rissait　：　hêtres　de　cuivre　rouge，　chataigniers　blonds，　sorbiers　aux　grappes　de　corail，　flammes　des　cerisiers　aux　petites　langues　de　feu，　broussailles　de　myrtils　aux　feuilles　orange，　cédrat，　brun，　amadou　br？lé。　Tel，　un　buisson　ardent。　Et　du　centre　de
　







cette　coupe　enflammée，　une　alouette，　ivre　de　grain　et　de　soleil，
montait。


Et　l’ame　de　Christophe　était　me　l’alouette。　Elle　savait　qu’elle　retomberait　tout　à　l’heure，　et　bien　des　fois　encore。　Mais　elle　savait　aussi　qu’infatigablement　elle　remonterait　dans　le　feu，　chantant　son　tireli，　qui　parle　à　ceux　qui　sont　en　bas　de　la　lumière　des　cieux。


和克利斯朵夫一样，傅雷一生像是在火焰中飞升的云雀，为地上的同伴描写天　国的光明。不可饶恕的是，他为之鞠躬尽瘁的民族竟然逼迫他自杀了。若干年前，　详细读完傅雷夫妇自杀这则史料时，我正坐在天津的一辆公交车里。车当时正好到　站，没有人知道那位刚刚下车的年轻人为何泪流满面，没有人知道他和他的祖国又　一次失恋了。
我是奥里维，我从中国来　冬季。　有一天，我在一张海报上发现西布列塔尼大学有位闻名法国的罗兰研究专家，
名叫　Bernard　Duchatelet。当晚我去听了他的演讲。这次演讲主要谈他的新书
《Romain　Rolland　tel　qu'en　lui…même》。在演讲开始之前，我有意坐到了　Duchatelet　先生后面，并递给他一张纸条。大意是，我因克利斯朵夫从中国远道　而来，并署了一个法文名字“Olivier”。看得出　Duchatelet　先生很惊讶，他怎么　也想不到一个远在中国的年轻后生，所以漂洋过海，抛舍家园，竟然是因为在十年　前无意中翻开了一本名叫《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小说。
由于当晚来的人比较多，我们约好了第二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见面。　转天，我如约到他的办公室找他。在我们兴致勃勃地谈完奥里维以及甘地后，
我向他推荐了傅雷与胡适。遗憾的是他对胡适没有表现出多大兴趣。当然，这在我
预料之中。在法文版的《大百科全书》里，“胡适”条目下只有短短几行，说到底　在欧洲人眼里胡老夫子不过是个“提倡白话文的中国人”，而且编撰者误把胡适的　老家从安徽搬到了上海。


奥里维是克利斯朵夫的朋友，同意大利人葛拉齐娅一样，在克利斯朵夫告别狂　燥、走向智慧的道路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茨威格在罗曼罗兰的传记中曾写到，　奥里维是法国文化的精华，就像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德国优秀力量的新秀一样。智　者被强者提高，强者被智者净化。这种相互的喜悦对两个民族来说是一种象征。他　们的理想共同构筑了一个最高的理想。它把西方的两个翅膀联系在一起，让欧洲精　神自由地翱翔于血淋淋的过去之上。奥里维把从行动中抽出的所有力量都转到了思　想上。他生产思想，而克利斯朵夫则生产活力；他不想改造世界，而是想改造自己　；　他满足于在自己身上进行责任心的永恒斗争，他从容地观看时代的游戏。他不与现　实同流合污，他不必成群结队，他的实力就是孤独。
　







在出国之前，我曾花了半年时间通读胡适全集，从此深爱胡适，并在《错过胡　适一百年》一文中将胡适喻为奥里维，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无人可以将　他击倒。胡适晚年的觉悟是，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奥里维则说“，我不愿意憎恨……　我愿意公正地对待我的敌人，在一切狂热当中，我愿意保持目光明亮，以便能够理　解一切和热爱一切。”　同样，罗兰在给爱弥尔？维尔哈伦的通信中也写到：“不　，　您别憎恨，您以及我们都不应该仇恨。我们反对仇恨甚于反对我们的敌人！”令人　悲伤的是，在一次五一节的游行示威时，克利斯朵夫与奥里维被卷进了群众同警察　的搏斗，后者在一片混战中受伤而死。


那天下午，我与　Duchatelet　教授大概谈了约一个小时，语言的隔阂让我们的　交流缺失灵感，法国知识界对中国的胡老夫子一无所知同样让我对汉字江山黯然神　伤。
克莱蒙西还乡：与罗兰的女仆不期而遇　决定去克莱蒙西是夏天的事，当时我已经从巴黎大学毕业。我的妻子和一岁半
的女儿来巴黎探亲。全家去罗兰的故乡，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郑重其事的了。


克莱蒙西位于法国中部，是勃艮第地区一座普通的中世纪小城。周一早上从巴　黎出发，三个小时后我和妻子推着女儿的小婴儿车，已经走在古城的濛濛细雨之中　。　当我走到圣？马丁教堂前的空地上，望着小城低处房屋斑驳的旧色与屋顶红瓦上的　青苔，竟激动得不能自已。我对妻子说，我们这次不是来旅游，而是还乡。幽幽古　道，无限热肠，罗兰虽逝，旧镇犹存。在这里，每一块石头仿佛都有热度，飘散着　隔世的温暖。


我在江南乡下生长了十七年，和我的农民父亲一样，曾经向往城市没有泥巴的　生活。然而当我终于“提着笔杆子”进城，发现这里不过住着一群有房屋却没有家　园的可怜虫。只有乡村，才是游子栖息灵魂与双足的地方。疲惫的时候，我不必像　城里人一样去桑拿房或歌舞厅，我只要买张还乡的车票便可以了。回在村子里，就　像回到《海上钢琴师》演绎的那艘轮船之上。望着童年的老房子，无论在外面的世　界有多少挫折困苦，即使失去一切，都有信心从头再来——进一步说，我原本一无　所有，或者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不幸的是，2000年以后，当老家的房屋被移民建镇　的风潮彻底淹没时，我栖居乡村的信心与骄傲已荡然无存。曾经生养我的村庄如今　变成一片废墟，我从此变成了一个在心灵上既没有城市又失去了村庄的流浪汉。我　眼里的今日中国，正从一座“没有天空的都市”向着没有故乡的都市狂奔。


我憎恶城市，在我终于抵达巴黎之后，发现原来城市也可以诗意地栖居。在中　国，人们有种印象，现代化就是高楼大厦。搞建设如果不能翻天覆地，至少也要翻　新。几年来，我几乎转遍了法国的大中小城市，无处不在的　“翻旧”让我肝肠寸　断。我在柏林采访，接待我的朋友不禁感慨万端，“有人抱怨欧洲不新，其实这是　欧洲的风格，欧洲人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比如说历史建筑，要做的工作其实就是　翻　旧　。”所以，在别的文化忙着改朝换代轮流坐庄时，巴黎的文明却可以坚持千年。　在这里，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补充，不会因为有权有势者的狂热与短见取而代之——　巴黎人不会为了建戴芳斯广场的大拱门而将凯旋门拆掉；就像祖坟偎依着村庄，守
　







着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巴黎人从不畏惧与鬼为邻。


大学毕业以来，我对南开母校的情感浓得化解不开，然而，当我游历欧洲以后　，　对南开的校训也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允公允能”的理念诚然值得一生珍惜坚守，　然而“日新月异”四字，置于今天急功近利的中国，我狐疑满腹。中国人太过于追　求新异，有时甚至为了一个虚幻的“新天地”发展到了癫狂的地步。自项羽一把火　烧了阿房宫以来，造反曾经如此，革命曾经如此，如今的现代化何尝不是如此？政　权更迭、文化革命就像在黑板上写字，写完了就擦，擦完了再写，写写擦擦，时至　今日，在西方人眼里，中国的黑板上仍只写了“绪论”两个字，吾国吾民称之为“初　级阶段”。


疼惜了一路，终于走到了罗兰博物馆（全名为罗曼？罗兰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这时雨已经停了。馆外标示今天关闭。于是，我们信步在城里转了起来。当我们跨　过一座小桥沿着威尔逊大街一路拍照时，碰见几位当地居民正坐在路边聊天。我便　跑过去和他们搭讪，询问罗兰的故居，顺便和他们聊了起来。我的生活总是充满了　奇遇，今天也不例外。一位自称爱丽丝的女士告诉我，罗兰生前的女仆——她的表　姐布达夫人，就住在马路对面！


罗兰的仆人还活着？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几分钟后，热心的爱丽丝把我们　领到了布达夫人的家里。布达夫人是罗兰晚年的女仆，悉心地照顾罗兰夫妇。布达　夫人说，罗兰生前对她的照顾十分感激，曾经和她说，“等战争结束了一定为你写　本书，书名就叫《战争时期的布达》”。布达老人对我们的到来有些喜出望外。我们　谈得十分投入，从克利斯朵夫到奥里维，从超越于混战之上到令人忧伤的《莫斯科　日记》，一个话题接着一个话题。每当我们停顿下来时，她的表妹、爱丽丝夫人便　会感叹一句，“生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晚上，我们回到了旅店。店主和我说，此前这里来过一位中国人，大概也是来　看罗兰博物馆，不过因为当时闭馆，悻悻地走了。在中国，八十年代以前的许多人　，　或多或少地受到傅雷和罗兰的影响。《约翰？克利斯朵夫》一书，对我而言，是一　部关于心灵的圣经。就像鹿桥的《未央歌》呵护战争时期的爱情，我为在生活中偶　得的这些智性之美感恩。倘使我的一生从未读到这些好书，错过克利斯朵夫与葛拉　齐娅、错过童孝贤与蔺燕梅，在人生原本荒芜寂寥的旅途，将是怎样一种遗憾！


第二天，我们参观罗兰博物馆。布达夫人昨晚表示愿为我们做一些讲解，所以　我早早地赶到她位于艾米尔街的家里来接她。老人今年已经八十多岁，腿脚有些不　太灵便，一路上我搀着她，如同搀着自己的亲人，亲密无间。我们相识才一天，我　感觉自己在这座小城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


大概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罗兰博物馆。妻子和女儿正在那里等着我们。馆里　的工作人员说，由于博物馆重修，近几个月不对外开放。所幸布达夫人德高望重，　在她的坚持下，博物馆破例开馆并为我们指派了讲解员。


罗兰博物馆是在罗兰旧居的基础上建立的。现在这栋仅有两层的楼房，从前一　半是医院（在罗兰博物馆里，同样收藏了这家医院的一些旧物），一半是罗兰家的
　







祖宅。1866年1月29日，罗兰就出生在这里。在对罗兰的祖屋做了简短的介绍后，　讲解员将我们带到了旁边一座楼（罗曼？罗兰文化中心），罗兰生前的遗物，包括　他弹过的钢琴、各个译本的著作以及1931年同甘地在瑞士家中的合影，主要都存放　在这里。我无法描绘当时自己是以怎样的快乐一步步踏上楼梯的。直至今日，我的　内心仍然无法平静。在这个让我时常觉得恍惚的世界，总是有一些机缘，传承文明　，　让我与逝去的人与岁月相遇。

谒罗兰墓：晚安，克利斯朵夫！


当天下午，我和妻子决定去十几公里以外名叫　Breve　的小村庄，那是罗兰与他　的俄罗斯妻子玛丽最后安歇的地方。由于没有通往该村的火车和公交，我们只能想　办法搭车了。


在法国，搭车并不如想象中那样容易，有时很需要耐心。举着“BREVE”几个　大字母，我竖起拇指，站在路边示意搭车。然而两个小时过去，谁也没有等到。过　路的行人劝我们死心，说小镇不是巴黎，一般搭不到车；也有不少过路的车主，指　着自己后座向我们表示无奈，瞧，我这后面已经装了几个呢！空车自然也有不少，　大概因为嫌麻烦或急于赶路纷纷绝尘而去。


大约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车站，询问是否有其他办法去　Breve。有人递给我　一个出租公司的小广告，上面有电话，说不太远，可以打车去。于是我便拨通了电　话。对方是个男士，“很抱歉，我现在不开出租了”。


我准备打退堂鼓，盘算着该回巴黎了。就在这时，来了两辆车，从里面下来几　个西部牛仔似的年轻人。他们高声地说话，一下子全冲进了车站，几分钟后纷纷退　了出来。他们四射的活力感染了我，使我有了和他们搭话的兴致。走到哪，我都喜　欢和陌生人说话。有次在马赛，和一位乘客聊文学，兴之所致，差点误了火车。一　到布鲁塞尔，我便钻进酒吧，与当地人讨论欧盟，结果对方是个同性恋，只和我高　谈阔论活跃于大广场附近的八家同性恋酒馆。　我走上前去，同一位戴着牛仔帽的年轻人打招呼，你知道出租公司的电话吗？牛　仔说，想去哪儿？我说，我们想去　Breve　看罗兰墓。牛仔转回头问同伴，你们知道　Breve　吗？这时，其中一位小姐掏出了地图册，几个人开始埋头找了起来。不一会　儿，牛仔回头兴奋地朝我喊，上车吧，我们路过！


La　vie　est　belle（生活是美好的）。就这样，我和妻子女儿坐一辆车，行李　放另一辆车去了　Breve　村庄。牛仔一行五人，中午从几十里外的乡下赶来克莱蒙西　，　兴之所致，便到车站遛了一圈。坐在车里，我的耳朵里回响起艾丽丝夫人的话，“生　活多神奇啊，怎么会这么巧呢！多神奇啊！”


二十分钟后，牛仔将我们送到了　Breve　村。找酒吧老板问好了路，我们径自去　了墓园，它静静卧在小村的教堂旁边。墓园的正面，是一条以罗兰的名字命名的大　道，两旁排满了粗壮的栗树，生机勃勃。围墙的入口处用法文写着“罗曼？罗　兰　，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此安息”。　走进墓园时，暮色已经苍茫。我大概转了半个小时，竟然没有找到罗兰的墓。过一
　







会儿，来了几个意大利人。其中一位女士告诉我他们在克莱蒙西玩，听说这里有罗　兰墓便骑着自行车过来了。于是我便发动他们一起来找罗兰墓。如此打搅死者的安　宁，让我这样的活人同样心有不安。找了十几分钟，意大利人终于放弃，陆陆续续　走了。独自在墓地里走着，我只愿用目光为所有的墓石拂去尘埃。


晚上八点来钟左右，我终于找到了罗兰墓，它静静卧在教堂一侧的墙脚下。一　块简朴的水泥墓石，淹没于青草与玫瑰之间。上面浅浅地刻着三行字：

Romain　Rolland
Et
Sa　Femme　Marie

（罗曼？罗兰和他的妻子玛丽）

尾声

近几年，因为《莫斯科日记》出版的缘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