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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看中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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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烈烈，声势逼人，实则雷声大、雨点小，群众气愤地称其为“塑料盆景”、“泡沫政绩”。
出现这种怪现象，反映了我们的机制在某些方面的弊病，反映了有些同志工作被动应付，惰性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同时也是一些领导干部浮躁心态的折射。他们在思想深处不是把工作的发出点放在为人民服务、一切服从干“三个有利于”上，不想踏踏实实地干工作，而是一心想捞取政治资本，图升迁，走捷径，搞“短平快”，摆花架子，不惜耗费财力、物力搞假大空，造“盆景”。
世上没有什么包治百病的特效药，更没有什么捷径、秘诀。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老老实实、踏踏实实地工作，勤政为民，真心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点实际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想要花花点子糊弄人，走捷径，吃白食尽管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许有效，却难保长远，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就是：做“戏”有效，但终究有限。
巴中市的做法，值得领导干部深思、借鉴。
“老抠”的巨贪
韩三洲／文
时下对社会不良现象的一些流行语很值得分析琢磨，如讽刺某些贪官，对酒，“喝不喝先例上”，；对跳舞，“会不会先搂着”；对官位，“干不干先占着”。一个“先”字，暴露出这些人对酒色权势的贪婪性和占有欲。其实，对这句还应加上一条，那就是对待金钱，“花不花先贪着”。据8月5日《大河报》报道，浙江省最大的一审判死刑的贪污犯吕德昌，鲸吞公款300万元，可平日却装扮成一副穷酸相，就连一件像样的衬衫都舍不得买，在单位是廉政建设的榜样，回到家里是节俭持家的楷模。可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上穷酸老实的人，贪污数额却创下了浙江省建国以来之最，而且还把这数百万巨款放了高利贷，再借鸡生蛋，利上滚利，整个儿是一个中国版的现代葛朗台。
这“花不花先贪着”的，还不止吕德昌一个。去年底被判死刑的那个原海南省东方市市委书记戚火贵，更是一个只进不出、光贪不花的现代葛朗台。他平日表现得清廉穷酸，对人刻薄小气，虽说已有3000多万元不义之财的家底了，可连他亲生老母重病在身，都不肯拿钱医治。其生性之贪婪，对金钱占有欲之强烈，实在令常人无法理解。
有人认为，这出手吝啬、一毛不拔的贪官，与那些醉生梦死、一掷千金的贪官相比，对社会的危害性相对要小，有时还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其实不然，后一种贪官，行为过于招摇，形迹容易败露，一抓一个准儿；而作为老抠的那种贪官，把穷酸当保护色，以节俭作遮阳伞，反不易露出马脚。以7月31日《今日生活》的报道为例，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不久前在澳门豪赌，挥金如土，一天就输掉3600万港币且面不改色。如此树大招风，自然惹人注目，所以人还未到沈阳，便在北京被中纪委下令拘捕，成为中央领导所批示的“数额巨大，十恶不赦”，的轰动大案。再以巨贪吕德昌来说，他案情的东窗事发，是检察机关在查办另一起贪污案时，无意中给连带出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偶然性，这300万的巨贪到今天恐怕还仍是一副可怜兮兮的“穷相”呢！
照此看来，老抠的贪官如吕德昌之流，由于善于伪装，障人耳目，所以其迷惑性更大，隐秘性更强，甚至会让人误将贪官当清官，反给我们的反腐倡廉平添了几分艰巨性和复杂性。所以，当我们将注意力对准那些纸醉金迷，偎红依翠的贪官时，对另外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的所谓清官，也要多留个心眼，这里面是不是隐藏有那种“花不花光贪着”式的人物，亦未可知！
其实，对付不同类型的贪官，并不需要搞几套办法。我们应当有一种制度严密防范各色各样的贪污腐败行为，使不论什么人都不能轻易得逞。
时令
吴非
现在兴“反季节”，尤其是冬行夏令，数九寒天中小姐们坚持穿裙子，满街汉子则裹紧棉衣；棉衣还不敢脱，竟又看到西瓜上市了；菜市场上，冬天终于能吃上冬瓜，反季节菜也成时尚。
“反季节”的事处处有，如：这壁厢两个教授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打出手，那壁厢一个老板在吟诗；芝麻官领了令箭死守在岗位上，党委书记挖空心思要让自己的老婆儿女成为资产阶级；党和国家领导人穿着便装视察各地，街头小贩穿着西装炸油条、烤山芋；小学生每天动脑筋10小时以上；干部说没有时间读书；校长忙着搞钱，教师启发学生送礼，小学生在为希望工程募捐；杂志编辑卖版面，学者全说“出书难”，富婆自传有人抢；记者不用采访自有新闻送上门，新闻发布会不发新闻发“信封”；官僚上班进舞厅桑拿保龄球馆，小学生作业做不完，并且逐渐懂得“学而优则仕”的真正含义
又有一种悖反：当年名流匿声迹，小姐哥们纷纷“往事与随想”
演艺界、新闻界的小姐哥们的回忆录在赚到一大把之后，据说压库码洋已经超过一亿元。我不敢幸灾乐祸，只心疼纸：糟蹋了那么多的纸，可惜啊！那些小造纸厂与环保部门周旋斗法，污染了多少江河！如果用这些纸印点儿能看的东西，倒又是罢了，只怕又要化为纸浆。有家书友会，把水均益先生的《前沿故事》做添头白送给人家（只要你交纳入会费就选送你一册），我觉得这是对水先生的不恭。但是想到当年老人家的书也常常是免费送来送去的，也就罢了。
书上也总有悖反的东西。如赵忠祥先生在回忆录中说，是领袖给了他做人的尊严——认为尊严可以由另一个人发给，赵先生要这么说，我应当尊重他的人个认识。按他那么说，如果不给谁或者忘了给谁，就一定有吃嗟来之食的文士，居人篱下的没有羞耻之心的清客词臣，就可以让苏轼去放牛，让李白去卖大碗茶——当然，也可以聘李逵去当播音员，孙二娘去做节目主持人，是吗？
余秋雨先生“霜冷长河”后则发表高论，认为批评他的文章总是与盗版现象绞在一起，即：谁批评余先生的书，谁就有可能是受盗版者的指使或是拿了人家的脏钱的，抑或本身就是盗版者——这种悻反使原来想对余先生大作作一点点评论的人，听了这番罗织论立时丧胆。所以我这里再不敢月旦书的优劣。只是在我看来，余先生的周游天下，山中读书都不算苦，几乎全是免费招待；且不论今世的失业下岗，即使是在“文革”的混乱之中，在千百万人提心吊胆度日如年之时，余先生也没受任何罪，他所描绘的自己的生活，我几乎想称之为“文革甜旅”。请想，能在蒋经国故居的书房里潜心读小蒋的藏书，三餐有人送饭，这是何等的福气？天哪，怎么没把我罚到那儿去读书？但是面对余先生不能多说一句话，因为任何针对他的议论都有可能让你品尝真正的“苦旅”。
我又觉得余先生真会寒碜人。就在人们饥饿找不到“面包”的时候，就在我们不得不用一本《金光大道》的封皮包着《普希金诗选》偷偷地读的时候，就在诗人不得不以拉大锯糊口的时候，就在学者养猪放牛以改造的时候，余先生山中读书，不愁吃穿，居有其屋。“文革”真要是有那样的仙气，便是我们也早该投降“文革”了。
反过去的东西很难再正过来看，可我们面对的正是这样的时令啊。
一条命两条烟
黄宗杰（江苏沛县）
我去进修的那家医院是“三甲”。脑外科主任是个面目和善的小老头儿，讲话音低声细，带些女人气。他给我们上过课，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讲的伤员众多时的急救原则。他说大声呻吟、表情痛苦不堪的可以暂不理会，要先抢救那些不能动不能哼的，连哼的气力都没有，说明伤势危殆了。
那天晚上主任值班，先从急诊室送来个姑娘，车祸受伤的，不能动不能哼，一直昏迷着。主任很快决定进手术室给姑娘做手术。就在换衣服的时候，又送来了个小伙子，是个盖楼房的民工，干活的时候上面掉块砖砸头上了。小伙子痛苦的喊叫隔两层楼都听得见。送小伙子来的是包工头，很活络，找到主任的办公室，从衣服底下抽出两条烟塞给主任。烟是红塔山。当着这么多人，主任一边直摆手一边尴尬地笑。我以为他会拒绝，却见他用手指了指值班医生。那医生面无表情地接了，打开一个柜子，放进去。那柜子里的烟快放满了。
主任安排那先来的姑娘去照CT，带那小伙子上了手术台。下了台子，包工头又安排吃宵夜。
第二天早上我去医院，见小伙子很安静地躺在床上，太平间的两个老头正往外抬那姑娘的尸体。
警惕“大巴掌”
刘友德
“一把手”这个词，使用频率极高，我却想不出它的出处。我只知道，门或抽屉上装的拉手叫“把手”，板车有两个供拉或扶的“把手”，李玉和夸女儿铁梅能干是“里里外外一把手”，西洋乐队有“第一小提琴手”，绿林好汉排座次有“第一把交椅”，就是不知道“一把手”取喻何事何物。以上全是闲话。反正大家都明白，“一把手”即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第一号领导人。
在有些地方、部门和单位，“一把手”成了独臂擎天的巨人，或者是一掌遮天的超级大佬。后者可仿粤语“大耳窿”称之为“大巴掌”。一些心术不正、权迷心窍的干部急欲成为一把手、大巴掌。所以，副职雇凶谋害正职已不再是新闻。“一把手”为何有那么大吸引力，使一些人不惜铤而走险？只因为在“一把手”成为“大巴掌”的地方，其位其人可以从心所欲不惧矩，独断专行，结党营私，财源广进。
如何管好“一把手”，防止他们变成“大巴掌”，已成为反腐败斗争中的紧迫课题。对于这一点，湛江特大走私受贿案为我们敲响了最沉重的警钟。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一掌遮天的表现，不仅是“什么人都敢用”。一个包工头行了贿摇身一变就成了市建委主任；一个初中文化的农民硬是被他封作中美合资大公司的董事长（此人使公司负债7。2亿而倒闭，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湛江海关原关长曹秀康一掌遮天，竟由他的情妇与走私犯们拟定人事安排计划，交党组会照计行事。湛江此次涉案的罪犯还有边防、商检、港务等部门一串“一把手”。没有这么多“一把手”互相配合并诱逼下属干部与他们“保持一致”，怎么可能导致国门洞开？新华社6月7日所发此案通稿《权钱交易法不容》及次日所发海关总署汲取此案教训的报道，都郑重提出了如何对“一把手”实施有效监督的问题。有权威的材料表明，当今震动全国的腐败大案，绝大多数系一把手所为。这种普遍性、规律性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其中必有某些制度性的阔失在起腐蚀、陷落之类坏作用。
我们天天在讲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什么“一把手”专权的老毛病不仅没有革除没有收敛，反而在发展在蔓延呈“扩大化”之势，以致“一把手”卖官鬻爵之类极端丑恶案件一例接一例？
“大巴掌”专权无非集权、越权、揽权、擅权。在党内，某些领导干部成了特殊党员，谁敢平起平坐对他们提意见？在党委会上，某些一把手成了特殊委员，惯于一锤定音，一票顶一百票，俨然“龙头大哥”。党内民主都谈不上，逞论其他民主制度的约束作用？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讲了许多年，某些一把手却管得越来越宽，连项目开发、工程发包这类本应由专家论证、评审的经济事务，也要撇开大伙“亲自抓”、“定盘子”。这样一些“大巴掌”借口的是加强党的领导，但加强党的领导，肯定不是加强党委（党组卜把手个人的“领导”，肯定不应违背依法治国的原则，将个人凌驾于组织与法律之上。
在“大巴掌”当道的地方，必然搞顺昌逆亡，必然吏治腐败，鼠辈得志。用什么制约他们，降服他们？最有效办法之一是坚持群众公认的原则和制度。如果说一把手可以在会议规则、办事程序等方面玩同级组织各部门于股掌，却不可能“摆平”所有的群众；如果说群众不一定能认同出类拔萃的新人和勇于开拓前进的改革者，但他们一定会抵制那些劣迹斑斑的贪官污吏。事实上，“大巴掌”们能够卖官鬻爵，就是因为那里选拔干部没有真正实行群众公认的原则，所谓民主推荐、民主评议不过是哄人的把戏，事实上，陈同庆、曹秀康及王新康（最近判刑的独揽干部任免大权广收贿赂的河南滑县原县委书记）们的败露，正是群众纷纷向上边举报的结果。
坚持“群众公认”，谁也不可能一掌遮天。怕的是，“九众公认”只是说说而已。而要把“群众公认”的原则落到实处，贯彻于干部考察、任命、评议、鸳黜的全过程，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沉甸甸的4分钱
余卫国
本月里广州数家报纸先后刊载了发生在广东开平市梁金山的一则小新闻：阳春市农民梁某3年前到开平种菜，菜不好卖兼养猪。他按照兽医的诊断买了60多片“敌百虫”为猪治病。最后“看看纸包还剩两片，每片两分钱，丢掉可惜”，他想自己也闹肚子，可能也是肚里有虫，便将剩下的两片“敌百虫”吞入肚中。不幸中了毒差点送命，因此花掉医药费800多元，后悔不已。
虽然一个月来国际国内发生了许多重大新闻事件，从炮火连天到柔情万种，都没有一种像这则小故事令我久久不能忘怀，以致心潮难平，浮想联翩。
我们怎忍心以此讥笑梁兄弟愚昧、吝啬、“贪图便宜”！鲁迅说“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然而，我们与农家兄弟梁某有这么大的阶级差别吗？
4分钱，不用说，对于每天要喝数千元“蓝带”洋酒的前湛江市委书记陈同庆、常喝“路易十三”吃金钱龟延年益寿的前阳春市委书记严文耀这样的大贪官，提都是犯傻的；对干大多数中国人，4分钱也是无足轻重的——虽然有一些公共厕所差1分钱都不让进可能让人憋得尿湿裤脚。然而，对于我国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下的4200万农村人口，对于梁某这样的艰难的谋生者，4分钱却是沉甸甸的，并不敢不当回事。
是梁某生性疲惰，信奉“我饿着，可我坐着”的懒汉哲学吗？不是。是梁某贪图享受，吃喝嫖赌当败家子了吗？更不是。他是那样地渴望摆脱贫困。才离乡背井去种菜；是那样勤劳，才种菜又养猪；是那样节俭惜物，才须知，他也是人生父母养，他也有七情六欲乐得舒适，他也是噙齿戴发的男子汉，希望得到妻小与社会的尊敬。可是他却力不从心，为贫穷所窘。他的困境只是数千万贫困人口的一个缩影，甚至可以说是中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突出的一个缩影（在这里，我想提到另一则教人伤感的小新闻：据广西《防城港日报》6月23日报道，当地华石镇旱塘村农民颜老汉，卖完荔枝后从集市赶回家，为了省五毛钱的摆渡费，在下游浅水处扛着自行车越过河，不幸因年老体弱被水流冲下深潭淹死。）我们是一个农村人口占七八成的国家，中国的问题过去、现在以及在可以预见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主要是农民问题。我什1讲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增长势头，离开了扩大农民的消费需求，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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