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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全记录第二卷－中原逐鹿-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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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孔原为教室的较大型石窑洞里，正中间摆着一溜破旧的学生课桌，桌上蒙了国民党旗蓝底色的布。桌子右边坐着董钊与他的参谋长朱侠，及其所属的师长、旅长和参谋长；左边坐着刘敬与他的参谋长文宇一，及其所属的师长、旅长和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第7 战区司令、特种部队长官等。
9 时，一个国民党兵挑开了挂在门上的布帘。随着“胡长官到”的喊声，胡宗南，第一个气宇轩昂地走人会场，裴昌会、薛敏泉等随之鱼贯而入，全场起立，啪啪地鼓掌。
胡宗南大模大样的落座在坐北朝南正对门口的正中位置上，裴昌会、薛敏泉分坐左右。
胡宗南无病呻吟地吸吁了两口长气后，又眯缝着眼逐个扫视了一遍到会者，清了清嗓子，才拉着长音说：“委员长手谕。”
一听“委员长”三字，诸军官习惯性地霍地站起，立正。
胡宗南两手微微向下按按，算是示意坐下。
“此次剿灭陕北共匪，收复延安，事关党国命运，只能成功，不准失败。”胡宗南一字一顿地念道。
接着，胡宗南低声说：“诸位知道吗？从现在开始，委员长就等待着我们的喜讯了！”
胡宗南历来以其正宗的浙江口音而自傲，因为这有同于蒋介石的乡音，显示着胡与蒋的不一般关系。的确，胡家的镇海距蒋家的奉化，倒也不算太远。
胡宗南早年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面试时被淘汰，只是军校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见他求学心切，又有一些文化，亲自签条给招考人员，才勉强准许他参加考试，成绩合格，被录取后，进人黄埔第一期。
蒋介石很善于笼络人心，对于人黄埔军校的学员，他都要亲自面谈，见胡宗南是同乡，就请他几次到家作客，有意“栽培”。加之胡宗南天性好钻营，主动攀附投靠，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网络党羽的班底。后来，胡宗南又成为“复兴社”的秘密骨干，“十三太保”之一。
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野时，胡宗南与朱绍良联络部分黄埔军校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禧和何应钦，坚决拥戴蒋介石东山再起。
“危难之中见真情”，蒋介石发现胡宗南自己十分效忠，是个理想“人物”，便将自己发家的老本，即国民党军第一师，交由胡宗南统领，后来又提拔胡当了第一军军长。
由于有着这段历史渊源，所以，胡宗南在公开场合讲浙江话，向同僚和下属炫耀。
“下面请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胡宗南致罢开场白后说。
早已准备好了的薛敏泉，急忙把计划和图表等，亲自—一发到与会的军官手上，然后快步走到墙上的挂图前。
薛敏泉手执教鞭指着地图上金盆湾、延安、绥德，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部队只有警备第1 旅、第2 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计2 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也就是4 万余人，据判断，正规部队主力集中于临真镇、金盆湾、峻山一线，部分在延长附近。”
薛敏泉转过身来，神气十足地望了望在座的军官们，也包括胡宗南和裴昌会在内。
“我们主攻延安的总兵力分两路，右路军指挥官为整编第一军董军长，率所部7 个整编旅由宜川瓦子街线分路向北攻击前进，经过临真镇到延安东北拐赤地区待命。”
薛敏泉看看董钊，又瞧瞧刘勘，接着说：“左路军指挥官为整编第29军刘军长，率领8 个旅，由洛川以东地区，靠紧右路军向北攻击前进，经牛武镇，金盆湾，到达延安以北枣园一带地区待命。总之，各路务于规定时限进至指定地点，等候胡长官命令下达，即合力攻击延安城。”说到此，他的教鞭狠狠的落在地图的一点上，迟迟未再动弹。
薛敏泉的教鞭指着的地方，正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居住的枣园、王家坪一带。
此刻，这帮子追随蒋介石长期反共的国民党军官，无论是胡宗南，还是裴昌会，不管是董钊，还是刘勘，都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延安，恨不得立刻进到延安城，好向他们的主子邀功请赏。
薛敏泉继续说：“董、刘两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一带，通延安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76师师长廖昂率2 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第17师师长何文鼎率第84旅，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并注意公路两侧敌情，到甘泉后，担任都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要把公路修通，以便利军用物资运抵延安，整编144 旅留驻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
讲到此，薛敏泉如释重负似地望望胡宗南，然后对那些军官们说：“各位，还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
会场一片冷清，静得如同夜间野岗坟地。
过了一会儿，胡宗南见无人吭气，就慢腾腾地说：“这个计划已得到统帅部的批准，委员长也认为很好。裴主任，既然诸位无言，就请你讲几句吧。”
裴昌会“嗯”了两声，抬了抬屁股，并未站起来，说：“本人对此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想通报一下友军方面的情况。现在，整编第30师主力仍在晋南临汾、运城等处守备，并以一部在壶口、禹门渡一带担任河防，掩护侧背。另外，已向马鸿逵通报，让其向庆阳、合水进击策应；榆林邓宝珊部也向绥德出击。这样我们用于进攻的兵力合起来就是34个旅，23万多人，与共匪的可参战部队人员是十与一之比。我们应本着政府的命令，还有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任务，以奠定西北局面。”裴昌会讲得慢条斯理。
“都说说，都讲讲，董军长、刘军长！有话就说嘛，你们可都是一路大军的指挥官呀！”胡宗南点名了。
刘戡站了起来，似有先见之明地说：“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不会不知道，打仗要算帐，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据我判断，从开始进攻到抵达延安，这一段不会发生多大规模的战役行动，我众敌寡，共匪不会与我军硬顶的。堪忧的是，较大的，激烈的胁将会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时他们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对他们有利的地域对我进行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敌埋伏，万万不可大意！”
刘戡的话引起了军官们的认同，都禁不住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胡宗南则觉得刺耳，连忙跟话说：“刘军长言之有理，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畏首畏尾，顾虑重重，行动迟缓。要看到共匪目前处于颓势，江河日下，而国军胜利指日可待，望诸位精诚团结，一鼓作气，剿灭共匪。”
顿了顿，胡宗南抬高嗓门威严地说：“我等必须遵奉委员长训谕，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忽拉一声，众将官又习惯性地机械地起立，有气无力地喊着：“愿为党国效劳！”
胡宗南扭头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目光，说：“诸位如果没有什么意见，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各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我谈点意见，”整编第27师师长王应尊，此时不识时务地站起身来，说：“我认为攻占延安没有什么问题，双方兵力如此悬殊，共军无论如何是守不住的，本人估计他们也不会死守，而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如果真要那样，刘军长的话倒是要好好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准备一定要充分，匆忙应战是兵家大忌，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弹药尚在补充中，12日发起进攻有点仓促。”
胡宗南是最容不得部下提异议的，当即打断了王应尊的话，问其他人“你们其他部队是否也有这种情况？”
出乎胡宗南意料的是，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附和王应尊的意见，说：“有”。
胡宗南很不情愿地宣布说：“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3 月13日正式开始攻击。诸位要记住：三天之内占领延安，向委员长报喜，向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献厚礼”！
胡宗南再也不想听别的意见了，说完这句话，站起身来，瞥了王应尊一眼，离开座位，径直离去。
就在胡宗南调兵遣将、摆军布阵的同时，国民党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在蒋介石的敦促下，也按照计划，迅速向西北调动和部署空兵。
其中，最为卖力的要数被派驻西安第一线指挥国民党空军的副总司令王叔铭了。他不辞劳苦，日夜忙着调派战机和军用物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除了受命于蒋介石及其统帅部之外，王叔铭和胡宗南还有一层特殊的私人关系。他们同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据说王自苏联学习航空专业返回之初，为了得到蒋介石的信任，曾得到了胡宗南的很大帮助。
在1936年王叔铭任洛阳航空分校少校主任以前，还只是一个中队长。后来，他终于获得蒋介石的宠信，爬升得特别快，就是由于胡宗南、俞济时等黄埔一期同学及戴笠等人的支持。于是，胡、王二人的私人交情日深。当时，空军第3 区司令部与胡宗南长官都是平行机构，西安空军因不满胡以上级自居，工作中相互间有不少磨擦，西安空军不大听胡的话。这些，胡自然是要告诉王叔铭的。所以，这一次胡宗南主帅进攻延安，王叔铭自然就会特别卖力，不但调动了多得出人意料的空军力量，他本人还亲往西安具体指挥。
因此，国民党空军的调动及部署，在西北搞得热热闹闹。
早在日本投降后，国民党空军就参照当时共产党军队的分布情况，在1946年夏天，将整个国统区划分为5 个空军军区，将所有空军兵力分驻在南京、上海、北平、西安、汉口、徐州等6 大基地，以对付共产党的解放区。
西安为国民党空军第3 军区，共辖豫、晋、陕、甘、宁。青、新疆7 个省。归第3 军区指挥的西安空军作战部队计有：一个P －47战斗机大队，即空军第11大队所属4 个中队，其中3 个中队各有P －47飞机12架，另一个中队有P －40战斗机12架，共48架。其飞行员自中队长以下，全部是抗战期间成都空军军士学校训练的1 、2 、3 、4 期毕业生，都参加过抗日战争后期的实战。
还有一个隶属于驻汉口的轰炸第一大队的B －25轰炸机中队，即空军第9 中队，有飞机12架。抗日战争中，属于中美空军混合团的轰炸中队。
此外，为了需要而临时调来的，还有属于南京空军的第10大队，和上海空军的第20大队的C －47或C －46空运机1 至2 个中队，飞机数量为12至24架，最少时4 至6 架，最多时40至50架，轮流驻西安机场，归第3 军区指挥。
国民党第3 军区司令部，尚有“比契喀拉夫脱”型飞机大小各1 架，L －5 型飞机2 架。
奉蒋介石的旨意，3 月初，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特地指派他的作战参谋飞到西安，向西安空军秘密传达指示：胡宗南部在准备向延安进攻，西安空军要大力协助。
国民党西安空军作战计划科，遵旨立刻根据其所掌握的陕甘宁解放区的情报和地形，草拟了一份西安空军兵力使用计划。计划拟在此次进攻延安中，使用两个P －14战斗机中队，一个P －40战斗机中队，一个B －25轰炸机中队。
时过不久，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直飞西安，同时，从上海空军第8 大队调来8 架B －24重型轰炸机，飞抵户县机场；从南京第5 大队调来两个中队，24架P －sl战斗机，飞抵西安机场。
此时，蒋介石花巨资扩建的西安机场，派上了大用场。
西安飞机场原场地狭小、跑道窄短。1943年，美国派空军来华对日作战，北战场以西安为前线机场，为使其适应作战需要，将机场跑道扩修为1800米，并增修跑道一条和滑行。停机、疏散各道。扩修后，机场可容两个大队约100 架左右的飞机，B －24巨型飞机也勉强能够起落。
1946年4 月，蒋介石下令将西安机场再延修500 米，共为2300米，并翻修旧跑道、停机道。先后拨扩修工程费6 亿元，至10月中旬峻工。
从蒋介石不惜花费巨大财力、物力和人力扩建西安机场，人们不难看出，其进攻陕北解放区、夺占延安的预谋由来已久。
往日比较冷清的西安机场，竟然一下子容纳了C －46、C －47、P －51、B －25等型号的飞机近百架。这个数字，是国民党飞机总额数的五分之三。一个机场，停落如此庞大的机群，这在国民党空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一时间，3 月的陕北高原，初春乍寒，风吹尘起，遮天蔽日。
国民党军的陆、空军云集陕甘宁边区，气势汹汹地向中国人民的革命圣地延安冲杀而来。蒋介石的“犁庭扫穴”开始了。
2．毛泽东要拿延安换全中国
晚上掌灯时分，新4 旅14团的几位领导正在吃饭。他们是奉命来到延安，担负防敌伞兵，控制机场，掩护党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任务的。
“毛主席一定看到我们的信了，不知道能不能接见我们？”政委常祥考边往嘴里扒饭边说。
“我想昨天晚上就应该看到了，就是说不准有没有时间，主席现在一定忙得很呀！”团长袁学凯说。
他们俩说的是，由政委常祥考执笔，他二人署名的意在想见毛主席的那封信的事。信是昨天傍晚，请来这里察看敌机轰炸情形的阎长林转呈毛泽东的。
饭桌上的其他人也参加了议论，有的说：“我看是大有希望。”有的则说：“我觉得可能性不大。”虽然各人的看法不尽一致，但渴望见到毛主席的心情却是一样的。
恰在此时，通信员报告：阎排长已经骑马到了门口。阎长林是去年6 月由他们团调任毛泽东的警卫排长的，当时他是副连长。
阎长林刚刚跨进门口，常样考就迎上去急切地问：“怎么样，能不能见？”
阎长林喘着气说：“可以见。毛主席看了你们的信，说你们很辛苦，应该见见，并要我告诉你们旅的首长，人可以多去几个，具体什么人去，请旅长、政委定。”
“什么时候去？”常祥考兴奋地问。
“现在就去。”阎长林回答。
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喜气。袁学凯放下饭碗，立即要通了旅的电话，告诉程悦长副旅长这个好消息。
程悦长得知毛主席要接见，也异常兴奋，在电话里说：“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呀！可惜旅长还没有到，4 个团有3 个团还在路上呢，可是主席不能等呀。”
程悦长告诉袁学凯，在团部等着，要一起去。
袁团长刚放下电话，屋子里就像开了锅似的热腾起来。营长们听说毛主席要接见，纷纷要求一定要去，团里的其他干部也争着要去。
直到旅的领导到达后，去见毛主席的人员名单才确定下来：旅的领导有黄振堂政委、程悦长副旅长、赵光运副政委，团的领导有袁学凯团长、常祥考政委、宋副团长、还有参谋长、高主任。他们由阎长林在前面带引，骑上十几匹快马，从机场驻地出发，朝着毛泽东住地王家坪飞驰而去。
这是一孔陕北高原最普通的分里外间的窑洞，一盏煤油灯虽不很亮，但屋里的一切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窑洞里的陈设简单而整洁，只有一张半旧桌子，几把椅子和两个延制沙发，唯一和普通农家不同的是，墙上满匝匝地挂着军用地图，地图上标着各种各样的符号，红蓝铅笔勾划出的箭头、线条，纵横交错。平时，毛泽东就在这间窑洞里起居、待客、吃饭、工作。
阎长林把新4 旅的同志们安排在外间落坐休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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