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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底层的十亿人-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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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1节：序（1）
最底层的10亿人——
最贫穷国家为何日益衰败？如何起死回生？
保罗·科里尔（PaulCollier）
序
1968年，我在牛津大学求学。记得当时我参加了一个名为〃牛津革命社会主义学生会〃的组织，一个现在看来饱含滑稽模仿意味的名字，而当时却觉得那样单纯朴实。当我完成学业时，我想把在经济学上的所学用于非洲。非洲新成立的国家百废待兴，几乎没有哪个非洲人受过我刚刚完成的那种教育。当时许多牛津学子的家人都有过非洲的经历，比如父亲曾是殖民地的行政官员之类，当然这并不包括我——我父亲只是约克郡的一名屠户。但在那些殖民社会关系当中，必然有一些对我产生影响。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一直担任一个名为尼亚萨兰（Nyasaland）的小国的总督，因此我阅读了不少有关它的书。而我所读到的种种令我决心到那里去。这个后来更名为马拉维的国家，是非洲大陆上最贫困的国家。改变国家的名字容易，改变国家的境况却绝非易事：35年后，马拉维依然如当年一样一贫如洗。我想，再过35年它也不会有所改观，除非本书就是讨论这个〃除非〃的。
在过去的35年间，马拉维没有改变，而我在某种意义上也没有改变。作为一名牛津大学的教授，我仍在致力于与非洲相关的工作。在这35年中，我曾做过哈佛大学的教授，并经由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介绍，担任世界银行研究部门的主管，加强了它对于最贫困国家的关注。实际上，我在世界银行的首次任务，就是和斯蒂格利茨一起奔赴埃塞俄比亚。因为我刚刚成婚，那次旅行便成了我的蜜月之旅，只不过是由斯蒂格利茨代替了我的妻子而已。幸运的是，我的妻子对此十分理解——不知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大学毕业之后她也在马拉维工作。
本书要探讨当今世界许许多多像马拉维和埃塞俄比亚一样正处于全球经济体系最底层的少数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就像马拉维，始终处于最底层。而另一些，包括塞拉利昂，曾经只比印度或中国贫困一些。现在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们是最贫困的，更在于它们在发展上的失败。它们跟不上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发展步调；它们犹如浮萍般在风雨中飘摇。由于一度贫困的印度和中国以及其他类似的国家迎头赶上、奋勇向前，全球贫困化的图景便出现了波荡，掩饰住了这些最底层国家的分化趋势。当然，因为一些国家做得相对好些，另一些便必然相对差些。但处于最底层的国家的衰败，却并非是相对的，实际上常常是绝对的。在这些国家当中，有许多国家不仅是在日益落后，而是在日益崩溃。
第一部分 第2节：序（2）
最近几年，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内战。我想弄清楚为何收入微薄的非洲战乱不断、战争频仍。渐渐地，我总结出了〃战乱陷阱〃的概念。它揭示了某种经济状况如何将一个国家引向内战，以及一旦战乱爆发，暴力循环又如何演变成一种难以逃脱的陷阱。我意识到战乱陷阱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为什么至今还处在世界经济最底层，但它并不能说明全部。马拉维在其过往的整个独立历史当中一直免于战乱，也仍然未见发展。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以及在我著书生涯的不同阶段所见到过的，既不同于马拉维、又彼此各不相同的许多国家，也是如此。我也不认为贫困本身是一个陷阱。这些经济发展上的失败是在有违于全球经济发展成功的大背景（贫困是大多数人都设法去消除的）的情况下出现的。自1980年以来，历史上首次开始出现世界贫困化，这并不仅仅是非洲的问题。其他地方也同样有经济发展上的失败，如海地、老挝、缅甸等国家和中亚国家，中亚国家中的阿富汗尤为令人瞩目。对于发展失败一刀切式的解释，并不适用于这样的多元性。
有关发展失败的单一因素论是如此常见，以至于当今学术界都倾向于对此进行专门研究：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就是炮制一些高深而又无法广泛应用的东西。与他们不同的是，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曾写过一些有关农村发展、劳动力市场、整体经济震荡、投资和战乱的书。有段时间我还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工作，他实在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并且有一种对任何事都能侃侃而谈一番的天赋。视野宽泛自有其益处，最终我发现了可以解释那些国家之所以处于最底层的四种不同的陷阱。这些国家囊括了大约10亿人口，如果对此袖手旁观，那么，这一群体便会在此后大约20年逐渐与世界经济中的其他群体相脱离，沦落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悲惨世界之中。
这些国家的问题与我们在过去40年中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实际上是除去占据地球人口仅1/6的最发达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的问题大不相同。我们一直将涵盖世界人口5/6（50亿人）的国家都定义成发展中国家，但并非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是一样的。那些发展失败的国家所面临的棘手问题，并不见于那些正在走向成功的国家。实际上，我们完成的只是全球发展中较容易的那一部分；想要完成余下的部分如今已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可我们还是必须完成全球发展，因为对于一个祥和安逸的世界而言，存在一个有着10亿穷困潦倒人民的隔离地带，将是越来越不能容忍的。
第一部分 第3节：序（3）
不幸的是，这不仅仅是把我们的钱捐给这些国家的问题。如果真是这样，反倒相对容易了，因为这些国家为数并不多。由于一些重要的特殊情况，援助在这些环境当中并没有起到多大成效，至少在过去一直如此。改变必须主要源自最底层社会的内部；我们不能从外部强加给它们什么。在所有这些社会中，在期待改变的勇敢的人们和与之相对的根深蒂固的利益之间，总是存在着种种斗争。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场斗争中充其量只是旁观者。我们可以做更多的事来助改革者们一臂之力。但若是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利用那些一直以来都被用做他图的工具（例如军事干预、国际性标准的设定和贸易政策）。控制这些工具的机构对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既没有认识，也没有兴趣。所以他们必须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了解，而政府也必须学会如何协调使用这一系列涉及面广泛的政策。
这些观念跨越了政治分野，开阔了视野。左派会发现之前所贬斥的方法，比如军事干预、贸易以及对增长进行鼓励，对于达到其长期翘首企盼的目标来说，是关键的手段。右派则会发现，最底层的10亿人这一问题不会像全球减贫那样将随着全球的经济增长迎刃而解，他们会发现若是现在忽视了最底层10亿人的问题，等到了我们子孙时代，它就会变成危及世界安全的可怕梦魇。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也确实必须解决它。但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树立一致的目标。
为树立一致的目标，就要改变观念，不仅仅是在发展机构之内改变观念，更要在广大选民当中改变观念，他们的观点将会使一切可能成为现实。没有了见多识广的选民，政治家就会继续将最底层的10亿人的问题当作余兴插曲，而绝不会去倡导真正的变革。本书就是一种改变观念想法的尝试；为了便于阅读，我在写作中没有使用脚注和其他常用的、严格的专业学术规范。我试图写一些你能够乐于阅读的东西，但绝不会让你判定我所说的不过是些无足轻重的废话。本书以大量发表在专业期刊上、并通过了匿名评审的专业论文为支撑，我在本书的末尾列出了其中的一些文献。
第一部分 第4节：序（4）
研究往往像是一种探险。你从一个听起来不可能回答的问题入手：有多少援助流入到军事开销当中？或者，有多少非洲的财富流失到非洲大陆之外？你将如何解答那些问题呢？是去问问每一支第三世界的军队从何处获得军饷？还是去敲开瑞士银行的门，让他们报一下非洲的账目？有一个能获得答案的与众不同的办法，那就是统计。这种方法的立足点不同于粗浅的影像，后者提供给我们的往往是我们对世界自以为是的了解。以起义为例，在其学生时代曾往墙上贴海报的一代人心中，普遍都会想到的影像往往便是切·格瓦拉（CheGuevara），海报替我们进行了思考。我们对于最贫困国家问题的认识也饱含着种种这样的影像：不仅仅有高尚的起义者，还有饥饿的儿童、冷酷无情的交易、老奸巨猾的政客。你由此成了这些影像的俘虏，而因为你成了俘虏，我们的政治家便也成了俘虏，因为他们所做的正是你想要的。所以，在本书中，我将要引领你超越这些影像，有时候我还要打碎它们，而我用以打碎它们的，正是统计上的证据。
在进行统计分析的工作当中，我仰仗于许许多多年轻合作者们的协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会在随后的章节中出现。其中的一位，安珂·霍芙勒（AnkeHoeffler）主导了这项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我们一起共事了10年，在这场二重奏中我扮演着令人难以容忍的讨厌教授的角色，而安珂却总是能隐忍不发、和气相对。如果你想要对我们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得出多少有些夸张的景象，你尽可以勾画出一个比著名英国侦探剧集当中的摩斯（Morse）和路易斯（Lewis）在一起工作时的情形更糟的景象。就像他们一样，我们的研究也常常陷入数不清的错误开局中。不过，尽管我也像摩斯一样立足于牛津，可不同于他的是，我是在与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团体一起共事。正如你会猜到的那样，安珂是德国人。而这个团体中还有瑞典人曼斯、法国人莉萨、爱尔兰裔美国人斯蒂夫、非洲裔美国人凯茜塞拉利昂人维克多以及澳大利亚人菲利普。这只是一个长长名单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从中窥得全貌。他们都有着耐心勤恳的工作态度和熟知各种高难技能的头脑。没有他们，就不会有本书的诞生，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任何叙述所依据的成果。本书是那种当你将一个个点点都连接起来时，便会显出的宏幅图像，只不过这些点本身之中就包含着故事。尽管这不是一部有关学术研究的著作，我还是你希望一路读来，会对现代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些独到的体会，并从解决棘手的问题当中获得一种心潮澎湃的感觉。
第一部分 第5节：战乱陷阱（1）
第二篇陷阱
第二章战乱陷阱
所有的社会都有争端，这是政治与生俱来的伴生物。问题在于，最底层的10亿人国家在这一问题上的特别之处不是存在政治争端，而是争端的形式。它们中有一些国家深陷在一种针对政府的暴力挑战模式之中。有时暴力升级，演变为内战；有时则是一次转眼间便结束的军事政变。这两种政治争端的形式全都代价高昂，而且会不断上演，它们能将一个国家困在贫穷之中。
内战的诱因
那么，是什么导致了内战呢？造反者以种种怨愤不平之事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镇压、剥削、驱逐。政治动机派的学者们出于自己的癖好，常常将反叛者描绘为英雄；我却不再对这种实为利己性的怨愤不平表示信服。将内战的诱因分类是困难的，历史学家们甚至不能就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诱因达成共识。大多数战争都有着多层次的诱因：性格、仇恨、过失。我们的方法是试图从统计学上解释内战，并对一组可能的诱因进行研究，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地理的和经济的诱因。
统计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获取满意的数据。我们发现了一份由密歇根大学开列的有关内战的全面清单，包括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中心在这类政治问题上多年的研究数据。密歇根大学对于内战的定义是，一场至少包括1000人因战死亡的内部战乱，每一方的损失至少有这些死亡人数的5％（使用由另一个研究者设置的标准的其中一个好处，就是你不会受到曲解定义以获取预期结果的诱惑而使你的计算结果受到影响）。由于1000人因战死亡这一数字的界限性，在一场比方说有50人被杀的社区暴乱和一场有上千人被杀的战争之间划分界限便委实大有不同了。我们随后将这个清单与大量的社会经济数据对照起来，逐个国家、逐年地进行研究，以确定在接下来的5年内，可能会导致某个既定国家酝酿一场内战的因素。
我们的工作具有争议性。部分是因为专注于对战乱进行学术研究的人倾向于政治当先，他们总对各种反叛运动团体所表达的强烈怨愤不平表示同情，这些反叛运动团体常常采取极端手段来对抗或许确实不得人心的政府。对于这些学者而言，从统计学上研究表达怨愤不平的客观方式与发起叛乱的倾向之间是否有必然联系，这一想法或多或少就该被视为一种侮辱，因为他们很清楚两者之间必然存在联系。诚然，我们有时会鼓励民众对叛乱进行指责：我们会将我们的文章标上《贪婪与怨愤》，或是《得益于战争》之类的题目，暗示叛乱者的动机或许并不比他们所反对的政府体现出更多令人信服的英雄气概。无论如何，由于学术专业中的政治化目的并不怎么占据优势，我们的工作还是得到了重视，并经常被引用。我们的研究对政策界产生了影响（我曾应邀在联合国大会上做演讲），媒体也进行了了特别报道。
第一部分 第6节：战乱陷阱（2）
我们也曾被要求用自己的模型来预测下一次内战爆发的地点——美国中央情报局显然会对此感兴趣，但我们绝不会那么愚蠢。我们的预测或许会被一直用做标签，从而很可能有损于我真心想要帮助的国家；它们或许会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模型不能被用来做预测。它能告诉你哪些是内战潜在倾向的代表性结构因素，以及（有时是更有意思的）哪些因素似乎并没那么重要。通过这一点，它能够告诉你哪一类国家是最岌岌可危的。但它不能告诉你塞拉利昂明年是否会爆发另一场内战，那取决于不可胜数的偶然事件。
我们发现的第一个关联是战争的风险和收入的初始水平之间存在联系。内战更有可能爆发在低收入的国家：将国家的初始收入减半，就等于将内战的风险加倍。有人或许会问我们是不是将因果关系混淆了——难道不是战争使一个国家变得贫穷，而不是贫穷使一个国家倾向于战争吗？事实上，两种关联是同时并存的。内战减少了收入，低收入也确实提高了内战的风险。对此的最好证据莫过于在殖民主义时期，许多国家经历了数十年强加的和平；而许多处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最近几乎同时发生的去殖民化情形，为收入对内战的影响提供了一种天然实验。
低收入和内战之间的关联或许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你阅读报纸，你就会看到兵戎相见的国家更可能是穷困的国家），但并不是所有内战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经验数据之上的。一些社会科学家，尤其是那些主要从事政治研究的社会科学家，会预先知道他们在内战中会看到什么，而且之后就会适时地看到。
还有什么会使一个国家倾向于内战？缓慢的经济增长，或者更糟一些，是停滞或衰退。一种估算结果显示，一个典型的低收入国家在5年内爆发内战的风险率是14％。增长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这种风险率就会减少一个百分点。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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