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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传 作者:刘文山等-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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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贝·布托拒绝对这起冲突事件发表任何意见。她知道，这是一场悲剧，无论对布托家族还是对她来说，都是这样。
1月6日，努·布托在拉卡纳说，她的女儿只有恢复她在人民党的领导职务，家族内讧才能结束，她们母女之间的关系才有可能得到改善。然而，除了和母亲、兄弟的关系僵持外，贝·布托已经牢牢地掌握了巴基斯坦人民党，她得到了党内所有的议员的支持、贝·布托与母亲和弟弟之间激烈的冲突已成为巴基斯坦传播媒介的头条新闻，对于贝·布托来说，这既是一个令人窘迫的私人问题，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卡拉奇的监狱中，穆·布托一直要求被释放，但他被拒绝保释，因此他的大部分政治活动必须通过他母亲进行。直到1994年6月5日，在缴纳了100万卢比的保释金后，穆·布托才被卡拉奇打击恐怖活动的特别法院宣布允许取保释放。
出狱的第二天，穆·布托便向他的姐姐提出了挑战。6月6日，穆·布托在其住宅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对她完全感到失望了。”他指责政府贪污腐败，预言贝·布托当总理的日子长不了。他发誓一定要担任真正的人民党的领导人。努·布托仍然坚定地站在儿子一边。她说：“当我的丈夫在监狱时，他从未要求贝娜齐尔继承巴基斯坦人民党，她侮辱老党员并攻击他们的自尊。”
穆·布托和他母亲的计划是试图获得巴基斯坦人民党中不满贝·布托的所有成员的支持。作为佐·阿·布托在世的唯一的儿子，穆·布托仍能从巴基斯坦的某些部落和传统文化中获得同情。姐弟俩之间的矛盾没有丝毫改善的迹象，裂痕反倒越来越深。
1995年3月15日，穆·布托在其住宅外举行大会，组建反对党。会场上悬挂着书写反美口号的横幅，如“美国是巴基斯坦的敌人”、“美国是伊斯兰教的敌人”和“美国是杀害阿里·布托的凶手”等。大会通过了要求贝·布托辞职，建立全国团结政府的决议。努·布托在一封向人民党1500多名持不同政见的工作人员和积极分子宣读的信件中，提到由她儿子担任巴基斯坦人民党临时主席。
布托家族中这场纠纷的实质是穆·布托在母亲的支持下，企图取代他杰出的姐姐贝娜齐尔通过卓绝的奋斗所取得的一切权力和荣誉，而这无论在贝娜齐尔还是在巴基斯坦绝大多数人民看来，都是不可能的。尽管贝·布托为了自己和家族的荣誉做出了种种不懈的努力，但穆·布托却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因此，布托家族内的这场难解的纠纷已构成了对贝·布托的一种令人窘迫的挑战，这对贝·布托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三、久禁不绝的毒品问扬
巴基斯坦的毒品问题成为贝·布托政府必须严厉打击的一种危及社会的严重犯罪问题。由于毒品问题与政治腐败交互滋生，极为棘手，因而成为对贝·布托政府的又一个严重的挑战。
80年代以来，巴基斯坦历届政府都实施反对毒品生产和贩卖的政策。为了加强禁毒、反毒的力量，巴基斯坦政府从1982年起从美国寻求反毒财政援助，到1993年初；这种反毒专项援助累计已达4090万美元。
后来美国修改了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宣布任何一个国家由于未能有效控制毒品的生产和贩卖，从而决定美国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停止对其提供各种援助和合作。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4月成立的马扎里看守政府更加强调要开展和加强反毒斗争，将1993年定为反毒斗争的“圣战年”。7月组成的考莱希看守政府在组织选举时，规定毒枭不得参加全国大选。
贝·布托于1993年10月重新上台执政后，深刻认识到毒品问题对巴基斯坦社会的严重危害，极为重视反毒斗争，并把它与反腐败斗争联系起来，力图净化整个社会。她在重新执政不到一周后访问沙特阿拉伯时对《阿拉伯新闻》记者说：“我的政府将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我们要把巴基斯坦打扫得干干净净，我希望我国有一个清廉而又高效的政府。”贝·布托深知政客卷入腐败的事实，因此她特别强调要“恢复”总理检察组，以便既对一般人对政治领导人的腐败案件进行调查。
由于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巴基斯坦贩毒分子的贩毒活动甚为猖獗，贩毒分子的贩毒收入高达80亿美元，差不多相当于1992—1993年度巴基斯坦联邦政府预算中发展费用1270亿卢比的两倍。吸毒人数从1979年的可忽略不计增至1993年的200万人，在不到100名巴基斯坦人中就有一个瘾君子。
巴基斯坦所处的“金新月形地区”输往美国的海洛因占世界输往美国海洛因总量的60％，占世界输往欧洲海洛因总量的80％毒品生产、加工和贩卖的迅速发展打破了巴基斯坦的社会结构，使巴基斯坦社会中崛起了一个新阶层，人们称之为毒品贵族阶层，他们中的头面人物被称为毒品大王。由于毒品生产和赎卖迅速发展毒品贵族的经济力量日益增强，其头面人物便开始在政权组织中谋取权力或寻找代理人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不仅同巴基斯坦的政界人物有着或明或暗、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已加入到政客的行列，并能从一个方面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左右巴基斯坦的政治和社会。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反毒斗争形势是十分严峻和复杂的。
在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已有好几百年的鸦片种植历史，鸦片是该省唯一的“经济作物”。目前统治该省鸦片生产和贩卖的是两大集团，一个是阿佛里迪集团，另一个是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
阿佛里迪集团是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贩卖集团，从事鸦片生产、收购、加工和贩卖活动，并为从事上述活动的其它集团和个人提供贷款。这个集团仅在开伯尔专区就有10Q个提炼海洛因的实验室，其毒品贩卖不仅遍及全国，而且还远销欧美各地。该集团头目是80年代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马利克·瓦利·汗，他曾在1960—1965年间担任国民议会议员，1986年退出政界，1990年死去。其继承人、阿佛里迪集团的新领导人马利克·穆罕默德·阿尤布是目前巴基斯坦最大的毒品大王。在1988年全国大选中，他支持纳瓦兹·谢里夫的伊斯兰民主联盟。贝·布托上台后下令逮捕他，但他却巧妙地逃避了追捕。1990年贝·布托被解职下台后，他重新活跃于政坛，要求洗清前人民党政府对他的所谓诬陷。阿佛里迪集团的另一个头目是瓦里斯·汗，他在1988年大选中从开伯尔地区选入联邦国民议会。
西北边境省另一个贩毒集团即优素福斋和卡塔克集团，活动于该省的低地即山间盆地。这个集团同巴基斯坦政界、军界和实业界都建立了广泛而牢固的联系。巴基斯坦军队兵源相当多的来自巴丹族人，而大多数巴丹族军人都属于优素福斋和卡塔克两个部族。
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省份，其面对阿拉伯海的海岸线是毒品贩运的重要通道。由于该省同伊朗和阿富汗接壤的边界山口很多，难于控制，是毒品大王们出入的方便之门。不少人认为，势力强大的布格蒂部族大地主、俾路支省前省长纳瓦布·阿克巴尔·布格蒂是俾路支省海洛因贩卖者、毒品大王们的真正的“慈父”。他运用自己同军方和政界要人的密切关系，使该省对毒品贩卖者的追查和突击抓捕改变方向，甚至将被捕的毒贩保护起来，因而从中获得巨额“酬谢费”。1991年4月，巴基斯坦麻醉品控制委员会曾向联邦政府提供一份俾路支省73名毒品大王的名单，其中包括1名国民议会议员、4名俾路支省议会议员以及该省许多大地主和名人。
富饶的旁遮普省，也是海洛因走私、贩卖的重要地区。该地区毒品大王当首推拉合尔普拉扎电影院的老板哈吉·伊格巴·贝格。他控制了巴印边界梅洛因贩运线，与政治家们的联系甚为紧密，其中尤以同人民党创始人之一马利克·迈拉吉·哈尼德的关系最密切。1988年哈尼德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又作为人民党候选人当选议长。
当地报纸透露，哈尼德的竞选费用全是贝格提供的。1990年贝格被人民党政府逮捕后，哈尼德积极保释贝格。贝格极力否认他走私海洛因或印度大麻等麻醉品，他声称这是巴基斯坦报界对民众的欺骗。
旁遮普省另一个毒品大王是属于卡什米里迪加的索黑尔·齐亚·布特，他是贝格的门徒。他通过同前总理谢里夫联姻而成为这位穆斯林联盟主席的亲戚。
如同毒品大王们坚决拒绝说他们同政治家有联系一样，政治家们也矢口否认他们与毒品大王们有任何瓜葛。
巴基斯坦的毒品生产和贩运已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社会和政治生活以及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经营毒品获得的“黑钱”已渗透到执法机构，收买警察和执法人员。毒品贵族阶层力量日渐强大，他们中的头面人物已挤身到国家权力之中。人们常说，统治今日巴基斯坦的是总理、总统和军队“三驾马车”，而印度人则认为支撑巴基斯坦社会的不仅是三驾马车，而应当是“四根支柱”，即除总理、总统和军队外，还应加上毒品贵族。毒品贵族在巴基斯坦政权结构中是否已取得这样的地位尚可讨论，但这个阶层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左右着巴基斯坦政治则是公认的事实。此外，巴基斯坦边远山区和部族地区正是毒品生产和贩运活动猖撅的地区，而恰恰在这些地方，政府的反毒政策几乎得不到执行。
贝·布托政府再次执政后，加强对贩毒的打击力度，在国际社会支持下同毒品犯罪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1994年，巴基斯坦共查获约200吨走私毒品，逮捕了4。8万名与毒品走私有关的案犯。尽管这样，巴基斯坦的毒品贩运仍相当猖獗，各种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使贝·布托难以实现短期内将巴基斯坦打扫干净的愿望。打击毒品贩运仍是贝·布托政府面临的一项长期而复杂的任务。象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巴基斯坦国内的毒品问题也与政治腐败问题联系在一起，政治家和毒枭相互结合和利用，给肃毒斗争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肃毒斗争进行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贝·布托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而且也影响到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的形象。因此，毒品问题也是贝·布托政府必须正视和认真对付的一个严峻的挑战。
四、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
困扰巴基斯坦历届政府多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恐怖主义问题，也仍是贝·布托政府不得不处理的又一棘手问题。它同贝·布托政府面临的其它挑战相比，其危害性丝毫也不逊色。而且，自贝·布托再次执政后，暴力事件层出不穷，愈演愈烈。
暴力事件在巴基斯坦全国都有发生，而在全国最大的城市——信德省的卡拉奇尤为突出。
1994年11月，为平息暴力活动执行巡逻任务已有两年的军队撤出卡拉奇市。治安任务由当地警察接手后，暴力活动死灰复燃，死亡人数陡然上升，仅11月一个月内该市便有250人死于非命。
1994年12月23日，警察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4具巡警的尸体。同日，一名正在举行婚礼的新郎被人开枪打死。
1994年一年中，卡拉奇市类似事件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在街头骚乱中丧生的有800多人，一共有1500人被害，财产损失达10多亿卢比。暗杀、绑架及街头政治冲突使人们失去安全感，闹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有钱人或者远走国外避祸，或者院墙高垒，花重金雇佣私人保镖，一切社会活动皆无法正常进行，法律和秩序不复存在，政府的威信一落千丈。
进入1995年，卡拉奇仍不平静，一幕幕惨剧在这里上演，血腥笼罩着卡拉奇
2月25日，卡拉奇市什叶派穆斯林在一座清真寺朝圣时，遭到不明身份的枪手的袭击，有20人被打死。被激怒了的年轻的什叶派穆斯林发誓要进行报复。到傍晚时已约有1万名什叶派穆斯林聚集在一个公园里为死难者举行葬礼，他们中的许多人是戴面具的青年男子，公然挥舞着自动步枪和手枪。在前往参加葬礼的路上，这些年轻人向商店投掷石块并至少点燃了两辆汽车。
3月2日，卡拉奇市再次发生教派冲突，7名逊尼派穆斯林男子在家中被持枪者杀死。据分析，这是对2月25日发生的枪杀什叶派穆斯林事件的报复。
至此，1995年卡拉奇市已有400多人死于不断升级的宗教派别冲突。但血案仍在一桩接一桩地发生
如果说前一阶段暴力活动的牺牲者仅局限在巴籍公民身上的话，那么3月8日的血案则预示着好战分子已将恐怖活动的目标扩展到外国人身上，企图制造更大的混乱。
1995年3月8日，当地时间早晨6点50分左右，一辆黄色的铃木出租车在卡拉奇机场旅馆附近被两名骑摩托车的人劫持。然后，劫持者把车开到卡拉奇市政当局豪华的一号住宅区附近，停下来静静地等在那里。当美国驻卡拉奇总领事馆的一辆白色丰田牌小面包车出现的时候，可以看到车内坐有三名乘客和一名司机。黄色出租车悄无声息地跟了上去。
大约7点45分，在白色面包车行驶到被称作“苗圃”的繁忙地段的交叉路口时，正赶上红灯亮了。这时那辆黄色的出租车猛然从丰田面包车的左侧超出并拦在了它的前面。车内窜出两名蒙面人，端起AK－47冲锋枪向面包车内的美国外交官猛烈扫射。整个行动持续不到一分钟，两名蒙面人又迅速返回出租车内，掉转车头，向着来的方向疾驶而去。在场的目击者，一个个被这突发的恐怖场面惊呆了。侥幸躲过这场灾难的面包车司机是一名巴基斯坦人，名叫纳义末尔，当时他还算清醒，事发后立即驾车向距现场6公里左右的阿嘎·汗医院奔去。坐在司机后面现年45岁的美国外交官戈利·杜瑞尔已经饮弹身亡。34岁的女秘书杰姬雅·万·兰尔哈姆在去往医院的途中也停止了呼吸。车内的第三名乘客马克·迈克洛伊只是脚踝中弹，保全了一条性命。
惨案发生后，信德省政府立即行动起来。首席部长阿布杜拉·沙阿急忙奔向医院，联邦政府官员、情报人员、军警等也都紧急动员起来。警察及准军事部队即刻封锁了医院，走廊里站满了各级官员。
此时，贝·布托总理正在新加坡访问。她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说，巴基斯坦政府将尽一切努力抓住罪犯。巴基斯坦总统莱加里此时正忙于第二天去哥本哈根参加联合国社会发展问题首脑会议，也即刻表示将亲自指挥调查美国外交官遇刺一事。
事发后，在卡拉奇的交通要道，警察对所有黄色铃木出租车进行盘查。上午9点30分左右，在距出事现场3公里远的穆罕默德·阿里社区，警察发现了被罪犯遗弃的那辆黄色出租车。
美国于当天派遣了一支由4名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组成的特别调查组前往卡拉奇，协助巴基斯坦有关当局尽快查明该事件。美国政府表示悬赏200万美元缉拿罪犯。3月9日，巴基斯坦警方在各大报纸均刊登了根据证人描述画出的罪犯画像，并悬赏100万卢比缉拿罪犯。
上至美国总统，下至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都表示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在此次事件中的态度，并强调美国政府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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