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弯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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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也是华盛顿反全球化势力领导人理查德·格普哈特招入了内部战略团队。但让人困惑的是，她同时又听取了她丈夫的前亲全球化顾问的意见。这些人中包括吉恩·斯珀林。斯珀林坚持他的亲全球化立场，但是承认必须应对全球化市场所带来的忧虑。这样说未免显得偏袒，但国会中群龙无首的共和党人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处境也好不了多少，并且在有的事情上，可能差更多。

鲁宾之后克林顿时期的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是这群人中最有趣的一位。正如斯珀林，他仍然保持亲全球化资历，但是主张“广大中产阶层所分得的蛋糕可能也会缩小”。在财政部短暂工作后，萨默斯成为了哈佛大学的校长，但随后被解雇（部分是因为缺乏艺术的管理方式，但我相信也是极端左翼对克林顿政府的亲全球化立场进行的报复，而萨默斯当时是全球化的拥护者）。

萨默斯是一个有趣的决策者，正是因为他完全只相信原始的智慧而从不在意传统社会规范。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担任财政部长之前，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一天晚上，我安排来访的所谓环太平洋地区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财政部长同我所描述的“华盛顿六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见面。萨默斯也在受邀之列。

那是一个夏末的晚上，晚餐安排在白宫正北方四个街区远的杰斐逊酒店。我选择了一个离大厅很近的小而华丽的餐厅。我们先喝了几杯简单的鸡尾酒，准备坐下来进行晚餐讨论。那时我发现一个座位是空的。“劳伦斯·萨默斯不在，”我对其他人说。我猜测他可能被刚下的暴雨给困住了。“萨默斯在等雨停。华盛顿夏天的暴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我边说边朝窗外望去，只看见大雨滂沱。

几分钟后，餐厅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紧张的满脸担忧的侍者出现在门口。我站起身快速走向门口。侍者说：“门外有一个奇怪的人，说他是来参加这次晚餐的。但是看他的样子，我在想我们应该叫他离开。”就在这时，一个浑身湿透的人从他身边擦身而过，进入了房间。那是萨默斯，他看起来好像被抛进过泳池一样。他从八个街区开外的世界银行冒着暴雨走了过来。那位侍者显然认为他是想找顿热饭吃的流浪汉。新加坡的财政部长看起来显得尤其困惑。萨默斯站在那儿浑身淌水，西服完全湿透了。容光焕发的他坐下来享用晚餐，仿佛不知道他的脚下正在形成一个小水洼。屋内其他的人坐在那儿满脸惊讶。

然而外表是会骗人的。尽管萨默斯的个人风格和社交方式都比较奇特，但他是我30多年来在华盛顿见过的最不具党派性、最理智大胆和最勇敢的金融官员。他是一颗未经雕琢的钻石。只有萨默斯这个###任命的财政部长敢于挑战###党最大筹款现金来源—房利美的可疑金融杠杆行为。

几十年来，市场一直暗自认为，对政治上不可触碰的房利美，美国财政部会为其庞大的低收入人群抵押贷款的投资组合做担保。这使得这家公司能够以低于其他竞争者很多的利率借款，结果却通过鼓励过度借款创造了危险的市场扭曲。对萨默斯而言，党派策略远比不上追求政策突破—或者，没有更好的表达，就是老式的追求诚实的政策—在智力上的吸引力大。假若这样，应该把公司从悬崖边缘拉回，就像不到10年之后，应该把整个银行业从对次级抵押贷款的迷恋中拉回。

鉴于以上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对华盛顿的###党来说，接下来几年的问题是：新兴阶层斗争保护者会接管吗？还是克林顿派，包括虽然要求改革但仍支持开放市场的萨默斯式人物，会继续影响辩论？因为有迹象显示，克林顿所采用的自由贸易和开放资本市场的方式正遭到拒绝，美国将要经历一个比想象中更加弯曲的世界。

当然，克林顿的顾问们，如萨默斯和斯珀林，关于中产阶层没有充分享有全球财富机器所带来的好处的观点是正确的。如今的金融体系中，工薪收入部门本身就在萎缩，中产阶层的收入不足以保证家庭经济状况不会倒退。这一问题不会因为政府所支持的任何项目而改变，包括提高最低工资和有针对性的教育津贴。

此外，如果全球化继续下去，贫富之间的差距还将继续拉大。这是因为财富创造是呈指数级增长的。在20世纪50年代，一位宗教激进者问爱因斯坦：“你相信奇迹吗？”爱因斯坦回答：“我相信复利这个奇迹。”放到全球范围来说，如果政府避免毁坏全球财富机器，世界范围的财富就会呈指数级增长。

但任何理智的自由派或是保守派，都不会相信收入差异的进一步显著增大无关紧要，差异增大就像一所政治和社会的纸牌房子，最终会倒塌。然而这次辩论并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从历史上看，在美国，大规模收入再分配（想到70年代的高税收）会严重妨碍经济增长。结果会使整个经济体系变弱，就业减少。此外，积极的福利干预计划则伤害了人们的自尊，使他们毫无成就感。这就是克林顿作为总统时为何甘愿再次惹恼他的某些政治同盟，而签署了重要的福利改革法，旨在帮助工作的穷人们摆脱陷入福利依赖陷阱所带来的屈辱感（同时保证真正有需要的人群的福利）。

最终，政治压力所造成的普遍不公平收入分配极有可能变得很难估量和预测，甚至更难控制。高度企业化的经济产生了赢家和输家。挑战最终在于如何大幅扩展赢家的社会基础。最好的方式是扩大投资阶层的基础。实际上，从长期看来，让更多的人成为资产持有者是挽救全球化的唯一政治方法。

对中产阶层来说，单纯依靠工资是不可能在今天的新型经济中致富的。此外，因为工资通常以某种形式跟GDP增长挂钩，美国政府需要使其测量经济的过程现代化。如今的官方GDP数字可能并不能充分反映经济的真实增长，因此工资可能在这几十年中被不公平地限制了。服务部门创造了70％~80％的私营部门GDP，而制造部门只创造了13％。政府对制造部门进行了极其详尽的描述性分析，而对服务部门的测量则令人不解地模糊。这是因为近半个世纪，政府只需要衡量制造业。只是在最近几年，服务业才成为了美国经济的主导。所以50年前的测量技术不足以衡量新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工薪阶层则深受其害。

最近几年，全球经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程度。然而相对于拥有全球股票投资组合的人来说，工薪阶层并不能参与财富生产。他们身处劣势，没有办法从世界经济增长中获益。更加富裕的人可以购买国际股票和全球共同基金，充分参与全球生产力发展，而工薪阶层在大多数情况下则不可能这么做。换句话说，由于金融全球化，股票市场投资的部分利润代表了对美国以外地区爆炸性未来增长的占领，而这是非投资者所不能达到的。因为随着全球化市场的兴起，国家GDP和国家财富之间的联系也由此减弱，使得收入差距拉大。

这就是为何为了从世界生产力进步中充分获益，工新阶层家庭需要在全球金融市场进行长期投资。尽管市场不可避免地有起有落，但这却是真理。资本所有权基础需要扩大—通过鼓励工薪阶层家庭根据全球战略进行股票和共同基金投资的方式。

共和党候选人经常提到里根的名字，认为他是政治上近乎神话的完美的人物。但是里根过去作为一个###党人和工会领袖，如果不努力让所有美国人分享财富，是不可能在执政期间实现爆炸式财富增长的。本着同样的精神，里根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了所谓的“城市企业区”。这些企业区在衰退的市中心周边实施大幅减税或免税，以鼓励小型企业创造就业机会。这一企业区法案是由国会议员杰克·肯普引入的。我很幸运能够领导员工层面的工作。作为共同发起人，我同南布朗克斯的######会议员鲍勃·加西亚一起工作，我们设计法案，然后向城市社区和其他特殊利益群体进行宣传。同时，我们也向里根推销这一观念。如今，企业区观念已经传遍了整个美国，尤其是在州和地方一级。

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2008年3月巴拉克·奥巴马所说的话。他说：“我们经济成功的核心来自一条真理：当所有美国人都做得更好时，每一个美国人才会做得更好；美国商业的福祉，其资本市场以及美国人民是密切结合的。”

这就是为何显著扩大所谓的投资者阶层的基础对于全球化的存活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何对于今后的美国税收改革，我都会建议废除对美国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投资的征税。我也将支持前###党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和他的税收战略家吉纳·德普雷的建议，他们建议联邦政府给每个出生的孩子一个“美国出生权账户”。这一项目将给每一个新生儿一定数额用于投资金融市场的钱，以在日后使用。也就是说，在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将获得一笔财政款项，就像德普雷所说，“让下一代能够从几十年的金融复利中获取同高度富裕的人同样多的好处”。

当他们加入工作人群时，这些新的小投资家可以使账户增长，看着他们的收入进一步增加。通过参考可发现，5　000美元以7。5％的年复利率产生的收入将在65年后达到50万美元左右。对大部分天生不爱存钱的美国人来说，这一财务安排标志着长期财务困难和财务成功的区别。

英国正是有这样一套系统，给新生儿一个投资平台以鼓励他们成为投资家。该系统开始于2004年，英国的每个新生儿会从政府得到250英镑（约合500美元，低收入家庭的婴儿会得到500英镑，约合1　000美元）。让决策者吃惊的是，即使是在低收入社区，从项目2004年实施以来，家人和亲友们所贡献的钱也比政府的最初投资多了两倍。

在美国，每年有400万婴儿出生。如果给每个新生儿1　000美元，这也不过相当于联邦预算上的一个舍入误差。只需要为数不多的钱，就能让一整代人参与成为资本拥有者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这将创造新一代的拥有未来投资平台的投资家。

如今全球化的未来在政治上难以预测，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太小。同时，贫富差距正在扩大。结果是赞成全球化的政治基础最多只能说很薄弱。下面惊人的数据能够说明问题：根据纽约大学的爱德华·N·沃尔夫所说，如今40％的美国人没有足够的现金存款来支撑他们在贫困水平上生活3个月。一个四口之家按此水平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将需要5　300美元的存款。

顺便提一下，美国的低存款率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公的本质和对于美国经济可持续性的危险的信心膨胀。在过去的25年间，人们逐渐相信了那一幻觉，认为无论决策者们做什么，美国的低失业率都将一直持续下去—在后全球化时代金融动荡，生产疲弱和就业机会减少的世界，这一情况必将造成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和失望。

然而，我们的大多数领导不是去寻求将更多人带入企业资本家体系，而是在玩政治游戏。一半人指责全球化，鼓励将危及国际金融体系的鲁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阶层斗争政策。他们的政策主张一旦实施，会扭转令人印象深刻的全球财富创造和减贫过程。使用煽动性的民粹主义言论已经使金融市场出现动荡。

而另一半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骄傲地提议以教育和员工培训的税收减免的形式降低税金。然而这是毫无用处的。因为40％的美国人并不缴纳联邦所得税（20％的人缴纳负所得税，因为他们从政府获得一定净收入），这些听起来很美妙的税收结构变化对社会上大多数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

美国决策者别无选择，只能设计一种具有创意的方式来大幅扩展金融资本拥有者基础。这是关键的历史时期，自由派和保守派都需要更富远见卓识—就像19世纪的决策者们通过《宅地法》（1862年由林肯总统签署，它将无偿给每一个有兴趣的美国人160英亩美国西部的土地）和20世纪通过《社会保障法案》时一样。

最终，为了保证支持新的全球经济的政治基础，决策者们必须集中关注人力资本的作用。最清楚这一点的美国总统要数亚伯拉罕·林肯。在1861年第一次发表国情咨文时，林肯说：“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资本，值得获得更高的尊重。资本不可能存在，如果劳动力不先存在。”

1960年，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奥多·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协会的一段著名讲话中主张“人力资本”应该是现代经济的主角：“我们各处的税法歧视人力资本。虽然这种资本的存量已经增大，虽然人力资本明显同其他形式的可再生资本一样会陈旧Hao＋shu＋duO。сom、贬值，并且需要维护，我们的税法却对此全然不顾。”

如今在税收政策上，华盛顿的两党决策者们在企业折旧的税收神坛前参拜，为机器提供慷慨的税收优惠。然而教育，在需要的情况下，包括人力资本的重新培训，被视为决策过程后的考虑，通常是最后一刻的权衡，作为政治掩护来使国会同意企业税款备付。我的观点是为了经济的长期繁荣，税法不应该将机器的价值和荣誉放在人之上。值得注意的是，因为服务部门如今创造了70％~80％的GDP，“知识资本”甚至正变得比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更加重要。

请注意，我不仅仅是说增加政府在再培训项目和加强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这些目标也很重要。美国的劳动者自身有时都不知道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全球竞争，而持续用新的思想再造他们自己的公司对成功而言至关重要。这种超然的感觉并不奇怪，因为典型的工薪阶层并没有从新的全球经济中得到任何金融收益。但还有一个社会或者文化现象使许多人退缩。最近的研究显示，遍布全社会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现象正在凸显，以至于即使可以获得资金受到更高等教育，社会中的一部分人却缺乏这种想法和口头技能，不能够向前迈出一步，以利用社会提供的教育机会。这一技能差距通常是来自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父母的教育方式，富裕的父母更鼓励培养思维过程和语言能力。不够富裕的家长则出于经济原因，大多数时间都不在家，身兼两份工作。

然而，分析家布林克·林赛在《新共和》报上指出，如今的以技能为基础的教育不平等不应该被看做“一些玩得过火的民粹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道德戏弄”，而是由全球经济的成功而产生的：“对现在的一代人来说，我们的经济在创造更多的富有成效地利用高度发达的认知能力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却比能够利用它们的人要多经济发展跑在了文化发展前面，结果是文化正在为提升灵活性踩下刹车。因此，与其抱怨经济体系，我们不如更好地帮助人们适应这一体系和迎接它的挑战。游戏的规则并不是问题—我们只是需要更有技巧的玩家。”换种方式说，我们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更好地激励社会，来找出某些方法帮助家庭提高技能。

乔治·蒙贝尔特在他的书《被俘的国家：公司接管英国》（Captive　State：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Britain）中指出，人类和公司之间的斗争将成为21世纪的核心冲突。虽然这本书是针对英国，但它提供的教训同样也能很好地适用于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

在今天的华盛顿，两党都专注于使用税收政策来帮助现有的大公司—通常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