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风骚 作者:颜廷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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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惇借机推荐：
　　“苏子瞻当代英才，当年以二十五篇《进论》和二十五篇《进策》鼓吹革新，震动朝野。此人理应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惊愕了，呆呆望着王安石，神色复杂。
　　王安礼推荐苏辙：
　　“子由亦当代人才，言行谨慎，任事尽职，亦当重用。”
　　王安石点头。
　　吕惠卿迅速在脑海中转过弯来：苏轼变革之策，虽与介甫在大目标上相同，但操术各异，若置于一炉，势必两相撞击、两相掣肘，“变法”之力，将内耗而尽。况且，两强终究难以相容啊！
　　曾布看了一眼谢景温，急忙拱手对王安石说：
　　“师直支持‘变法’，且意挚志坚，长于论辩。‘变法’伊始，急需宣扬鼓吹之人，师直可胜以重任。”
　　王安石爽朗一笑，走近谢景温，坦然地说：
　　“师直系我姻亲，为了避嫌，不必进‘制置三司条例司’任职了。现御史台多因循守旧之吏，少刚勇锐进之人，你将来可任侍御史知杂事一职，为‘变法’尽力鼓吹吧。”
　　谢景温急忙拱手：
　　“愚侄听叔公安排。”
　　王安石高兴地说：
　　“至于苏氏兄弟，人才难得，我将亲赴苏府，具帖邀请。”
　　吕惠卿急忙上前，含笑拱手：
　　“介甫公当代奇人，苏子瞻当代奇才，两人携手共进，‘变法’必成无疑。介甫公，我记得仁宗嘉祐元年，苏子瞻来到京师，初露头角，一举高榜及第，诗文震动京都。时公居谏院，欧阳永叔（欧阳修）公曾赠诗于你”
　　王安石回想着，转动着晶亮的眸子。
　　吕惠卿一笑，随口吟出：
　　翰林风月三千首，
　　吏部文章二百年。
　　老来肾恰心尚在，
　　后来谁与子争先？
　　
　　吕惠卿突然停了下来，故作遗忘之状：
　　“‘后来谁与子争先’，‘后来谁与子争先’下面的四句已记不得了。”
　　王安石的眸子停止了转动，他似乎领会了吕惠卿深沉的用心，眉宇间浮现出几丝疑虑，旋即又大笑起来。
　　章惇诧异：王安石的朗朗笑声，似乎是故意从嗓子眼放出来的。
　　这时，户部判官吕嘉问闯进客厅，情急地走到王安石面前，低声说：
　　“御史中丞吕诲，刚才进了司马光的府邸”
　　王安石收住了笑，脸色阴沉下来。

　　篇五
　　司马光府邸
　　司马光从历史中走来·他冷静地观察着新出现的事物·他不赞同御史中丞吕诲“大厦将倾”的惊呼，却暗暗为老友王安石担忧·
　　司马光的住宅，在王安石府邸不远的右侧，也是一座王字形建筑，这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在天章阁做侍制时从一个商人的手里购置的。主宅也是门房七间、前堂七间、后寝七间。主宅的屋脊飞檐，矮于王安石府邸一尺五寸，加之建筑日久，色彩剥落，墙头与瓦砾之间，多处已萌生出柳芽杂草，月色下略呈衰败零落。主宅右侧是偏院，仅有后寝七间，现辟为书局，实则为《资治通鉴》的编撰室。治平四年（1067年）十一月，皇帝赵顼御赐的颖邸旧书二千四百零二卷，就暂存于此。书局前辟有一座精巧花园，园内花木相映，草蔓幽径，假山突起。山顶有一棵短松，枝干如铁，簇叶如墨，苍劲而凝重，于古朴清静之中，浮现一股灵秀之气。
　　此时，书局里灯光通亮，气氛祥和，司马光和他的局僚刘攽、刘恕以及暂借来协理撰书的范祖禹正在品茶议论，沉浸在对秦、汉以来历代盛衰教训的寻觅探索中。他的儿子司马康（字公休，时年十九岁），瞪着一双圆圆的、聪慧的眼睛，注视着父亲细瘦的身躯、稀疏的白发、霜染的胡须、清癯的面容和刚毅肃穆的神情，倾听着眼前几位史家们的滔滔议论，心里兴奋而又沉重。他知道，皇帝亲自作序并赐名《资治通鉴》的这部巨制宏篇，就要在此处孕育，父亲一生一世的最大成功与最大失败，可能也就要从这里开始。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仁宗朝天章阁侍制司马池之子，时年五十二岁，时任翰林学士兼待读学士、右谏议大夫、权知审官院之职。此人学识渊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不通晓，尤精历史。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三月举进士甲第，时年二十岁。在恩师宰相庞籍的提拔下，任华州判官，步入仕途。于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以“谏言除弊”、“立嗣之功”、“《通志》之绩”三项不凡的贡献，赢得了三朝皇帝的信任和朝臣的敬重。
　　他的“谏言除弊”是忧国之忠。在三十年间，他参奏上疏达三百余篇，内至宰执言行，外至边陲军务；上至帝王举止，下至灾情民忧；大至朝政缺失，小至官妃糜费凡有弊端，无不弹劾禀奏。仁宗至和年间（1054—1055年），他针对皇上和朝臣沉浸于“百年之治”的盲目乐观，先于新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提出“抑赐赍、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不功、不食不用”等革新时弊的主张。并上呈《论燕饮状》，揭露皇帝的沉溺后宫，燕饮无度，赏赐滥溢。要求皇帝“悉罢燕饮，安神养气，后宫妃嫔，进见有度，左右小臣，赏赍有节”发出了“上下偷安，不为远谋，此最国家大患”的强劲呐喊。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八月，他又上呈《进五规状》，从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五个方面阐述自己的革新思想：
　　所谓“保业”，就是如何确保大宋江山的长治久安。他尖锐指出。“秦、隋因骄而亡，汉、唐因情而亡”、“二者或失之强，或失之弱，其致败一也”。他规劝皇上要“夙兴夜寐，兢兢业业，思祖宗之勤劳，致王业之不易，援古以鉴今，知太平之世难得而易失。”
　　所谓“惜时”，就是要在太平年月扶欹补敝。他认为物极必反是“天地之常经，自然之至数”。他说：“民者，国之堂基也；礼法者，柱石也；公卿者，栋梁也；百吏者，茨盖也；将帅者，垣塘也；甲兵者，关键也”。他提醒皇上，要“以此承平之时，立纲布纪，定万世之基”、“失今不为，已乃顿足扼腕而恨之”，就来不及了。
　　所谓“远谋”，就是要在太平之时想到非常之时。他称：有的君主遇到天灾人祸，常常埋怨前人“将士之不选，士卒之不练，牧守之不良，仓库之不实”，而忘了自己在太平年月“晏然自以为长无可忧之事”。他告诫皇上不要相信一些愚人所谓“勿责目前之近功，期于万世之治安”那样的鬼话、空话。
　　所谓“重微”，就是治国要防微杜渐。“宴安怠惰，肇荒淫之基；奇巧珍玩，发奢泰之端；甘言悲辞，启侥幸之途；附耳屏语，开谗贼之门；不惜名器，导潜逼之源；假借威福，授陵夺之柄。凡此六者，其初甚微，朝夕押玩，未睹其害，日滋月益，遂至深固。”
　　所谓“务实”，乃治理国家要多办实事，少玩花招。他认为：“安国家，利百姓，仁之实也。保基绪，传子孙，孝之实也。辨贵贱，立纲纪，礼之实也。和上下，亲远迩，乐之实也。决是非，明好恶，政之实也。洁奸邪，禁暴乱，刑之实也。察言行，试政事，求贤之实也。量才能，课功状，审官之实也”。治国安邦应当“先实而后文”、“实之不存，虽文之盛美，无益也。”
　　司马君实对社会弊端深刻而不留情面的揭露和一系列革新主张，为大宋王朝至尊敲响了警钟。无怪宰执富弼曾说：“若君实者，可谓实过其名也。”
　　他的“立嗣之功”是忧君之忠。仁宗嘉祐元年，皇上无嗣，储位空悬，他继谏官范镇之后，多次上疏奏请仁宗皇帝早日立嗣，以应不测，保持朝廷稳定。他大胆建议：“大宗无子，则小宗为之愿陛下择宗室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次则全典宿卫尹京邑，亦足系天下之望。”并冒着被砍脑袋的危险，进宫面奏仁宗皇帝，促其立濮王赵允让之子赵曙为嗣。在仁宗病危之际，又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促请宰执夜召赵曙进宫继承了皇位，避免了大家王朝因争夺皇位而可能出现的内争。“立嗣之功”还在于：没有六年前的赵曙继位，哪能轮到今天的赵顼当皇帝啊！
　　他的“《通志》之绩”是忧世之忠。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意欲删繁取要”，遂成《通志》八卷，上起战国，下达秦二世，进呈英宗皇帝，“善可以为法，恶可以为戒”，以资治道，确保万世之业。英宗欣赏其忠心，命续其书，并设置书局，准其自选助手，准其费用由大内开销，给予机构上、人事上、费用上的保证。赵顼继位后，亲自作序，以待书成，并赐以《资治通鉴》书名，令其早日完成文治上的这一壮举。
　　司马光忧国、忧君、忧世的忠心，坦直无隐的言论，严谨肃穆的作风，成为朝野清正官吏的典型。三十年间，他从华州判官起步，沿着国子监直讲、知太常礼院、集贤院校书、并州通判群牧司判官、判三司度支勾院、知谏院、御史中丞等台阶，一步一步地走到天子的身边。赵顼即位后，对他“敬若著龟”，不到两年时间，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权知审官院，不仅成了年轻皇帝的老师和顾问，而且成了朝廷重臣任免的审定参与人。知遇之恩使得老司马更加忠于王事，时刻为年轻的皇上操心，以图塑新皇帝为舜禹之君。
　　可近一年来，司马光连续两次与王安石争论的失败，在他的心头，留下了厚厚的一层疑虑和不安
　　一次是“讼案”之争。
　　熙宁元年（1068年）三月二十一日，大理寺把一件刑部与登州争论难决的“谋杀已伤案”上呈皇帝裁定。赵顼诏令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等人共议。共议初时，照例是判大理寺介绍案情：
　　山东登州十六岁少女阿云，在母丧期间与一男韦阿大定婚。阿云极美，阿大极丑，阿云心中苦楚，遂于夜间收割黍谷时，乘阿大困睡之机，挥起镰刀谋杀。连砍阿大十刀，男伤未死。深夜弱女杀男，已是奇闻，况且是美女谋杀丑男，更增添了奇闻的色彩。于是，由震动村落而哄传于州府。三里加盐，五里加醋，十里之外，已成五色艳闻，花色斑斓，大伤风化。州府得知，急捕女犯归案，严刑审讯，阿云供认不讳。登州知州许遵，以“伤人自首”为由，判“罪减二等，不当绞”上报朝廷。刑部、大理寺复审此案，认为应判女犯以绞刑。
　　判大理寺话语刚落，翰林院议事堂议论哄起。翰林学士兼侍读、知通进银台司范镇（字景仁）大谈风化败坏之忧，翰林学士承旨王珪（字禹玉）叫嚷此案传闻之奇，司马光和王安石借此案议论刑律过宽过严之弊。突然，王珪又向大理寺提出询问：
　　“‘其女极美，其男极丑’两句，作何解释？”
　　杂声停落，判大理寺一愣，喃喃回答：
　　“据审案官吏称：其女之美，艳若桃李；其男之丑，奇丑无比。”
　　王珪追问：
　　“此案有无奸情？”
　　判大理寺急忙摇头。
　　王安石此时大笑而语：
　　“禹玉议案寻奸，可见心中已伤风化。”
　　王珪发窘，欲与王安石争辨，司马光安抚王珪亦助王安石嬉曰：
　　“介甫老友言之差矣，禹玉此时，只是心中有妓而已。”
　　哄笑声乍起，连终日肃穆的范镇也笑出了声。不期皇上赵顼于笑声中步入议事堂。司马光等急忙跪地迎驾。赵顼高兴地说：
　　“朕回宫经过此处，忽闻笑声朗朗，特来分享诸卿之乐。卿等继续议商，朕默坐听闻。”
　　皇上给“共议”带来了拘谨，也给“共议”带来了严肃和认真。片刻沉默之后，范镇说话了：
　　“去年山东曾发生儿子谋杀父母之案，今年又出现这妻子杀夫成伤之事，风化败坏如此，令人担忧。重刑治乱世，此女犯决不可减刑轻恕。”
　　王珪急忙附合：
　　“俗话说：妻美不是福，夫丑不是祸，这双男女都是糊涂虫，连这个道理都不知，能不闹出人命吗？女犯艳若桃李，岂能冷若冰霜，必有淫乱之心，决不可恕，当处以绞刑！”
　　王安石这时却发出一声感叹：
　　“唉！其女艳若桃李，即使不能冷若冰霜，又将如何呢？”
　　司马光闻王安石的感叹而暗忖：介甫在同情女犯啊！是啊，婚不如意，痛苦终生，情恨难伸，动之刀斧。可惜，可怜，亦可同情。但“法”却是无情的！
　　范镇不悦，他就是看不上王安石这奇特怪异之气，便冷声地顶了一句：
　　“其男奇丑无比，就该送掉性命吗？此等女犯，若不处以死刑，要法何用？”
　　赵顼似乎察觉了范镇与王安石之间有些意气，微微一笑，询问司马光：
　　“司马先生有何高见？”
　　司马光急忙站起，拱手禀奏：
　　“臣附景仁、禹玉之说。凡因犯他罪，本无杀人之心而伤人者，情可宽宥。女犯阿云不满意于婚配，乃人之常情，可哀可叹，但嫌夫丑陋，故而谋杀，初不陈首，经官司执审，将行拷打，方肯招认，情理如此，刑律难悯。若予以宽宥，窃恐今后贼杀横行，良民遭殃。当处女犯以绞刑，登州知州许遵之请，可不予听纳。”
　　皇帝赵顼点头，询问王安石：
　　“介甫先生有何见识？”
　　王安石神情严肃，拱手而语：
　　“臣另有陈述。此案发生之本源，乃男女婚姻不配所致，弱女苦楚难忍而伤人，是对天命婚姻之抗争，不失为烈性刚强之女，令人钦服！而且招供也是自首，理当减刑，活女子一命。”
　　好一番奇谈怪论！
　　王珪瞠目。
　　范镇木呆。
　　司马光望着王安石摇头苦笑。
　　皇帝赵顼突然发出一串爽朗笑声。标新立异，胆大奇崛，不同凡响，“变法”不正需要这样不拘一格的人吗？
　　“介甫先生高论，甚合朕意。”
　　皇帝一捶定音。
　　再一次是“理财”之争。
　　熙宁元年八月十四日，朝廷重臣议事于延和殿。福宁殿宦侍传来皇帝谕旨，诏令商议河北灾情救济之策，以解国用不足之虑。王珪提出：今年郊祭赏赐东西二府大臣都不领取，节省的银两可用于救灾。司马光附王珪之议，并大胆倡议：两府大臣节省的赏银只有二万两，不足以救灾。节省赏赐应当从皇帝身边的官吏作起，文臣两府、武臣、宗室刺吏以上官吏，都应当减半赏赐。其节省赏银，全部用于救灾。
　　王安石听后又是摇头：
　　“赏赐，每人三千，区区小数。若不赏赐，有伤国体。再说，国用不足，并非朝廷当务之急。”
　　司马光不解，诘问：
　　“国家自真宗皇帝末年，国用已显不足，近几年更甚，何言非当务之急？”
　　王安石回答：
　　“国用不足，那是因为朝廷没有一个会理财的大臣。当务之急，是要有一个会理财的财神爷。”
　　这回轮着司马光摇头了：
　　“善理财者，不过是会玩簸箕敛尽民财罢了。民穷为盗，非国家之福。”
　　王安石挥臂否定：
　　“不然，我所说的‘善理财者’与你讲的‘善理财者’根本不同。我说的善理财者，能够做到不加赋税而国用足。”
　　司马光站了起来，双手一摊：
　　“介甫，介甫，天下有这样的理吗？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官府。‘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太史公司马迁以此讥笑汉武帝之不明。此论岂可以为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