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员--勇敢的真实故事-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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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继续骚扰父岛上的日军，驻扎在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大型飞机亦开始出现，“那B—29型飞机就要轰炸我们了，就要扔炸弹了，”岩竹说，“但是他们只是向下扔空的油箱同我们打招呼。B—29轰炸机，你永远忘不了，它们简直是庞然大物。”
　　3月9日晚，飞行员弗洛伊德和华伦听到天空上方的黑暗中有一不寻常的声音，几小时内330架B—29型飞机列队在父岛上空向北低飞。平常这些飞机并不多，但它们集中飞行的呼啸声响彻夜空。
　　“轰炸机飞越上空要炸日本时，”佐木医生说，“我们这些父岛上的日兵想到我们的兄弟姐妹母亲所要面临的危险，仿佛我们即将为他们的死亡送行。”玉村告诉我“我们真想发电信给东京，告诉他们B－29正在飞往日本的途中，我们知道这些B－29要干什么了。”
　　但实际没人知道。也没有人料到在3月9日夜和10日早晨要发生什么事情。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杀戮就要发生。飞机，几十年前只不过是一捆易碎的木头片儿，军事专家认为它不会在战争中起什么作用，现在它即将被证明是战争中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1937年日军轰炸了中国许多大城市“毫无防御能力的妇孺百姓”。富兰克林·罗斯福称这是“暴行”，“令每一位文明的人感到厌恶”。1939年德国轰炸华沙震惊世界。1940年鲁夫特瓦夫轰炸鹿特丹、伦敦、考文垂等城市，罗斯福“再次请战争各方不要轰炸无辜百姓，”又自豪地回顾说，“美国一贯率先垂范，敦促制止这些非人道的行为。”英国外交部谴责了“德国在其他国家的非人道行径”，并宣布“英国政府明确表示不管德国的政策如何，英国的政策是不去轰炸非军事目标”。
　　然而英美进入空战后，他们对屠杀德国和日本的平民就不再有顾虑了。
　　1940年7月8日，丘吉尔首相写道：“我通盘考虑如何才能赢得这场战争，我想只有惟一一条保险的路，全面彻底毁灭的路，那就是坚决用大规模重型轰炸机轰炸纳粹本土。”但是飞机却不可能每小时飞行数百英里去瞄准像工厂或弹药库那样小的目标。“1941年8月份的一份冷酷的报告记载，五枚炸弹中只有一枚落在既定目标五英里范围内。”因此，如果皇家空军不能轰炸他们想要轰炸的目标，他们就会轰炸他们能轰炸的地方。
　　一种模糊的委婉措辞把文明的英国空袭屠杀和野蛮的德日行动区别开来。他们告诉民众英国飞机严格区分“军事目标”，平民死亡是由于“误差”。丘吉尔谈到“摧毁房屋”，不分青红皂白地轰炸平民区称为“区域轰炸”。一个美国空军指挥官说：“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在考虑区域轰炸，但是这让我们这些讲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感到厌恶。”而美国空军也要求“高空精确轰炸”。美国人声称，新的高科技瞄准器——诺登轰炸瞄准器，能够“精确锁定目标”，可从五英里的高空一溜烟投下炸弹。据称，这种科技奇迹能够使高空轰炸更有效更人道。城市的轰炸会很精确，目标仅是具有经济意义的场地，比如飞机制造工厂和炼油厂。但是这种诺登轰炸瞄准器是在晴朗干燥的美国西南地区进行的实验，那里能见度高。在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的德国，其轰炸条件截然不同。
　　即使轰炸没有击中目标，美军也继续向美国人吹嘘着他们高空精确轰炸的神话。一位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柯南写道：“这种神话包含了道德尊严、历史乐观主义、技术领先，这三点正是美国人的显著性格”。
　　但是在前线的美军飞行员知道真实情况。“别以为你的工作多么崇高伟大，”一位美军官员向轰炸机飞行员说，“你做的是肮脏的事情，你可能也会面对着屠杀婴儿这样的现实。”
　　轰炸机飞行员夫兰克·克拉克是一个威斯康星工厂工人的儿子，他的任务着实让他烦恼，“我不愿意做，我也从未对别人提及，”战后他这样坦白说，“我们轰炸的工业城市都是人口密集区，就像我们中许多人所住的城市一样，战争对我来说只是长着一张人的面孔”
　　美英炸弹最终炸死了65万德国平民。（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战争死亡总数约为40万）其中的20％即13万人是儿童，还有80万平民伤残。他们的家园被烧得一干二净，数以百万计的人仓皇逃命。这些惊人数字是由许多飞行员的生命换来的。美国在欧洲战区失去18369架飞机，死亡79265人。英国有8万飞行员阵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二次大战中伤亡7。5万人。
　　早期德国对英伦的空袭令丘吉尔感到“恶心”，但比起他现在下令进行的野蛮轰炸就是小巫见大巫了。1943年7月汉堡的大火中，皇家空军一次炸死的德国人比英国在整个二次大战死的人还多，至少有4。5万妇女、儿童、老人（年轻人正在服役）在大火中丧生。汉堡被炸毁一半，40万人无家可归。731皇家空军轰炸机在汉堡投下了大量4磅重的燃烧弹引着屋顶，30磅重的高爆弹穿透房屋，摧毁道路，截断消防人员。迅速蔓延的火球产生一种天象——风暴性的大火把氧气吸到了它的中心地带，“像一只大的风箱，产生一阵阵强大的气流，刮着尸体、树木和建筑物的残体在摄氏800度的热空气中飞行。”一位幸存者说风就像“魔鬼的笑声”。
　　发出凄惨叫声的“火人”在街上奔跑，“幼小的孩子粘在人行道上像烧烤的鳝鱼”，一些人跑进地下室或防空洞，但“火焰吸走了这些地方的所有氧气，居民感到窒息，肉体被烧烤着。如果火焰穿透倒塌的墙燃烧进来，他们就会化成“厚厚的、油油的黑块儿”。或者留下一片德国人所称的燃烧汽油弹人体凝缩块儿。
　　指挥“丘吉尔轰炸行动”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后来写道：
　　告诉我哪次战争是道德的？用刺刀捅进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吗？他们会说战略的轰炸会涉及无辜的平民，平民总会卷入到大战之中。
　　以前的战争是以包围主要城市终结的，包围城市的思想是什么？切断供需，使城市里的人挨饿，直到他们吃完最后一条狗、一只猫、一只臭水沟里的老鼠，再饿死，同时包围的军队会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弹尽可能扔进去，不管落在哪里，促使人们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尔在内的一些美国人反对美军不加区别地轰炸德国平民。一位空军上将写道，“我们决不允许战争史将我们宣判为战略上轰炸过平民百姓。这样的行为绝对会使德国相信，我们就是他们所说的野蛮人。因为那会相当明显地向他们表明，这是针对平民的一场大规模空袭，正像事实所表明的那样。”另一位上将则抗议“屠婴计划”。
　　但罗斯福对陆军部长斯蒂姆森说应该教训教训敌人。他写到，“最重要的是让每个德国人都知道德国是一个战败国，他们已失败了，不论对集体还是对个人，这种事实必须让他们有切肤之痛，让他们不敢再轻举妄动。”
　　美联社的一篇文章绕过审查，向国内透露“盟军空军将领早已下决心采取对德国人口稠密区进行有意识的恐怖性轰炸，加速希特勒的覆灭。”这一举动令空军将领紧张了好一阵子。一位空军人士曾提醒人们注意“全国上下对空军所具有的严肃认真性考虑所产生的后果，因为我们一直宣扬只精确轰炸军事和工业目标”。但罗斯福对这种“野蛮”之战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相反他在这些大屠杀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美国人在对日战争中可能成就的战果的精彩预演。”正像一位曾经获奖的历史学家理查得·富兰克林所写的那样：“在轰炸欧洲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将所有的道德障碍踏在脚下为使用大规模的空中轰炸扫清道路，即使摧毁目标已包括了大规模无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国轰炸机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万人。2月14日，在德莱斯登英美又烧死了4万人。科特·冯尼格特在他的小说《第五号屠场》中记录了这个时刻：“德莱斯登现在像月球，除了矿石，一无所有。烫人的石头周围布满了尸体。”冯尼格特描写“一根根木头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轰炸中丧生的人。
　　今天有后见之明的人们谈到1945年3月时，会说那时已“接近战争尾声”，德国马上就要战败。但太平洋战场上却不一样。伤亡增加，战斗更激烈。厄尼·派尔说道：“太平洋战争渐入白热化，一天更比一天惨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势就越困难，对我来说如炼狱般的日子还要再过上几年。”厄尼没说是几个月而是说几年。
　　比利·米切尔早在20年前就告诉美国怎样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处是‘纸张木头和其他易燃烧的建筑物’，这是我们见到的最容易攻击的大片目标。投射燃烧弹将把整个城市化为灰烬。”1940年初，美国空军将领克莱尔·陈纳德写信给亨利·阿诺德将军，“500架美军飞机在本州和九州葱郁的竹林中投掷燃烧弹，可烧毁日本帝国工业的心脏。”亨利回信说：“美国只关心准确命中军事目标，使用汽油燃烧弹轰炸城市和我国打击军事目标的政策宗旨相违背。”
　　但总司令感觉不同。“虽然阿诺德和飞行员们反对这种建议，罗斯福却对这个建议感到高兴，命令最高内阁官员在这个项目上下点功夫”。这个计划不久就流产了，因为陆军部长斯蒂姆森“从道德上反对空袭城市和平民。”而乔治·马歇尔将军更集中于希特勒对美国兵构成的威胁。但是随着和日本的战事越来越近，马歇尔1941年11月15日邀请华盛顿七名新闻记者举行秘密发布会。在这秘密的场合，马歇尔对这些影响民众观念的记者说如果和日本开战的话，美国会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美国将“派飞机焚烧日本城市，也会毫不犹豫地轰炸平民——将一切烧个净光”。
　　由于珍珠港事件，美国不能近距离地去轰炸日本岛国的飞机场，因此直到1943年轰炸日本城市的第一个详细计划才制定出来。该计划表明“数量小到10吨的M—69凝固汽油弹都有可能把日本任何一个城市的大片城区摧毁殆尽”。现在日本已经变成魔鬼一样的国家，很少有美国人在意那些轰炸是否野蛮了。但是美国空军十分关心自己的形象，1943年的一份关于轰炸日本的备忘录中含有这样耐人寻味的句子：“人们期待选中的理想轰炸区域应该包括合法的军事目标或者是离军事目标最近的地方。”
　　日本是一个小国，领土相当于加利福尼亚，大部分是山区，无“内地”可言。大城市集中在沿海。“制造业的75％集中在六个大城市里，这是非常罕见的。”“一条连接日本工业中心的线形成S状，上端是新湟，其弯曲部分环抱着东京、横滨、名古屋和神户，下端穿过广岛—吴和八幡，这些城市间相隔都不超过150英里。德国只有12％的工人住在15个大城市里，而34％的日本工人都挤在六个大城市。德国只有6％的工人住在柏林，而日本却有14％的工人住在东京，汉堡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只居住着6000人，而大阪每平方英里土地上却居住着4。5万人，东京的雷门工人区每平方英里的土地上居住着13万多人。
　　1944年2月，罗斯福收到空袭日本的战略计划，到1945年1月，提到“日本城市易受大火的破坏”的轰炸研究，都开始坚持这样的意见即城市“最终会成为重要有效的轰炸目标”。因为工业聚集在城市，特别是人口最集中的地区。“许多家庭就像个车间，为附近的工厂生产组装零件。每个工厂就如同根系成网状的一棵大树，延伸到周围生活区，既吸纳工人又搜集零件。”
　　埃尔默·戴维斯是战时情报办公室负责人，1945年2月，他告诉参谋部美国民众的看法，“关于轰炸日本，民众似乎没有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提出强烈反对，但有些人对持续轰炸柏林持反对态度。”辛迪加军事分析家埃略特称，“坚决摧毁日本工业，不要给它的工厂留一块瓦片，直至在日本再也看不到一台电动机、蒸汽机或柴油机，看不到化工厂，连一本讲这些东西怎么生产的书也毁掉。”1945年罗斯福的儿子和顾问艾略特·罗斯福称“要炸得日本只剩一半人口”，B—29轰炸机使此变为可能。
　　二次大战中，罗斯福对轰炸机投入巨额费用，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战争中使用的最昂贵的武器：原子弹花了20亿美元，但很多华盛顿人士指出B—29轰炸机是美国“30亿美元的豪赌”。
　　空中堡垒“B—29”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冒出来的技术上的成功。早在珍珠港事件前，亨利·阿诺德就认为需要生产一种长距离飞行的大型轰炸机保卫美国免遭纳粹的威胁。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亨利匆匆赶制B—29。他要求改进飞机的性能，亨利要求在正常情况下需要几年才完成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完成。然而制造出来的飞机被机械问题所困扰。发动机过热导致起火，颇负盛名的试飞员在试飞中机毁人亡。
　　没有人愿意驾驶B—29轰炸机，这一点自是在情理之中。所以亨利请求杜立特尔·吉米派最好的飞行员保罗·蒂贝茨驾驶。他曾首次驾驶美国战略轰炸机轰炸德国。他虽然刚29岁，但飞行技术娴熟，而且安静、沉稳，是一个善于鼓舞士气的领导者，蒂贝茨迅速实现这项计划，被称为“B—29先生”。
　　B—29轰炸机与其他飞机的区别就像步枪之于弹弓。在飞机发展史上，它的机体最大、最长、最宽、最重、最快，飞行距离最长，四个螺旋桨每个长16英尺。能携带10吨炸弹，同时还能每小时飞357英里。能为11位机组人员提供像客厅一样舒适的环境，它能在空中连续飞行16小时。其他机型在3万英尺高空时温度降至零下50度，人就要穿厚衣服，戴笨重的氧气罩，但这种“空中的卡迪拉克”备有机组人员密封箱，飞行员能穿日常衣服舒服地待在里面。一旦掌握了它的操作，它就会变成二次大战时杀伤力最强的武器。一位飞行员说：“舒适的气氛，整齐的铆钉，强有力的发动机，新型的轰炸瞄准器，这一切都让我们喜欢。它是一架非常漂亮的飞机。”
　　1944年6月15日，从中国起飞的B—29轰炸机执行对日本的第一次轰炸，目标为九州的钢铁厂。60架飞机在3万英尺高空锁定目标，却只有一枚炸弹击中钢厂，有7架轰炸机未归。这些在白天高空执行的轰炸任务并不奏效，大部分炸弹掉进了稻田，而不是钢铁熔炉上，而且还损失了过多的飞机。
　　为解决问题并证明B—29轰炸机有打胜仗的能力，亨利·阿诺德把他的爱将从欧洲调出来。他就是柯蒂斯·勒梅将军，只有38岁，是空军最年轻的将领。他很勇敢，曾在欧洲多次执行危险的轰炸任务。他身材高大健壮，话语轻柔，几英尺外很难听到他的声音。圆圆的脸庞永远凝结着愁容，这是轻微的贝尔式面瘫症造成的。他因沉稳和镇静自若的风格而闻名。他的一位下属说“他好像没有太拼命工作，但他比我所见到的任何人都善于思考”。而另一位下属则这样说：
　　在他为某事做出决定之前，他会倾听别人的意见，而自己一言不发。一旦决心一定，他会长久的仔细沉默思考如何用最简短的语言宣布他的决定。他认为人们讲话一两句就够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语句简捷，才使他周围聚了许多人。他有一种方法，让人听起来，像是考虑过所有的选择，然后才选择了惟一的可能。他言简意赅，说话简洁，似乎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