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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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代议制，并使其以后不可能在中国出现。科举制度要一个人在二三十年间跳过十几次高栏。从科举脱颖而出的人们在考试生涯中如此聚精会神于经典文学，以致使他们自成一类与众不同的人。读书人一般是文质彬彬，缺少男子气，说的话只在他们之间可以理解，是官僚政府原则道理中培养出来的少数出类拔萃的人物。
早在大约公元前500年孔子就在探索着维持社会秩序的道德基础。战国时代（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的纷争扰攘归于统一的帝国之后，汉朝把孔子的教导和从远古继承下来的典籍十三经编纂在一起，奉为圭桌。2000年以后，它们仍像纪念碑一样巍然屹立，又加上后代许多哲学家的注疏评语。惟一可以比拟的是基督教的《圣经》　，但是后者的观察视野狭窄多了，代表的实践经验也少得多。要在西方找一种可以和中国经典相等同的东西，恐怕得把新旧约全书和所有希腊罗马时代的经典合并在一起，而在这里，中国的世界却比较统一得多了。
一个男孩子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　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　年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合共43　。　1　万字，要熟记以8000到1　。　2　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背诵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写一手好字，参加每3　年举行一次的乡试。经过5　天考试，很多笨伯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试为期3　天。最后才可以参与4　天的廷试。考生的老师和保员都有严格规定和考核，任何人不得冒名顶替，进场时一应衣物都经仔细搜查，考卷上只有座次号码。每人行为都要详细纪录在案。一人一天只许去厕所一次，所以有便壶放在自己座位下面。同时监考的官员也都单独另住，直到结果公布才能出来；人闹时还要放炮，行礼如仪。金榜题名之后，筵会欢庆随之而来。考取为进士后就可以参加殿试了。
经过初级考试取得较低一级的秀才资格的人，在19　世纪30　年代共约100　万人，他们构成了所谓士大夫的底层，他们在穿着打扮上已不同于一般百姓，并享受一定特权。县官不得用大小竹板子打他们。
这种士大夫身份既为人们所向往，国家就发现这个资格是可以卖钱的。大约有1　/　3　的秀才实际上是用钱买到的资格。这个风气证明出类拔萃的人并不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同时倘如让科举制度作为升官晋爵的主要途径，那么，与其让社会上一些强有力者从外部破坏它，不如让他们从内部利用它为好。所以让少数商人和地主的儿子们花钱买到上层阶级的地位，正是权宜之计。让世人都知道这些官职是专为人们拿钱“捐”得的，这样就可以将这些容纳在科举制度之内。道光需要钱，因此他将这种出卖低级官阶制度又推进一步。他指派了各省主管教育的官员督察当地的考试。此外，这个古老的制度似乎还有些生命力，经受住了贬值和增额的削弱。那些真正的高官显宦还是通过正规考试取得优秀成绩的人。
科举分为三个层次―　一级在省会，再则在首都北京，最后在皇宫。每隔三年，皇帝派出考试大员到各省主持监考，对庞大的贡院里一排一排考棚里的考生加以核察。、无论对于考生还是对于监考人员，保密和防止舞弊的措施都是十分严密的，比美国的五角大楼还要严格。几百名监考的官员在长达一月之久的时间里都被限制在庞大贡院中他们的居室里。在那长长的考棚中，每个居室里只放着三块木板，一块做衣架，一块做写字桌，一块做座位。成千的考生在一人一格的小单间里放着被褥、食物、便壶、笔墨、砚台和公家发的考卷用纸，以备注天两夜之用。第一天对每人逐一检查，反复搜索，记上号码，安顿住处。第一批考题是翌日凌晨发下来，答卷是考生在第三天出来时交上的。这个程序还要另外重复两次。
所有考卷都由成百．七千誊抄的人用红笔抄誊出来，另外有人校对、核对，所以考试的官员在评定时不看原来的考卷。考生只有号码，没有姓名，人人互相监督，这个制度做得绝对严密，不许有任何假冒舞弊。一般来说，1　万人中约有100　人录取。几乎没有几匹“骆驼”能穿过针眼―　除非是很有钱有势的“骆驼”。
每个省应考的人数可达5000或7000，有时甚至多达1　万或1　。　2　万，但录取的定额，即考取的名额，可能只限于50　人或90人。政府确定名额就可以控制整个考试，也可防止几个富有和文化较高的省压倒全国其他的省。譬如江苏省以苏州和南京为中心，出的人才特别多，但是它的应考生不得超过定额。满族人多的北京可以削减江浙富裕的士绅的势力，正像美国国会选举活动中常常设法限制东部发达地区势力过分膨胀一样。
科举考试究竟干的是什么呢？人们对“八股”文体，说了很多坏话，好像它是一种紧箍咒似的。“八股”文是明朝在1487年制定的，规定一篇论文要由8　个对称部分组成，每一部分不超过700字。它有些像美国中西部不久前实行的一种即席的辩论方式，参加辩论的人对于规定的题目只许肯定或者否定。这是一种口才训练的方式。
不过，清朝的科举考试可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泌验人们的知识和道德政策的判断力。正如1738　年曾引用过《　论语》　中的话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也惠，其使民也义。”1870　年在武昌会试（大约8500个应试者中）录取61　个人，每人写了五份卷子：（　l　）解释经书中一段原句的精义；（　2　）廿四史结构纲要；（　3　）各种军屯的形式；（　4　）选拔官吏方法的变革屯（5　）关于历代地理的详情。同这些比起来，英国剑桥大学的荣誉学位试题或牛津大学的名誉示范题，看来都似乎微不足道了。
中国文字含蓄微妙，使用的人无不感到伤透脑筋。因为要正确理解经典汉语，必须博闻强记，任何时候都能掌握全书的义蕴。这要发挥想象，阐发精微，远远不像欧洲学生分解一篇拉丁文那么容易。有人认为在中世纪欧洲，由于纸张和印刷书籍缺乏，限制了当时书院的读书人和早期的大学学者们长篇大论地就重大间题辩论，以至于侧重逻辑分析而不引经据典。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也不妨说，中国文字的精简、对于读书人来说，在精确表述一件事时不能不具有第一流的头脑。他们要像穿过铺满地雷的地段似的选择模棱两可的字眼和晦涩的譬喻。问问凡是试图翻译中国古诗的外国人，你就知道了。
在会试和廷试时，试卷在评定中乃至评定以后，作者的姓名更是极端保密，不准泄露的。生员一辈子可能参加多次科举考试，许多人终生只记住他们的号码。他们聚精会神地关注考试，就像年年参加毕业考试的学生似的。有些人经过第三次、第四次或第五次考试才能通过一级。有名的儒家正统卫道者、镇压反叛的曾国藩的父亲经过第17　次考试才和他的儿子同时中进士。江苏的张容在1894年廷试终于获得最高荣誉，中了状元；他说他为考试准备了35　年而且在考场实际挨过160天。这还不是一个极端的例子。
　
从我粗略描述的迷宫式的考试制度中脱颖而出的人大约已35　岁，经过了至少25　年的严格教育，苦读经书，终于掌握了孔孟儒家道德规范。一旦授官之后，他们就懂得那些必要的语言和伴随他们每一行动的礼仪。
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了许多同僚，而且和他们的老师、考官、同榜生员以及同乡官员发生很多个人关系，还不说成帮结伙来贺喜吃酒的亲朋旧友。总而言之，严格公正、不准询私的科举考试产生了精选的人才，但是中国社会的种种特点却给腐败提供了场所。
科举考试制度对于那些有钱教育儿子的家庭和有条件鼓励自己孩子上进的官宦世家不可避免地有所偏袒。到19　世纪初期，这个制度已被种种腐败陋习搞得千疮百孔，考生雇用“枪手”，老师冒充家仆，考官收受贿赂，不一而足。总之，什么制度，只要人们在一块工作就可能被他们搞垮。打破这个制度的一种手法，就是在有条纹的背心里藏“夹带”；　“夹带”纸条上用绳头小楷抄录“四书”文句。
　
使普通平民百姓不幸的是，为了科举选拔官吏的读经考试制度，控制了整个教育事业。如果村民们请了一位老师在一个私塾里授课，他就把每一个孩子都作为未来应试的考生来对待，而很少想到教给他们任何实际知识如算术，帮助他们从事一般职业。反复朗读，死背课文，使他们没有时间去理解或探索他们死记的东西。精明而刻薄的传教士A　？　史密斯先生把这叫做“智识的杀婴法”。总而言之，当时没有一种适应普通人民实际需要的正式教育。
由此可见，道光处于理想高尚而行为很卑劣的矛盾状态中，他的儒家政府在目标和格调上是极讲道德的。政府被认为代表天子，仁爱为怀，给人民以和平和秩序，因而享有统治人民的天命。统治者只要能够镇压叛乱，就能保有天命。它是一种自由的政治市场。这种学说中包含了一点欧洲有过的、国王享有神赋权利的思想，也含有人民主权的胚芽思想。（有个经典的警句说：“天所见正如人民所见。”）　
和代议制政府不同之处是：掌权的人只对上级统治者负责，而不对下面的选民负责，因此，统治者的成功全在于策励和驾驭他的官吏。而为此目的，什么荣誉或表彰都不如他们敛财致富更为有效。有一句四个字的古谚通常是最有代表性的，这就是“升官发财”。这就是科举考试之所以长期成为一切雄心勃勃的人出息的主要渠道的原因。但是它也意味着在艰难时期皇帝及其官吏之间，国家与官僚机构之间展开一种争夺，看谁能从人民手中搜刮得多些。
政府的本领既然在于驾驭官僚们，道光也就运用了他的先辈们创造的各种巧妙手法。他接见照例三年晋京陛见一次的州府大员。他也从经常巡访各省的御史口中听取汇报，核查各种街谈巷议。他还听取各省督抚和总督（通常管辖两个以上的省）的汇报，让他们互为保证。道光放弃他的祖父南巡的习惯，因为那些巡游经过之处常留下劣迹。但他充分利用各省官吏封好由人带到皇宫呈给皇帝亲自批阅的“密折”制度。他看了后用朱笔手批后再用同法发还呈奏人，这样就可避开一切不相干的人。这种和一二等官员通信联络的办法，可以不经声张而收集到他们上一级官长的弊害。高官显宦的弊害一经核实则撤职查办，加以罪责，甚至镣铐银档，绑出宫外的，也不乏其人。
现代哲学家认为儒教是一种道德束缚，因为它要人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环境中时时刻刻做正确的事，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清朝官吏因较多的实际原因而更加紧张不过。他们的皇帝老子总在监视着他们。
道光每天黎明就开始办公，他从最亲信的大臣中遴选了六七个人陪伴他一起办公。这个决策机关，从1731　年起特用了一个印符，叫做’‘军机处”。凡属重要事务，它都要考虑，好比我们所知道的枢密院。这是一个专门在皇宫里议事的非正式的内阁，实际高于六部（吏、礼、户、兵、工、刑）即宫外内阁之上。六部之制，始于唐朝，千余年来，相沿无改。每一个部在一省里有一个下属机构，设在省府衙门里。这六个部比美国陆军部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局之间更加不相通融，而所管的事务更加繁多，但它们具有同样的自动分工结构。西方政府同其比起来，简直好像是临时填补空缺的支架。实际上六部不能各自改变它们的繁重的日常业务，所以皇帝和军机处有时通过它们，或绕过它们，与各省督抚当局直接处理重大事务，至于一般日常业务则交由各部自己办理。
道光的谕旨，就是通常回复密折的批文，在陆地上全是由释运骑马传递。这个历史悠久的传递制度自唐朝开始，元朝加以完备。它总共建有约2000个骤站，从北京通往东北、西北、西方、南方和东南方，主要线路上每隔10　至36　英里有一个葬站。身强体壮的信使全身上下被紧紧缚在马上，以防摇摆跌伤，每天骑上200至250英里，接力传递。
像鸦片战争快结束时那样，将皇帝的邮件三天之内从北京送到？沁英里以外的南京，使美国19　世纪70　年代以小马传递快信的方式相形见细。美国那时从圣？　若瑟夫经密苏里到萨克拉门托共1838　英里，骑马的邮递员常常用10　天经过157　个释站才能送到。
中国的官吏和运送银钱或公物的人们有的可以用政府的运愉机构，用骡马驮运，南方可用木船，西北可用骆驼。官员们从北京往广州或四川成都，长途跋涉，常需一个月或六个星期，途中有官舍可以下榻。成百成千的文件就是经由这两种不同的网络，天天在路上递送，还有无数的事务人员忙于代笔、缮写、分类、传递、存放。如果除中国18　个行省之外，亚洲内陆有事，则更加文犊纷繁，皇帝和大臣们自然不会有很多休息时间。
满族统治者在操纵中国国内18　个省的官场方面手腕高明，他们为控制这个帝国的其他地区用不同的办法也毫不逊色。例如，当喇嘛教的改革派黄教在1400年后将其扩大到蒙古族时，原本受拉萨的达赖嗽嘛统治的西藏却变成蒙古世界的一部分。满族统治者为了控制蒙古，就像教主一样成为达赖喇嘛的保护人，而且在18　世纪三次派兵到拉萨去维护清朝的势力。同时，满族人还沿袭明朝让蒙古人互相分离而和平相处的高明办法。他们任命或批准任命所有蒙古的长官和亲王。各个部落组织成盟，分疆而治，界限严明，置各部落间的关系于严密监督之下，同时满族人在保护喇嘛教的过程中又维持了对蒙族部落政治的平衡。这就使成吉思汗不可能再度出现，也无人为统一蒙古进行征伐。
北京的统治者把满洲作为他们北方的狩猎地并保持着满族部落的风俗习惯。满族统治者很早就对蒙古和西藏进行统治。他们还要做的事，是完成对于东突厥斯坦的征服，那就是帕米尔高原以东，包括天山以北伊犁走廊的草原，和天山以南古代丝绸之路一带通往喀什、印度以至阿富汗去的沙澳水草地。伊犁地区原是西蒙古人的老家，1696年满族曾经将他们打败，而在18　世纪50　年代又不得不进驻和加以征服。满族人关注这条通过中亚细亚到西方的通道，继承了中国汉唐两个强大和扩张的朝代，它们沿着古代商旅路线向西伸张势力，直到罗马，后来到了欧洲。这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对于北京的满族统治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是在蒙古和更前期朝代的征讨扩张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决心保持他们的侧翼安全及统治不受干扰。清朝于18　世纪50　年代打败西部蒙古人之后，就紧紧扼守住喀什一带那些世界最高山岭环绕的塔里木盆地贸易城市了。
他们在这里碰上了对付伊斯兰教的问题。七八世纪伊斯兰教在向西方经过北非进人西班牙时，同时也向东方延伸到亚洲。伊斯兰教徒在文化上同满族人的差异，比什么民族都大。伊斯兰教徒信教之诚笃，使他们遭受到各种宗派主义的严重打击，遭受到神圣战争中不仅反对非教徒也反对任何异教的打击。清朝对付喀什地区的办法是君临于他们所有统治的酋长教长之上　，要他们一律臣服，把他们归并到行政首脑阶层中，承认他们的原职，并且授予他们特殊身份和特权。清朝还承认由清真寺执行的伊斯兰法律。清廷在全帝国内分别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