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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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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领袖出人头地，齐心合力，拥护一个高高在上类似“神明”一样的人。这个领导层一旦形成之后，就会动员本地的民众支持用军事行动来推翻全境的暴君或赶走外国人，总之完成一件人民的事业。没有一个朝代的创业者能够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任务。因而他一旦当权之后，就有一个如何处理和他共同打天下的同事的问题。明代（1368 一1644）的史料记载得比前几代都详细些。这个新政权的奠基者是一个特别疑心和狂妄的领袖。他把早年战争时期的同伴一个接着一个消灭了。〔 他倒也栽了千百万株树；如果那时他有铁路的话，他一定能叫火车准点运行。）
长征中另一个发现，是毛找到了他的一个最亲密的同事，后来做总理的周恩来。这是个有伟大才能的、神奇般的人物。周恩来本能地保持在一个中间的位置，努力团结组织，而同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从来不做好像可以同第一号人物相匹敌似的第二把手。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任职历时48 年，创下了世界纪录。周就这样成了‘一个伟大的总理，尽心竭力服务于党及其领袖，正像古代最好的宰相鞠躬尽瘁于皇帝和王室那样。
周的这个角色是有家传的。他原籍浙江绍兴，即上海南边的宁波和杭州之间的一个小城。这个地方出过很多幕宾和“师爷”（秘书），在清朝出过不少大官僚。周有三个叔父都参加过科举考试。1 厌喀年周10 岁时在沈阳进小学，1913 年进夭津南开中学，受到杰出的自由教育家张伯答博士的影响。周受到很好教育，但他一开始就是一个学生领袖。他于1917 一1919 年在日本留学，开始从河上肇那里学到社会主义。“五四”运动开始时，周回到当时已成为大学的南开，在学生办的刊物当编辑。他从这时起就成为组织者和宣传家。他很快地倾向左翼，七个月的监狱生活更坚定了他的革命立场。19 加年夏他去了法国。
这时候法国已经有了几百个中国留学生，此外还有10 万左右帮助法国打仗的华工。大多数学生是半工半读，但他们多数人主要是想解决怎样救中国的大问题。周恩来立即成为他们中间给人印象最深、最随和和最有外交风度的青年领袖。他的特长不在于打头阵，而是善于把互相竟争的人团结起来，共同协作。所以从一开头他就是一个用说服、而不是用控制的方法使领导集体团结一致的领袖。他访问了英国，又在德国住了些时候，组成柏林中共支部。他于1924 年回到广州时，已经是一个革命政治统一战线的极有修养的实千家了。1927 年3 月，周恩来负责上海的工作。省时共产党正领导工人准备爆动，突然遭到蒋介石的反共镇压。后来在1928 年，周又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这之后他与28 个布尔什维克合作，支持几个党的总书记的改选和接任，但他自己没有充当党的总书记。在江西，他是赞成打阵地战的，直到后来遭到挫折为止。
周最终成功的秘密，在于他十分明智地认识到莫斯科处理中国的教条主义态度是无益的，而他自己缺乏纠正中共的政策以适应中国情况的创造能力。正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所以他能够从毛的上级到1935年初遵义会议高潮时改任毛的下级，支持毛在长征中担当中共的领导。
周的国际经验和他对待各种不同类型人物的圆满态度成为中共成功的一个要素。如果没有他，毛泽东不可能崛起。正像毛最初从他的军事上的同事朱德学习过一样，他从周作为调停者、外交家和行政者的极不寻常的能力中获得了教益。
不但如此，周还代表了一个集体的连续性。在法国同他在一起的有陈毅和聂荣臻，两个人后来都是中共军队的元帅。后来在北京，陈毅做了外交部长，聂负责核事业的发展。邓小平在巴黎时曾帮助周负责管理转筒油印机。经受了长征考验的领导班子的确是紧密团结的。除了有共同的信仰和意识形态，并接受党的纪律作为他们工作的基础之外，他们是一个长期志同道合的集体。接近长征的末期，毛率领来自江西的红军和另一部分原来在武汉东北大别山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会合了。这部分红军是由中共建党者之一张国点率领的，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毛的部队。张后来和毛决裂，投奔了国民党，但是他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历史如何？写出来的材料很少。毛的活动成了历史的主流。
中共1935 年到达西北的殃西省，在这一地区的西边是沙漠，东北两面是黄河。陕西是一块黄土高原，被雨水冲蚀成许多沟壑。因没有汽车路，容易防守，但缺乏粮食，人口稀少。要不是1937 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国民党军也许把红军剿灭掉了。为了准备抗战，东北军阀被调到西安一带打共产党，但他们宁愿攻打已侵人他们老家满洲的日本侵略者而不肯打共产党。1936 年12 月他们捉住了蒋介石，迫使他接受r 统一战线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政策，然后才释放了他。
1928 年革命处于低潮，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有一段时间共产国际还指导中国的革命，但到了1935 年，俄国训练出来的成员就开始被毛泽东的支持者所取代了。这不是由于什么阴谋，而是因为毛发现取得政权的关键在农村。这是扎根于他对普通人民的思想、需要和利益的感情中的。他所主张的“群众路线”，真是要求革命由普通人民来指导和支持的。外国输人的学说只能是次要的。人民的话必须仔细地听取，才能更好地吸收他们、动员他们和掌握他们。共产国际指示的相对失效，在国民党统治的白区也发生了。中共白区党组织许多次试图组织工会，动员产业无产阶级，用罢工手段来控制城市，都毫无成就。这个工作的主要组织者是另一个杰出的人物，他知道什么是可能办到的，什么是不可能的。此人就是后来领导华北城市工作的刘少奇。他的主要工作是鼓励左派文艺运动，发挥艺术手段和吸收学生到革命运动中去。他也是从经验中学会放弃共产国际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的。刘少奇在中共革命方法的中国化方面和毛泽东取得了相同的成就。
1937 年刘少奇同毛泽东在延安会合时，第二次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建立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到1935 年夏季已成为莫斯科的路线。它一方面反对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另一方面反对日本在东方的侵略。毛然而赞成的是一个除蒋介石以外的全国统一战线。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把中国从日本侵略下救出来，它的重要性已超过了土地革命。但是毛不愿意放弃后者而集中全力于前者。他极力主张两条战线的斗争，通过发展苏维埃根据地既抗日又反蒋。为了表明诚意，中共发动了一次东征，把部队推进到山西，以便更快地接近东边的日本。正在这时候，共产国际给毛发出指示，要他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周恩来便去庐山进行谈判。当国民党和中共最后订立了统一战线同盟时，毛已开始战胜留在中共内部的28 个布尔什维克。毛没有立即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而计划在苏维埃地区以全国名义与日本作战，同时进行社会革命。如果这个战略得以实行，中共就会以它自己单独的武装力量发展根据地和人民的支持力量，同时驾驭民族抗战的浪潮。毛泽东的民族共产主义的基础已经奠定。
14 抗日战争和内战1937…1949年
在日本人侵中国的八年中，中国人口较大的一部分在日本的占领区，主要是沿海和沿铁路的城市。另一个较大的部分是在国民党地区，即“自由中国”。中国的三个部分中，最小的一部分是中共地区，它的首府是延安。历史学家自然都是渊源论者，喜欢追本溯源，而中国的未来在延安。以此之故，关于日本失败以及国民党失败的研究，都不及对于中共兴起的研究多。成功是有创造性的，有趣的，失败则是悲惨的，沉闷的。归根到底，谁还需要它们呢？此外，延安地方小，考证也少些，讲起来也比形形色色的被占领区和“自由中国”容易些。所以我们不免带点偏见开始，几乎忽略掉日本占领区，粗枝大叶地概述一下“自由中国”，集中谈谈中共的中国吧。
国民政府抵抗日本八年中遭到的灾难是人为的，主要当然由于日军的残酷破坏，但也由于国民党对它的艰苦境况的对付办法。只要日本一打起来，恐怕什么也挽救不了国民党中国的失败。有一个因素是确定无疑的，就是国民党领导层采取的方针。
南京政府于1938 年迁往武汉，后来又穿过长江三峡，迁到四川省的重庆，这样就切断了它自己的根。它的海关税收和销到上海的鸦片贸易税收，全部给截断了。‘它那些辛苦培育、经过现代训练的行政官员都变成了由另外一些国民党土著人物跟省军阀和土豪形成的反动联盟― 那些旧中国残渣― 所统治的难民。重庆政府在中国西部尽力叫地方军阀听话，避免搞乱地主在农村建立的社会秩序。国民党政权从中国的中央政府降为深山沟里的逃难政府。如果毛泽东和他的人在重庆负责的话，他们就会慢慢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叫军阀们动弹不得，叫地主们完蛋。四川省和法国或德国一样大，是可以变成一个打退日本、收复中国的根据地的。但是历史揭示出国民党政府对于革命太没有信心，不能成为中国人民的领导者。
“自由中国”抵抗日本的精神，从1937 年开始即使全世界为之振奋，得到了广泛的同情，正像同情西班牙共和国派与佛朗哥作战一样。这为那些力图实现中国生活现代化的人提供了努力的机会。中国新兴的自由教育体系，在校址和设备方面遭受到惨重的破坏。很多学生迁往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教职员们跟他们一块儿到了那里。从北京来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从天津来的南开大学，在昆明成立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燕京大学和其他基督教院校则集合在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这时候国家资源委员会己经在后方开办了一些矿山和工厂，长江下游许多工厂也拆卸下来，陆续搬到后方内地。知识分子和政府公务员以极高的爱国热情，忍受背井离乡之苦，放弃沿海城市生活的各种方便，学会在内地过着比较艰苦的生活。不幸的是，虽然他们是现代中国主要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希望却落了空。这是因为政府的无能，也是因为环境太落后之故。
国民党政权解决问题是靠一些短期的变通措施，无法增强人们对未来的希望。少量的物资和人，主要沿长江以北的陇海铁路线，从日本占领区进来，也有一些从香港航空运进来，到1941 年香港失陷后也就断了。那个时期重庆政权还能够征集到粮食充当田赋，以维持它的行政机构。负责发展工业的人搞了几个兵工厂以支持抗战。日本轰炸重庆，激起了人民抗战的热情，但在同时，统一战线的情绪越来越低。重庆的激进知识分子纷纷逃往北方的延安。随着局势日趋恶化，中共有更多的人渗透到“自由中国”来。国民党的组织者对于知识分子也就越发高压戒备。
蒋介石及其政权之顽固保守和在南京的时候一模一样。他们觉得战争只是军事单位的事。大学教育是为将来用的，因此用不着动员学生为战争努力，只要发给奖学金，让他们学习就行了。识字运动当然不去提倡，公共卫生服务根本不到农村去。旧中国统治阶层的人在农村中依然离开群众远远的。经过迁移的国民政府总是觉得它自己处于潜在的敌对环境包围中。作为“下江人”； 他们都是离乡背井，等待回到沿海城市去。早年民国搞城市的现代化，但农村的原有机构并没有打烂。相反，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西方留学的自由派现在却和法西斯头目、最忠实于蒋介石的党的领导同居共处。党和政府的秘密警察千方百计努力保持现状，越来越把自由主义者看成潜在的颠覆分子，因此要牢牢看住他们。他们设立许多训练中心，把教授们分批集中起来，要他们忠于三民主义，结果反而增强了他们的敌对情绪。用强硬办法对待学生、出版家以及其他似是而非的敌人，一步一步扩大了政府与知识分子之间的隔阂，而政府还把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呢。
四川 省除了陪都重庆周围的水浇稻田外，大部分是高山和激流，气候潮湿得令人极不愉快。没有暖气设备的地方，冬天很冷，夏天极热。除了缺乏一切现代生活的便利外，还得加上弄得人寝食不安的通货膨胀问题。
国民党不像共产党那样住在农村，而是生活在钞票印刷机旁边。这种短视的应急办法造成的通货膨胀，一步一步耗尽了财力，使所有上层人士意志消沉。总而言之，一切事实都证明国民党政权不可能以创造的方法改变它战时的命运。在1945 年抗战结束时，还是那些老大的党魁们在政府各部之间调来调去；没有新的一代人接替他们。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政府暴露了它早期就有的弱点，只是程度上更加厉害而已。它和四川、云南以及广西各省军阀当权者之间糟糕的关系，使它花去不少力气去镇压或对抗各种派系。因此重庆要想扩大地方自治，也十分困难。云南这个变成”自由中国”空中门户的省，省政府就能不让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和大部分军队驻在省内，直到战争结束以后才改变这种做法。结果，在1945 年以前，国民党警察无法镇压昆明西南联大的学生和教职员争取联合政府和反内战的运动。l 洲石年一位领头的爱国教授闻一多被暗杀一事证实了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在蒋介石统治下，当权者根本没有人民参加民主的概念。战争初期他们还设置了一个国民参政会作为一个简单的顾问机构，以便动员自由主义者参加战争。后来国民党连这个也包办去了，不要这个自由意见的传声筒。
国民党在对待农民方面也一点都不高明。虽然通货膨胀开始时因为抬高了农作物的价格，使农产品生产者得到一些好处，但是这点好处很快就被苛捐杂税抵消了。地方政府派下千百种名目繁多的税款，主要为了维持他们的行政机关和填塞私人的荷包。例如，有所谓“新兵草鞋税”； “新兵养家费”； ”高射炮手训练税”； “驻军取暖费”，等等。下级收税官员想得出什么名目，就收什么税。
在这一切负担之外，还得加上国民党征兵征粮。本来，摇役是军队随便什么时候要就得供应的，然而中央政府又授权军队司令部向农村就地征粮。结果是1942…1943 年河南省灾荒时，军队和居民都没有吃的了。横征暴敛还是没有止境，结果很快发生饥民起来打死官兵的事件。灾荒当然意味着囤积居奇，造成大量公开贪污腐化，终于是一片混乱，不可收拾。不幸的结果是政府没有增加一点财源，贪官污吏则乘通货膨胀之机大发横财。战争终了的时候，“自由中国”几个省里都快爆发农民起义了。
与此同时，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延安的中共都在打两条战线的战争，一面打日本，一面互相打。打日本的战争是在北京城外于1937 月7 月7 日爆发的。紧接着同年八九月中，中共和国民党就缔结了统一战线。中共同意停止改变中国社会的武装革命，放弃对地主土地的强制没收，同时把红军改编到中央政府统辖之下。国民党方面则允许中共在几个城市设立联络办事处，在重庆出版《 新华日报》 ，并派代表参加国民党的顾问团体（国民参政会）。从这时起，统一战线的形式是成立了。红军现在改名为八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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