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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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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民政府不是“资产阶级”的，它至少是“封建”的吧？换句话说，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吧？答案是复杂的。南京把田赋让各省去收，它自己主要靠商业税过活。各省财源是不足的，一般却听任地主去收。中央政府军的军官们很有可能成为大地主。南京是反对动员农民的，但那是为了中央集权，而不是为了公权。“封建”成了骂人的字眼，可是它缺乏明确的意义。南京政府有两重性格― 它在城市和对外接触方面比较现代化，而在同各省军阀进行老式的竞赛方面，却是反动的。在对外方面，南京政府仍在继续努力，至少在政府机关设置上进行现代化，而在对待国内军阀方面它仍继续压制社会的变革。外国人比较能理解南京政府的承诺，他们按照英美方式想，在中国什么事要前进，惟一办法是通过渐渐的改革。
南京政府得到外国夸奖的，首先在于它的现代化表现。民族主义似乎是胜过了军阀政治。南京政府与军阀不同，它建成了一个全国行政的雏形。几个大的部，外交、财政、经济、教育、司法、交通、国防、海军，都盖起了堂皇的办公大楼。同时，除了立法和司法部门外．还建立了新的监察和审计机构以及公务员的考试机构。在这些新的政府部门中，吸收了不少受过教育的人才，其中很多是意识到中国在世界处于屈辱地位的人。他们自然是为了收回国家权力而努力，在对外关系中坚持中国的主权。他们开始用现代科学处理老问题。一开始的确有一股新的希望气象。
但是，第一个难题是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有限。它主持的是一个松散地管辖着四亿人日的相当小的政权。这四亿人仍然陷在人力的农业和运输传统中，众多青年和妇女没有受过新式教育，仍然受宗法家庭制度束缚。南京各部不得不发展现代农艺、铁路、公路、全国范围的新闻事业和交通系统。这些任务都大得了不得。南京只能从几个通商口岸城市找到支持西方化的力量。它最可靠的财源还是外贸的海关税收，而最大的困难在于接近农民群众。实际上它还是在同军阀们打交道，而且最初只控制长江下游几个省。它始终纠缠在同各省军阀势力的政治、有时是军事的斗争中。
另外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这时候也在起着作用。在和平和有秩序的时期，南京政府本来是可以鼓起现代化的风帆的。但是好像南京政府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被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决定了。自从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以后，南京的重要财源即被切断，中国政府只得通过它自己的军国主义来寻求解脱。一个拥有很多具有现代头脑的公民的政府，却不得不把它的收人投到蒋介石主管的军事扩张中去。日本的人侵在l 男7 年以后对于一个从开始就没有支架好的政权来说，破坏实在太大了。第二，国民政府一开始就从人事上系统地败坏下来。1926 年以前的广州国民党，本来包括孙中山时代的同盟会老会员和国民党与中共跨党的年轻些的理想主义的积极分子；由鲍罗廷代表的苏共势力，同日趋增长起来的蒋介石军事领导结合在一起。但是，仅仅在短短的五年时间内，原来在广州的强有力的杰凯尔博士就摇身一变而成为南京的卑鄙缝靛的海德先生了。① 这个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怎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就变了呢？
① 19 世纪英国文学家史蒂文森小说中的主人公，他有双重性格，性格善良时名叫杰凯尔博士，变为恶人时，名叫海德先生。― 译者
当然，一个因素是对共产党员的屠杀和那些幸存者的抗拒或被镇压。像中共党员那一类的朝气蓬勃的理想主义者被绞杀掉了。第二个因素是老官僚主义和从军阀政权中吸收进来的大量新国民党员的影响。国民党对于党员从来不进行慎重的选择和实行党的纪律，它始终是一个没有中央监督的互相争夺的派系组合，经常吸收任何一个要求人党的人。有些军队头子把整支部队都吸收为党员。国民党在南京掌权以后，由于吸收了腐败和混日子的官吏以及没有原则的投机分子人党，它的革命的理想主义涣然消失。早在1908 年，当蒋介石感觉到肩负的领导责任时，他就曾说过：“党员们不再为主义或群众奋斗了 革命者变得堕落，丧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气，〕 ’．他们只知道争权夺利，再也不愿意牺牲一r 。1932 年蒋干脆宣布：“中国革命己经失败。”
总而言之，国民党掌握权力后，完全改变了性质。它毕竟已经利用上海青帮地下势力反对共产党，赢得政权了。开始时很多中国人拥护南京，但是老式官僚主义恶习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除了实行扑灭中共的白色恐怖外，国民党警察还打击、镇压，有时候甚至枪杀其他政党的成员和职业人士。报纸虽然还出版，却受到严密审查删扣。出版者受到迫害，有的被暗杀。凡是关心群众的人都被认为是亲共分子。这种反共立场挫伤了― 如果不是阻止了― 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计划、、这样，国民党实际上是把自已同任何种类的革命努力割裂开来了。镇压和检查伴随着腐败的投机取巧和无效率的行政管理。，“做官发财”的老话变本加厉地盛行起来。这种混乱给蒋介石添加了沉重的负担，而他还以一个严酷的、矢志于统一全国的人物自居。到1932 年他对于他的党已彻底失望，对于本来就没有表现出领导能力的西方式民主也没有丝毫信心。他开始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即众所周知的“蓝衣社”。经过精心挑选的几千个狂热的军官，秘密积聚力量并效忠于蒋介石，把他树立成墨索里尼或希特勒型的领袖。1934 年发起的公开的“新生活运动”，以提倡旧道德和检点个人行为为幌子，从幕后推动这个运动的就是“蓝衣社”。如果欧洲法西斯独裁不是和中国隔离开来的话，这个南京政府领导下的法西斯运动一定会变得很强大。
蒋介石在他手下那一大帮人物头上保持平衡的秘诀是他自己不归属哪一个特定的派系。他号称自己是卫理公会的基督教徒，因而获得教会的帮助。在中央党部和“蓝衣社”斗争时，他有时候支持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的国民党组织部。从近距离看，蒋介石与其说是使国民党衰落的人，不如说他是国民党衰落的结果更为恰当。正像20 年前的袁世凯一样，蒋介石发现中国政治似乎需要一个独裁者。他虽然在不同时期担任过不同职位，但他显然总是高高在上的头号人物。他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慈禧太后所不能理解的。蒋介石崇拜的偶像人物是曾国藩，那是一个镇压太平军，从破坏性的社会革命中拯救了中国的先行者。总之，蒋是中国统治阶级传统的继承者。他的道德领导是用孔子的词语编制的，而他的行政作风表现出一切陈旧的无效率的弊病。蒋在1932 年说过：“什么事情一到政府机关就衙门化了― 任凭什么改革计划都是懒洋洋地、漫不经心地、毫无效率地处理的。”一个结果就是：农村工作的纸上计划很少落实，经济发展计划也是朝令夕改、有头无尾。南京政府和它的大量军事开支，先是通过从银行大批借款来维持的；银行则从政府收得以极优惠折扣发出的公债。1935 年中国货币取消银本位，改为由政府办的四个银行负责的一种受管制的货币制度。这一改革意味着国民政府今后可以靠印刷钞票维持了。结果是农民最初获了利，因为通货膨胀抬高了粮食价格。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南京政府实行得不像个样子。立法院在行政院的遮盖下黯然无光，而行政院各部又受到党的相应部会所对抗。考试院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例如“1935 年只有1585 人文官考试及格”，其中很多人没有得到任命。监察院承袭了过去御史的某些职责，但是它几乎毫无实效。从1931 年到1937 年，“送呈给这个院办理的贪污案，涉及69500名官吏。在这些人中，这个院提出检查的只有1800 人”。更糟的是，监察院没有司法决定权，在18 加个被检查有贪污行为的人中，只有268 人实际被查明按法律论是有罪的。而在这些人中，有214 人没有受到任何处罚，41 人受到轻微处罚，只有13 个人被免职。同时，所有这五个院都受以蒋介石为委员长的军事委员会的箱制。这个委员会消耗了国民政府大部分的财源，而且本身构成一个事实上的政府。
令人感到荒谬的是，说中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国家元首享有最后决定权，毋宁说中国有这样一种软弱的政治机构，它能提供自治的政治影响。皇权制度在保证皇帝大权方面是非常强大的，它决不容许任何其他权力存在。在皇帝同他的官僚们发生矛盾时．他可以作出任意的和不可预料的决定加在他们头上，强制他们执行。在南京政府下面，无论是城市资本家，还是大地主、学生运动，或是工会，谁都没有办法叫政府对他们的利益负责。这是一个为存在而存在的政府，它不要任何社会集团参加其中。蒋介石一步一步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独裁者。他使国民党死气沉沉，无所作为，不参加行政管理。他使由过去的黄埔军校学生组成的黄埔系跟军队中的其他派系对立起来，使政学系的行政官员们跟CC 系的党组织家们、甚至跟“蓝衣社”对立起来。蒋的作用是不让任何势力享有最后决定权，至少不让人民群众参与决策。
这样，自l928年至1937 年，南京政府被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搞得内部四分五裂。至于人民群众，连村一级的政权都不能进人，除非有人从上边推荐。企图设立代表中央政府的地方管理机构的计划和立法常常受到军阀和商会代表的地方势力的挑战。在地方上进行的现代改革和改进措施，是从延伸铁路和公路线以补充电报电话线开始的。进行地质勘测、农作物收成统计、农艺指导以及维持秩序和治安所需用的开支，都要靠增加农村税收来应付。中国农民感觉他们从城市人民和中央政府推行的现代化中得不到什么好处。组织农村为它们自己谋福利的思想，在这些官吏头脑中根本没有。所以，扩大土地所有权以及减少“不在”地主之类的社会改革，在国民政府统治下根本不能进行。
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上海的地下帮会和他们的爪牙发着大财。政府由于跟他们合作而不少分肥。南京政府的主要活动只能在军事方面― 第一是削弱各省的军阀或使其中立，其次是为抵抗日本人侵做准备。正像革命是经北伐而夺取了长江下游，靠军队占据了1927 年的经济基地一样，国民政府继续生存下去，也非靠军事实力不可。
蒋介石上台后实行军事独裁，要采取一个步骤自然是赶走俄国军事顾问，并且很快就用德国人来取代。1928 年，留学德国的法学家王宠惠帮助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区别于民政政府的军事体系。总参谋部后来变成军事委员会及其各部，以蒋介石为委员长，政府的五院则以蒋为总统。德国军事顾问们着手训练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机构，并计划获取德国的工业援助。德国和南京的联系是由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和他的对手宋子文促成的。1930 年德国派了一个中国研究委员会来中国呆了三个月，设立了几个文化研究所来发展中德之间的关系。此外还开辟了一条中德航线。
1931 年日本攫取了满洲。在这个刺激下，北京的知识界极力提倡国家工业建设，加强自卫。科学家被动员起来。曾在德国留学的地质学家朱家烨做了教育部长。l932 年开始组织了一个后来叫做资源委员会的机构，领导人是地质学家翁文顺。翁是科举制度下第」一流的学者，曾留学比利时，在卢万大学获地质学和物理学博士学位。极其诚笃和学识渊博的翁文濒，在国民政府被耀升到管理经济的很高职位。资源委员会直接隶属蒋介石和军委会。它的目的是创建国营的基本工业，包括钢铁、电力、机械和兵工。计划的一部分是争取外国投资，特别是德国投资。1933 年一个德国军事顾问委员会在中国工作起来，目的在于加强军事和工业合作。中国的钨对德国工业十分重要。现代德国军队的组织者塞克特将军访问了中国两次，主张建立一个有新的军官团的优等陆军。
这样，在1937 年日本进攻中国的时候，国民政府刚刚跟纳梓德国建立了一种紧密关系，但是它的果实却因日本大举进攻中国而流产。其实，日本的进攻中国是与德日反苏同盟关系相平行的；l 男9 年8 月缔结的反苏公约使中国毫无办法，只得放弃德国而依靠很少量的美国援助。这倒适应了一个事实，对于有留美经历的中国自由派而言，加世纪20 年代和30 年代初期是给予他们提供了机会的。
国民政府在20 世纪30 年代努力加强它的军事力量期间，中共却正在农村为生存而斗争。虽然中国共产党到1927 年国共破裂时已发展了六万左右党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却很快使它受到严重削弱。许多党员失散得无影无踪，余下的最忠诚分子则躲在深山岩穴中。这样渐渐发展起十来个根据地，驻扎在那里的红军小部队支持着革命的政治领袖。这些根据地一般都选择在平原与高山间的边缘，那里连手推车都通不过，运输只能用驴马或人力肩挑，在峻峭的山谷中只有石子路可通。毛泽东和旧军官朱德在湘赣边南部的井冈山会合并建立一个主要的根据地之后，不久就迁移到江西山区，在瑞金建立了他们的首都。另外在武汉东北的大别山和江苏北部老黄河口的洪泽湖地区，也建立了根据地。所有这些地区，都是不太容易攻击而易于防守的。他们在2O 世纪3O 年代的发展逐渐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
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进军是以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靠理想主义的信仰制度，另一方面靠组织技能。信仰制度是一种在全世界、超民族的基础上总结了全人类历史的整个宇宙观。组织技能则是根据宇宙观确定的，在所有共同信仰者中间提倡纪律和服从观念。这两者有力地结合起来，以适应人们从旧体制解放出来、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工业现代化等爱国的民族主义的需要。意识形态和组织工作当然在大多数革命中都得到了很好的结合。在中国的情况下，苏联通过共产国际费了相当长时间才使之适用于中国人的生活和情况。例如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历史的分析，是把关键因素放在城市无产阶级，即产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城市出身的领袖身上的。可是中国共产党这样做了却走不通，于是把重点放在农民身上，以代替城市无产阶级。比较地说来，服从组织纪律促成了共产党在中国的成长，但它是从莫斯科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开始革命的。共产党人掌权以后，就代表了他们的民族利益，于是，苏联和中国的党就分手了。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事情慢慢明显起来，走向世界的国际主义道路，不幸促成了民族主义的兴起。民族的共产主义被削弱并且分裂了共产国际的战略。共产党如果不加强民族文化，就不能繁荣昌盛，但是这样一做，它的原始纽带却散开了。
L927 年后，濒临崩溃的中共解除了陈独秀的领导权。中共领导由共产国际通过莫斯科提出的几个年轻人接任。由于他们不得不在上海和别的中心城市过着地下的逃亡生活，他们进行成功的革命战争的能力受到严重阻碍。他们对党的贡献只限于意识形态方面，而从未成为群众运动的核心。如果中共不是以新的组织技能开始在农村做农民的工作，中共早已被人遗忘了。中共19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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