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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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前夕。他在中国呆了两年零两个月。他于1919　年6　月在北大时，正当北大被捕的学生胜利地迈出监狱的大门。他的学生―　胡适、蒋梦麟、郭炳文、陶行知和其他一些人为他大吹大擂，广泛宣传杜威支持他们实行更科学、更民主的教育运动。杜威教授在游历了11　个省，在78　个不同的场合做了150　余次演讲。他的演说被译成中文，用书和刊物形式广泛散发。他关于逻辑、伦理学、哲学和教育的主要讲话，是在北大和南京师范学院发表的；但他也在东北、山西和上海、长江下游的六七个城市以及湖南、福州、厦门和广州做了演讲。
杜威作为美国最有名思想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来到中国，受到的欢迎真是无以复加。部分在于他的活动全是他的那些在北京和南京教育系统身居要津的学生策动规划的，另一部分是因为杜威对于现代科学、教育和民主之间的相互关系极为关切，这使得普通民众都懂得了现代科学的实验主义（或实用主义）所提出的“假设可以通过实验来确证”这个道理。用新的“科学的权威代替传统的权威”，打破了正统经典的束缚。教育不是灌输记诵的知识，而是发动学生去想，从而培养他的“个性的发展”。教育不应该仅仅是国家的一只手臂，它应该使公民们做好准备去参加代议制的自治政府。
杜威离去后，他的几个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相继来华访问，查访学校情况，建议教授科学，设计一些中国智力侧验，等等。总而言之，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外国思想家比杜威本人更多地把他的思想展示给中国受教育的公众。结果怎样呢？仅仅是讲了些皮毛而已。中国正在进行一场猛烈反对外国势力和反对军阀的革命。
第一，学生运动把学校搞乱了。l928　年以后新的国民政府为使教育成为国家的一个工具而使其政治化。杜威的教义所要求的条件太多了―　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法律对于个人的保障，逐渐改进的时间。中国最需要的是些别的东西。人们可以想像即使托洛茨基站在杜威的位置上，他能够做到些什么。
胡适在北京为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辩护―　正如沃尔特？　李普曼在纽约的《　新共和》　杂志上所辩护的一样―　的实验主义，使他成为“文化革命”的尖兵。但是新文化运动对于军阀政权的残酷事实完全无可奈何。例如北京八大院校自1921　年初开始，职工就领不到薪水，春天他们就举行罢教。但当教职员工和几千名学生，加上代理教育总长于6　月3　日向共和国总统请愿时，竟然遭到门卫用棍棒殴打和刺刀乱刺。杜威对胡适说：军阀和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同样如此。
谁要是由于短视至今还在探寻美国为什么“失掉中国”的原因，那就请注意一下，杜威于1921　年7　月11　日离开上海时中国共产党刚好要在那里成立。最为进步的教育刚刚展示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时，她却转到马克思和列宁那边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在共产国际阳光照耀之下，变得暗淡无光。显然，美国的自由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虽然它作为主流思潮后来又苟延了15　年。
如果我们考虑到20　世纪2O　年代美国的影响遍及中国的各方面，而那时期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还微不足道，这个事实就更发人深省。海上贸易和基督教会自16　世纪起就将西欧人带到中国了，而且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飞跃升腾，达于顶点，他们的影响迅速扩展到全中国。与此相反，俄国人虽也从17　世纪就隔着荒凉的西伯利亚接近中国，但他们的贸易是用骆驼队穿过蒙古，数量少而且受到控制。到18　世纪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只有少数几个人主持，他们平时只埋头学中国语言或喝白酒遣兴。
在为世纪初期，几乎没有“留学生”从俄国回来。所以，俄罗斯模式在中国不像西方经验那样具体和直接地为人所知。不过，尽管相互间缺乏了解，但中俄两国都是由于君主专制政府的压迫而成为落后的国家。19　世纪90年代俄国的改革派曾用暴君彼得大帝来象征一个统治者怎样借西方的实例来建设国家。l900年以后俄国虽有些革命骚动，但她在中国东北的帝国主义活动却更为咄咄遭人。不过俄国的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特别是暗杀，给了中国革命者一种信息。他们也曾多次用炸弹炸死敌人和他们自己。另外，他们也从俄国学习了浪漫主义的终身献于革命的生活方式，以及克鲁泡特金亲王式的讲求互助的、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理想。一句话，俄国和中国的专制政治和落后状况，使两国间在某些方面互相效仿。
对于美国在中国的影响来说，可庆幸的是俄国从来不曾在中国宣传改变宗教信仰的事，直到1917　年十月革命后，共产国际成立才改变了这一方针。苏联共产党也花费了犯年，到加世纪5O　年代才铲除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但加世纪80　年代却表明她并没有成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独霸中华大国。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外来人能更好地帮助解决中国的问题。
12　国民革命以及国共第一次统一战线
20世纪20　年代，中国的公众因一系列的表现中国民族主义的事件而兴奋不已。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给青年学生动员中国城市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确立了一个新的风格。它的基调在1926　年5　月30　日的全国运动中更有力地表现出来。那次运动先是由英国炮火在上海、接着不久是英法两国炮火在广州挑起的，详细情况下面再叙说。因要求全国统一所导致的1926　年的北伐，就是从孙中山1924　年成立政府的广州发动的。这些纷乱事件，使公众和全世界为之膛目结舌，不知其所以然。只有事后，历史学者才弄清楚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当20世纪20年代美国支持中国学术方面的成长时，苏联正积极地帮助中国的革命。苏联人曾几次接近中国。他们首先和北京政府打交道，1924　年签订条约，取得沙俄时代在东北的某些特权―　对北满铁路的管理和对外蒙古的控制。同时共产国际的代理人于192l　年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以对付北方的军阀，并和孙中山建立同盟。为了加速中国的大革命，他们竭尽全力克服一切困难。
当这些纷争扰攘稍稍平定之后，苏联在20　世纪20　年代努力的最后结果，是树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党的专政结构，给中国一个新的政抬制度的秧苗，来代替老式的君主朝廷。l928　年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南京上台后仍然同军阀政权维持着不稳定的平衡。l949　年中共在北京宣告胜利，完成了向新政体的过渡，距1911　年仅仅38　年。这幅图画回顾起来好像很轻易，但是这条路程却是非常崎岖曲折的。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革命是一场既要消除国内的军阀统治，又要废除外国人的特权的双重斗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话说，国内的封建主义和外来的帝国主义是两个孪生的祸根。日本与北京腐败的当权者流靡一气，表现了这些祸根的互相作恶。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现代中央政府是压倒一切的先决条件。
在中国没有像在欧洲那样为共产主义运动铺平道路的社会主义运动。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以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出现在中国。不过，自19　世纪9O　年代的革命运动以来，一些流行的思想已经为接受它做了准备：1　，生物学方面的进化论，以至于社会进步的概念；2　．康有为的三个时代的经典学说，就是说天下混沌到天下大同的乌托邦的演进；3　．达尔文的各国之间适者生存的斗争思想落4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互助思想（恐怖主义除外）以及个人从家庭和国家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思想。在这样背景下，马克思从奴隶制经过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然后进一步到社会主义的几个社会发展阶段论以及以阶级斗争为这些阶段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的思想只是又往前走了一步。综合起来看，这一大堆众说纷纭的思想一涌而入，使得世世代代承袭下来的中国哲学很明显地处于防御地位。孔孟之道的影响，除了对于社会价值的一般理解外，在革命者中间很少表现于语言文字中了。
首先鼓吹马克思主义的是在日本留过学的北大政治学教授兼图书馆长李大钊（1888　一1927　）。在1918　年夏季，即在列宁夺取政权几个月后，李大钊看到布尔什维克革命可以使俄国一跃而跻于人类进步的前列，不言而喻，他希望落后的中国能同样如此。1919　年初，研究了俄国的榜样后，李大钊看到民粹主义“到民间去”运动有很大价值。他预见到中国革命一定要在农民中间进行。李氏最初也喜欢农村生活，担心现代城市的弊害。他鼓励他的学生到农村去，同农民一块工作。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他接受了阶级斗争学说，但对于历史唯物论却不那么认同。马克思的思想―　基本的生产方式决定政治、思想和文化等“上层建筑”―　给李氏留下疑惑。他觉得人的精神以及“自觉的集体能动性”在物质变化之外，能够改变事物。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的这些初期思想是重要的。因为正在这时，即1919　年初，他是一个学习小组的指导者。这个小组里有一个年轻人，他不是北大学生一而是图书馆每月8　元工资的工作人员，名叫毛泽东。
“五四”事件把学生们从课堂引到大街上，有时引到监狱中，常常使教学中辍，教师们不禁愕然。胡适告诫学生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说：
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阿猫阿殉都能做到．就像一个鹅鹉或者一架留声机一样　　不研究我们社会的实际需要，只谈什么什么主义，就像一个医生只知道些疗疮癣疥，而不研究病人的病症一样。多么没有用啊！
　
李大钊看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世界浪潮就要来到中国，于是回答胡适说：传播主义就是部分地解决问题。“不管你研究多少问题，只要你不和人民大众联系起来，那些问题就永无解决的希望？　，？　　我们要一方面研究真正的问题，另一方面传播真正的主义。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相得益彰。”
在许多热情的爱国者看来，政治活动比学业更重要。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像《　新青年》　的编辑们那样，分裂成两派―　政治革命家和学术上的改良主义者。李大钊和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者。
中国共产党的奠基的一代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是工人阶级出身的。在另一方面，他们中的多数人至少是读过中学的，虽然没有搞学术研究的学者。中国共产党选拔了不少知识分子到领导层，它的历史作用是把普通人民带到政治中去。中共的结构保证了中央领导权，同时由党组织按照它的利益动员劳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它的基础组织是小组，往往还有支部。地区以致中央执行委员会不是选举而是委派的。最初的组织由一位书记领导，即陈独秀。另有一个组织部，一个宣传部。1925　年5　月30　日运动后，中共党员增长到2　万人，中央便增设了妇女、工人、农民和军事等部。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也从3　个人增加到29　人，所以就必须增设一个政治局。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家帮助中共建造了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同时，列宁关于与东方新兴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同盟的战略，导致共产国际希望把国民党也建成为一个同样列宁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政党。俄国在双轨上行进的政策，不可避免地要撞车，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夺取整个政权为目的。俄国人在处理这个难题上时认为：国民党搞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因此可以帮助它夺取政权，而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内部接管国民党。这个部署的一个失误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而蒋介石主持下的黄埔军校却从苏俄取得军火和训练的资助。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后来国民党依据民主集中制不让中共接管，1927　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在20世纪2O　年代的革命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是：
革命在公众中渗透到什么程度？这时，中学生和为数不多的几所大专院校的学生人数较以前都多了，许多人都变成政治组织者。商人更加积极爱国，他们抵制外国货物，捐献财物。新成立的工会，特别是在外国人的工厂中，在罢工、游行示威中起着骨于作用。甚至农民也积极响应，加人阶级斗争，反对地主阶级。
这些充分发动起来的公众，给现代军队、行政和收税官衙以及政治组织提供了大量后备军。革命的思想常常渗透到各行各业的底层。干千万万青年变成有新的精力和为意识形态理想献身的积极分子。20　年代中期，充满着兴奋、骚乱、创造和破坏。
历史学者要描绘这个场景，碰到两层困难：第一是抽象事物的魔障。1926　年3　月18　日北京学生非武装示威抗议日本侵略时被军警开枪打死打伤47　人，下面是革命的新文学领袖鲁迅写的一段悼念他的三名女学生的文章：
“听说，她，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请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抖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但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想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脚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捧了。”
―　《　纪念刘和珍君》　
关于打穿这些姑娘身体的子弹弹道的准确描写，显然有鲁迅的加工。当时没有像肯尼迪总统被打死时那样的尸休剖验报告。
这类现场的报道只能是个别的，大多数这类事件只能归入这样的抽象标题之下：“爱国学生同军阀政府当局之间的关系紧张之至，后者枪杀了许多示威者。”第二个困难是时间顺序先后颠倒，搞不清楚。有时把过去的事实当做某些事件的序曲，而不交代事件本身。这样，机会的因素，偶然的因素被筛滤下来，历史仅仅被描绘成一系列的运动，加上“蒋介石的崛起”或者“毛泽东的崛起”之类的标签而已。在他们以前死去的很多潜在领袖都被抹杀掉了，显露在历史中的，不是最好的、最精明的人，而只是幸存者。不但如此，事后的判断往往硬安在已发生过的事件上。举例说，在2O　世纪加年代，爱国者的希望似乎主要在国民党方面。但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国民党自身成了问题。人们在研究中共的起源时，常常认为20　世纪沁年代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一个竟争时期。这对现实是一种歪曲。20世纪20　年代的中共，尽管充满热情，但人数很少，而且没有军队。它的党员在1925　年初，即“五份”运动前，大约只有10　的人。但这些年轻人都是极热诚地忠十他们的事业，并充当开路先锋，动员工人和农民，组成战斗的工会、农会，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奋起而株马厉兵。但是围绕在孙中山周围的国民党领袖们―　这些人比较年长，同商界的有钱人以及舆论界关系较好―　仍然控制着革命运动。孙中山的广州政府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矢志统一全中国。但是它的任务非常繁难，因为它是几种不同利益集团关注的焦点：广东地方势力一味追求扩张本地区实力，广州市商团正招兵买马成立自己的军队，加上华南的将军们互争霸主地位。在这乱糟糟的局势中，国民党的国民政府想建立一个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