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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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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时代上自袁世凯开始，下至蒋介石为止，两者当时都统治着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实体。在1916 年袁世凯死后到1928 年国民政府统一这12 年中，是军事统治下的政治分割，其中多数分割者是各省的督军。中央政权自19 世纪中期以来日趋没落，尽管形式上仍然是北京政府，掌握中央权力，同时它也还管着驻外使节和邮政局以及一些其他内政事务。不管是外国列强或各省军阀，没有一个人要求中国破裂，也没有一个军阀试图建立一个新的朝代。相反，他们试图组成联合体来反对别的对立的联合体，但他们都是用军队这么千，不是用思想或政党来动员群众的拥护。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军阀大都划地为牢，他们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他们够制造或购买军火，也可以征募兵丁，指挥军队到处去祸害，但是不能建立起稳定的现代式政府。
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在另一方面，即在各省当局和外国人之间出现了断裂。巾央政权没落，外国势力却钻了空子，增长起来。举例说，当1911 年各省宣布独立的时候，海关总税务司这时也受到威胁了。这个司是掌管中国的外汇收人和债务偿付的，这时它却不仅仅估算海关税收了。海关的外国税务司第一次把税款存人并汇给在上海的国际银行团。这样做是省下了中国的外汇，不必向外国借了，但是却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
这个时候，不平等条约已经许可外国人以半殖民地方式参与了中国人的生活。外国人虽不控制中国的整体，他们的特权却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插手市政和全国性的公共事务管理，在海关、邮局、盐务署等机构中，继续以中国政府拿薪水的行政职员资格工作着。当然，关税和盐税都已划定为偿还外债和赔款之用了。在主要的通商口岸城市，其中最大的是上海，外国领事们负责租界里的政府事务，例如英国控制的上海工部局。中国多数大城市都有水路通航，因而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炮艇在出乱子时都能开去镇压和警备。这就使得通商口岸城市（即大多数主要城市）成为避免军队践踏的中立的避难所。
上海代表了中国现代化最好和是最坏两个方面。像其他后发展国家一样，这个海滨商埠成了大都会。在帝国时代，苏州是长扛下游的大商场。但是随着长江三角洲逐渐扩大到海边，上海逐渐成为内河帆船和从海南到满洲大量沿海航行的各类轮船的汇合地点。长江兰角洲的位置方便了上海的发展。这里是全帝国最丰裕的产米区，明清500 年中每年从这里经由大运河把大米供应到北京。上海不仅得到这样一个物产丰饶地区的供应，还有运河和铁路，交通方便之至。
上海在外国庇护之下发展起来后，就可以和随着欧洲侵人东方而成长起来的其他海岸商埠相媲美了。像仰光、孟买、曼谷、加尔各答、新加坡和雅加达等城市，在和欧洲进行海上贸易以前，都是不太重要的。自从太平军起义将苏州的绅士赶到外国炮舰保护下的上海以后，上海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个在外国司法管理下中国人聚居的新城市了。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 首先它在l843 年之后是现代化和外国商业的发源地，1890年以后又是工业的发源地。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现代城市中洋化的公用事业与西方化的生活方式、外国思想和风俗习惯以及中国政府主权和外国领事们主持的治外法权之间的不平衡相伴而来。当蒋介石在1943 年发表他著的《 中国之命运》 时，他认为上海是一个邪恶的污水坑，的确不错，那是他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的事实。
上海市地方市政管理发生过一个怪现象。市公用事业原来都是在上海工部局之下建立起来的，1910 年时还是在英国商团控制之下。工部局后来把租界的道路扩展到租界以外，从而扩展了工部局的管辖范围。工部局原来在它的下面雇用中国人管各种事务，现在又弄来许多印度锡克人当警察，来管理中国人。在接替赫德担任总监督的一个英国人的管理下，中国海关管着商埠事务。上海的生活方式在外国人眼中一望可知是半殖民地式的。上海俱乐部还是不准中国人进出。现在改为人民广场的跑马地当时还在赛马。青年会、耶稣教、天主教办的大学把西方文明的影响带了进来。但是源源不绝来自广大农村的中国大量劳动群众还没有组成工会。在工部局控制之下，工厂立法非常迟缓。上海人口还是不断增长，因为这个通商口岸既是一个工商业中心，又是逃避军阀们强取豪夺的避难所― 一出租界地就可以看见那种强取豪夺的景象。
在这种半殖民地环境下，上海的中国政府的行为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它的管辖权在公共租界和法国租界以外，限于租界以南，所以中国政府管辖的不过是上海市的边缘。甚至于大上海市的想法，是到沁世纪加年代才想出来的。可以肯定有一个中国市长帮助外国领事处理涉及中国人的法律案件。在l925 年以前，上海会审公堂是代表中国政权的推一机构。
在这种情形下，管理中国人的空隙就由一个叫做青帮的地下组织填补了。这个组织是一个以拜把兄弟结盟方式结合起来的秘密组织。它用武力或金钱胁迫它的成员从事现代城市中一切肮脏活动― 成批和零星的卖淫，对商人勒索保护，同外国警察（特别是法租界里的）行贿勾结，控制贩毒，特别是鸦片。从长江上游偷运到上海的鸦片烟日渐增多，工部局无法禁止，于是外国人就和中国秘密会社互相勾结，便宜行事。这里的几千个外国居民深深相信：中国人是天生为非作歹、招摇撞骗、背着政府于坏事的。
同时，在商业方面，内地轮船航运仍然主要掌握在英国商人手里。当时中国各省都有煤抽代理站，煤油是最普遍行销的现代商品。农民用它点灯来代替蜡烛和植物油灯，可取得更大的亮光。这种煤油是由美国德士古公司或英荷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所属的亚洲石油公司销售的人。另外大众消费最广泛的一种外国货是英美烟草公司（主要是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詹姆斯？ 杜克掌管）的卷烟。该公司的买办们把烟草种子和贷款发给华北的烟草耕种户，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供给加工中心和几个大的卷烟工厂。烟草业中，从东南亚来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开始同他们竟争。中国公司在这以前就同外商竟争了。在一些外国控制地区，首先是英国殖民地香港和上海公共租界，一批中国商人很快地脱颖而出。
几百个小的教会学校形成的网络以及教堂、诊所和医院散布在各省。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渐增多的中国基督教徒、有现代头脑的和爱国的人们的创造。他们响应基督教义的号召，并认为这些设施对改善中国现状是有效的。随着旧有的信仰在纷乱中失去生命力，基督教就有了比17 世纪明清过渡时代更广泛的发展机会。这些宗教设施和商业设施中的大部分职工都是中国人，这些人是共和国新兴的社会成员。他们都受到治外法权的保护，因为条约中治外法权条款规定，所有外国人和他们的财产以及他们的佣人，除非通过他们自己的领事渠道外，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这样，中国的半殖民地位保护了相当一部分公用事业免于军阀的蹂肺。同时，正像玛丽？ 赖特教授说的：“外国太上皇的地位既辱污又激怒了中国爱国者，但同时给了他们效法或者避免的范例。’；
总而言之，军阀行径是一种奇异的有限度的混乱。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中国洋化了的、现代郊区的边缘地带，也没有直接打击农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军阀和传教士有时候会互相勾结起来：有一个住在成都的美国传教士的妻子发现城外围城的军阀士兵正朝教会住宅开枪射击，她就写信给城里和城外两方面的头目。这两位将军居然下令停止射击，让这家美国人从城的北门溜出去度假去了。
军阀们沿着水路、铁路和新的公路调动他们的部队，他们经过哪里，就靠哪里的老百姓供应，以苛捐杂税把他们管辖的省敲诈得精光。但是他们实际打仗是有限的。中国人民从直接的破坏中受到的祸害倒不是最多，最严重的是慢性的摧毁：大河堤坝不维修，听任黄河泛滥；鸦片恢复生产，因为贩运或者走私可以勒索重税；经济生活支离破碎，长期投资越来越少，资金亏损娜用超过投放，就像修了铁路而任车皮搁置磨损。此外还有滥发钞票，通货膨胀。最糟糕的是在这个“以德治国”的国家里，公共道德败坏至极。梁启超几乎绝望地说：“在今日中国，只有欺骗、狡诈、恶毒、残忍的人，才能得其所哉。”
探索军阀横行的政治，就好比要记住一个你从未访间过的城市的公共汽车路线一样，而这些路线每天都在变来变去。我们自己会弄得糊里糊涂，越发对中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下去感到难过。现在我们不妨掉过头来看看“基督将军”冯玉祥（1882 一1948 ）的经历。这是一个身材硕壮的军人领袖，农民孩子出身，11 岁时开始当兵，后成为华北陆军模范旅长。他关心部下的甘苦，接受新的思潮。能说会道的莫特牧师在中国青年会宣教时，于1913 年接收了他洗礼。有一个时期，冯同传教士们来往较多，他们把他看做当代的克伦威尔，他以新教的严酷规矩约束部队。冯曾否用消防队水龙头来给部队洗礼，还没有查考过，但他的确在实际生活中教育部队，如提倡修路、种树、在驻军的地方实行进步的改革。他当了督军和大军阀之后，把他的部队改编成国民革命军，并开始和苏联打交道，希图取得武器。但是有一次军阀混战时，他也像他的对手一样征兵征粮，强制征税，他的军队也照样掠夺百姓。他做的一件最惊人的事，是倒他的上司吴佩孚的戈，联络他们原先的敌人张作霖。他自己在1924 年进驻北京。但是时间过去，伤口结了疤。1926 年吴跟张又携起手来，将冯赶出北京。后来打败了其他军阀的蒋介石，把玛拉到一边，名义上让他做副总司令，听任他在人看管下住在草屋里练习书法，学习英文，如同我们有些人在1943 年在重庆郊外看过的那样。
这200 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跳姗的队伍，在1916 一1928 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麒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官吏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
这已足以激发起任何一个爱国者了。一个新的思想和文化的创造时代显而易见已经成熟了。
11 新文化和中国的人文教育
到了1919 年，中国的政治主体― 学生、教育者、农村有实力者、城市商人、政府公务员、工会以及前面说过的军人― 充满着被压抑的爱国主义激情。1912 年日本夺得德国在山东省的原有地位，以及1915 年的“二十一条”，在人们的心中都记忆犹新。凡尔赛和平会议正在召开，全国人民关心会议结果是否让日本继续占领山东。当人们知道日本的要求不但基于19 口年与英、法、意三国达成的秘密战时协议，还基于1918 年日本和北京安福系政府间的密约时，无不感到奇耻大辱，义愤填膺。
1919 年5 月4 日，不利的决定新闻传到北京后，北京13个院校3000名学生在故宫前的天安门集会示威。他们的宣言是：“中国的土地或许会被占领，但它不能割让！中国人民可能被屠杀，但决不投降。我们国家将被灭亡！同胞们，起来！”紧接着游行时，一个亲日派官员遭到痛打，另一个家被放了火。这一颗暴力的火星点燃了全国人民愤怒的火焰：商店关门罢工，工会罢工，学生运动较前更有组织，积极主动，声势浩大，北京的军阀关押了1150 名学生，监狱不够用，还用了一部分大学校舍关人，使形势大为紧张。在公众的普遍抗议下他们最终被释放。民族主义获得胜利，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
这场发生在5 月4 日的运动被中国用数目字的方法称为“五四”运动。每一个观察家对这场运动都有自己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认为自已起源于这场运动。中国国民党则不这么看。在当时，“五四”运动确实采取了激烈的方式，但它比其他运动流血要少。作为整个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阶段，它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首先，同1916 年到1928 年的军阀时代对比起来，中国开始进人一个一般被称为国民革命的政治革命阶段。它的政治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上两个列宁主义式的党当时都宣传它们要在全国实行独裁。孙中山东山再起，1923 年回到广州，在苏联指点下，改组国民党，在共产党帮助下成立一个统一战线，并在1904 年建立了国民政府。孙的后继者蒋介石于】 926 年指挥北伐，从广州打到长江，反转来又打共产党，1928 年在南京建立起右派国民党政府。与此同时，1921 年正式成立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则在国民革命中同国民党既竞争又合作，而在1 兜7 年破裂时几乎完全被消灭。这样，为世纪沁年代的全部新闻都是政治。它吸引了历史学家的整个注意力，正像他们总是从相当远的距离审视战争和暗杀那样。
不过，在1916 一1928 年间，还有另外一个过程在进行中，这就是当军阀混战（主要在北方）和国民革命（主要在南方）进行时，同它们平行的一个多元的知识、文化、学术运动也在进行着。这场运动的基础是这样一种主张：创建一个新中国的新思想只能来自在政治行动之前进行的艰苦的学习和思考。这种新文化运动试图避开政治的腐败活动。从事这个运动的人们提出不跟政府发生关系，这在自古以来最有学问的人差不多自然都做大官（“学而优则仕”）的国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步骤。他们的目的是将现代知识应用到中国问题上去。这就得建立一套学术制度和机构以作为必要的工具，来培养一个有批判头脑的、富于创造性的新的知识领导层。这个运动是由几百个年轻学者领导的，他们主要是从西欧和美国获得启发。在这方面，他们不同于受布尔什维克革命范例所鼓舞并遵循苏维埃模式的党的组织者。与此同时，关于救国问题，中国的保守思想（现在刚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已亮明了一些主要观点。革新运动的一派人爱讲“民族性格”或“民族精神”。这派人并不否认进化的事实和各国之间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败）的事实，但是关心的焦点在文学、语言、风俗和宗教，总而言之，在中国的价值制度方面。梁启超在1911 年革命以后，作为反对西方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而提出“家族主义”，以此证明一些基本的家族主义价值观念，例如“属”、“名分”等。这种中国文化价值的分析，支持了而且实际上表现了民族主义。从内涵来看，它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的，人们至今还是这样看的。
对中国而言，这种观点的含义是：某些孔夫子的原则和深奥的价值，在进化当中仍然会存在下去，它们只能慢慢地改变。按照这种看法，文化总是走在政治的前面，而全盘西化是一个大错误，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选择输人什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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