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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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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农业官僚社会从全国人才库中选拔出一群士大夫，他们成为史家、艺术家、鉴定家、哲学家和幕僚官佐。从7 世纪到12 世纪，唐宋两朝蓬勃而起的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证据不仅是宋代的山水画及朱熹等人的理学，还有那一长系列的“中国第一”的科技发明。正如弗朗西斯？ 培根很早就提出的，塑造欧洲近代史的三大技术业绩是印刷术、航海的指南针和火药。这三件东西都是在中国首先出现的。当代的李约瑟博士在他的12 卷《 中国科技史》 中详细论述了中国在科技方面有很多发明创造。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格外强烈。
总而言之，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的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有时内部抑止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如果现代化事业能从当代经验中― 譬如在美国― 实行起来，人们就不需要那么费劲，用不着废弃圣母玛丽亚和基督教圣父，用不着否定自己祖先的价值和接受外国模式。
当然，“现代化”从来不能孤立地进行。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在这个基础上，中国革命已经在一种新的中国文化综合体中导致了中国和外国因素的某种共识。但是千万不要一下就得出结论说，他们变得像我们了。自然也有人会争辩说，在数目字的和某些无法控制的社会弊病压力下，我们还不得不变得像他们呢。诚然，迄今为止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来自国外，但到将来我们大家面对面到一起的时候，这个平衡有一天会转移呢。
在比较世界史中，中国更是处于不发达的领域。首先，在政治平面上，中国是现存最古老的寰宇帝国。它过去曾是一个依恃官僚行政和崇奉皇帝、靠军事征服的农业社会。汉代的中国和罗马帝国同一时期，在规模和成就上也可以相互媲美。特别是从1644 年到1912 年的中国满清统治可以和1526 年到1858 年的印度莫卧尔王朝，以及1600年到18 能年日本的德川幕府，还有1613 年到1917 年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相比拟。它也可以比之于14 世纪到20 世纪的奥托曼帝国。
第二，就世界经济的平面而论，开创近代历史的欧洲扩张不仅仅是对东印度群岛香料贸易的反应，也是对中国输出贸易中的茶叶、丝绸、陶瓷和其他艺术品和奢侈品的反应。欧洲人之所以比较机动，葡萄牙人与荷兰人之所以开创欧洲和印度以至于和中国、日本之间的贸易，只不过显欧洲人是“无所有”之人。他们寻求的奢侈品和香料都在远东，不过，等欧洲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在南洋的扩展已经进行多时。中国派远征队到印度尼西亚的时候，蒙古人还在征讨中，而在其后30年间，即明朝在1405年到1435年开拓海域时没有紧跟下去。中国这个国家没有在海外搞殖民地化，虽然利用季风航海到东南亚是很容易的。不过中国的航海家和商人倒是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开展了活跃的贸易。l644 年明朝灭亡后，没有回国的中国人在逞罗建立新国家的过程中担当了领导的角色，另外也有人在马来亚和印尼置产落户。在葡萄牙和荷兰帝国征服之下，中国的许多中间人― 当地商人、有租借权的人、银钱振客― 在殖民场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 世纪中叶廉价的中国劳动者向美洲移民时，不过是中国人大批漂海外流的开始，中国从来没有助长或利用这一形势。由此可见，中国肯于低声下气进入国际关系和外交世界之前，早已跻身于现代国际贸易关系之中了。不言而喻，比较世界史给我们留出很大的空白让我们绘制这幅大型图画。
许多西方研究中国的人曾把“中国”整个实体或“中国文化”作为对象。对于世界最大的人群，作这样简单化的处理，有几个来源：中国人对于帝国（至少理想的）统一的传统观念以及同源于此的根深蒂固的儒家价值观；耶稣教传教士们、欧洲的大师们和早期汉学家们对这种思想文化统一体的肯定认识；以及现代西方人对于那种文化体系的兴趣，以为中国的东西就是最特异的。从外观上或从初步而相当无知的比拟上看，那种长久向往的中国政治领域的统一（虽然是浮浅的），也可以认为同样存在于社会文化领域中（当作一种典型或者理想）。文明和文化的会合，一开始时，的确要求我们认识一些粗枝大叶的实体，如什么“西方”啦，“现代世界”啦，甚至于“现代化”啦，“帝国主义”啦，更不用说“民族主义”等。我们开始思考和讲话时，只能使用很概括的词语，尤其是在这个伟大的社会学时代，更需要如此。
所有以上这些都是高水平的概括― 是我们在初中一年级应该学习的。如果在有意识的头脑中知识从一般向特殊增长，从宏观向微观推理（我是这样主张的）； 那么，我们在思想上对于中国形象的认识要相对地缺少特殊性，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地方，从北面的西伯利亚南伸到撤哈拉大沙漠，而且住着全人类1 / 4 的人口。我们要把它称为“中国”小宇宙，然后再看看法国、德国、墨西哥以至美国，把这些都当作一个基督教区的各个部分、等量齐观地看作同等的实体。这就足以说明我们头脑简单到何等地步。不过，历史社会学（或者说社会学的历史科学）的发展，正在把简单地将中国看为单一实体的做法加以分解开来。这样就把关于中国的研究提高到较高的复杂的水平，而没有改变关键问题，即一个人在自己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样思考别人在他的文化知识背景中怎么生活的问题。历史学者总是碰到这个问题。现在更加明显的是，“中国”正是这样地被分成碎块对待了。中国观察家们的这种聪明智慧却迎头碰上一个关于中国国家的中心神话― 就是认为中国的寰宇天生是统一（天下一统）的信念。让我们看看这个非叫人相信不可的概念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一般都是把教会和国家的职能集为一身，他是军事的也是精神的领袖，是行为的楷模和正义的主宰。他的全能总括了国家的一切主要职能，包括国家对于皇帝在大自然力量面前代表全人类的尊崇。他是“天下一人”，是社会政治殿堂前的帅旗。历代王室把天子的形象供奉在人世间的顶峰，学会了怎样把权力的缓绳集中在自己手中，保持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保证在人民中间维持和平、安宁与繁荣的方法。中国这个国家虽在人口上不断增长，而这种团结的理想却持续下来。人口的增长不仅在粮食供应和生存方面产生了严重问题，而且在组织上和中央控制上也遇到严重问题，这就加重了今天统一的中国的已经繁重的负担。
为了证明，可以翻看一下世界地图。全欧洲和南北美洲住着10 多亿人。这10 多亿人生活在大约父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而10 多亿中国人则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这个惊心动魄的事实，全世界中学生都是熟悉的，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人对它的涵义做过分析。这使我们想起来，中国在宗教和国家之间没有分管，甚至对国内和海外也没有分管的情况下，它的要求和愿望常是包罗万象，也许正是因此之故，它在人们生活中渐渐变得越来越浮浅空泛无所谓。中央政权不能不承担和允许大量不同的地方情况的存在，从寒带到热带、从干燥到潮湿、从人烟稠密到人口稀薄的地区，无所不包。
说到最后，欧洲和中国的区别在于人民的愿望。中国历史中表面上的统一，实际只占全部时间的2 / 3 ，而统一的理想则相沿无改。欧洲宗教和文化在基督教信教区域内（除土耳其或阿拉伯人侵时期外）是统一的，而整个欧洲统一的尝试总是被各个地方君主所挫败而未成功。自查理曼大帝以后，无论哪一个搞政治统一的人，不管是波拿巴（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成功，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人望。
以上所述，说明一个不大为人承认的真理，就是不管是谁要试图了解中国革命而对中国的历史没有相当充分的认识，那就犯了在群山之间盲目飞行的错误。当代社会史学界流行一种风气，喜欢描写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怎样一起过活。这当然是可喜的，对所有历史学者也是一种激励。但是如果以为我们懂得中国历史事件，就像我们懂得欧洲和美洲历史事件那样，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当我们对于中国的政治历史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各种制度的历史还借然不知的时候，社会史已经吸引住我们的兴趣。这就好像拿法国农民同江苏的农民，或者拿荷兰和四川的商人做个比较，在他们的耕牛回到家里以前，你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外面于了些什么把戏呢。一个人要了解普通人，不在事件和事件领导人的事实基础上去理解历史，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在中国，皇帝留下了最主要的记录，而且他是影响最大的人物。如果我们要理解现代革命，我们必须从那些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怎样掌的权、怎样统治中国人手。
第一部分 晚期的中华帝国：成长和蜕变1800…1895年
02 满清统治者从北京看世界
从1644 年到1912 年统治中国的满洲人，或者说清朝，是长城以内已经定居的农民和官僚同亚洲内陆大草原上有时扩张、有时征服旁人的游牧部落间长期关系发展的高峰。中国从汉朝以来的对外政治以及同游牧的匈奴人的争夺，都是集中在亚洲内陆的边境。游牧部落对中国北方的人侵，早在公元前221 年中国统一之前很久就开始了。中国就是这样在边境纷争中诞生，并且在千方百计对付这种纷争中发展了它的才能的。满族的崛起和他们接管中国成功的奥秘，在于他们处于大明帝国边缘的地理位置和种族构成的事实。满族从一个大约150 万人的部落联盟开始，发挥了那样一些精明的战略和政策特征，正好使他们取得成功。
首先，他们看到了蒙古人的伟大征服事业。地处满洲以西广大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在1200年左右，在他们的神奇领袖成吉思汗指挥下，袜马厉兵，巩固了他们的打击力量。令人惊异的是，蒙古人不但席卷中亚细亚、波斯和南俄罗斯，甚至进军到欧洲乃至多瑙河，过了很久以后才进人中国，征服了南宋王朝。他们到1279 年才成功地迂回了宋朝国防，沿着长江而征服中国西南部。直到那时，忽必烈大帝才建立起一个生存不到100 年的王朝。蒙古人在思想上和风俗上同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是真正广阔草原上的游牧人，不适应“？ 种官僚、商业的定居生活。他们的满族后继者在制度、战略和治理中国的知识方面都比蒙古人优越。
L600年年初，满人在他们的开国元勋努尔哈赤靡下完成一项重大事业，就是建立以八旗为全国军队组成部分的武装国家。所有体格好的满族战士都是八旗成员，而他们的土地并不集中在一块，他们的长官都由皇帝委派。这样，这些部落就组成非部落式的军事单位，可以加以控制而不至分散。这种“旗”的制度显然是效仿蒙古的先例，就像满族文字效仿蒙古文一样。事实上满族在崛起后、侵人中国以前，他们的最初同盟者是他们西边的蒙古人。
此外，满族人不是完全的游牧人，他们住在紧挨着中国的南部满洲的狩猎、捕鱼和农业混合的区域。努尔哈赤是出身于明朝廷的臣民，随着中国势力的衰落，他和他的后继者在边境建立了一个国家，处于中国控制以外，但在他们的政府中包容了中国的行政官员。最后他们能在1644年取得华北政权，部分原因是明朝末期懦弱无力，让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守将即辽东总兵吴三桂邀请他们作为盟军来剿灭反明的造反者。在后来征服中国的过程中，他们还依靠这些早期的汉奸，其中有三个人还带兵打仗，在中国南方和西南方建立了大块藩区加以统治。事实上满清对中国的征服，直到康熙幼帝在1673…1681 年平定了“三藩之乱”以后才告完成。
第三，由此可见，满族从开始就建立了一种满人和汉人一道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蒙古人因为不信任中国人，曾经利用一些非汉族外国人如马可？ 波罗等，让他们在政府中出任官职，享有特权。满清皇帝们则自康熙以下全力以赴地利用考试制度从汉族人才中选拔官吏，来充实地道的儒家思想的政府。所以满清的证服避免了一场社会革命和对地主的颠覆。相反，只要他们投降，就听之任之，把他们留在原处不动。它建立了一个明朝政府纂础上的满汉政府。从1736 年到1795 年在位的年的伟大皇帝乾隆，像他1662 年到1722 年在位的祖父康熙一样，变成了不但是中国美术、绘画、诗歌、文学的卓越保护者，也是皇家编修法律和文献的出色主篆者。
清政府之所以必须采取农业官僚体制，是由于它的主宰是外来的满族征服者，他们第一位优先考虑的是用尽方法保持政权。皇帝的一切重大活动，不是为了每四年改选一次，而是为了杀戮造反者或者安抚一切可以发现的异己分子。皇室的财政收人是非常不现代化的，因为对商业贸易几乎不征税，而轻微的田赋是在财政有盈有亏的省份之间分摊出来的，那主要是为了维持军队和官吏的经费。这个征服者建立的的王朝就是靠它所征服的国家过活而已。现代意义的经济发展，除了维持防洪水利、粮食仓糜和挖铜矿造钱币以外，一切似乎都是皇室至尊不屑顾及的物质事项，并且也是官府衙吏多半技术上无能处理的。他们靠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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