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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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改革也因为权力不集中而受阻。中国没有、一个统收统支的“共同钱袋”。按照千百种不同的财源规定了征收的定额，另外规定各种不同的开支。按现代财政标准说，这个国家算是“低税制”；但是贪污腐败使得真正的富商大贾和有实力者任意偷税漏税，重大负担落在小生产者身上。国家收人都规定了开支项目：主要为了供养宫吏和军队。例如，从全帝国52　项来源收人的700　万两白银，是为支付北京的满族人的。改革税制，就威胁了这些人的饭碗，所以他们要抵制你。因为实行定额制度（实际上是田赋），真正税收数目谁也不知道，既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1910　年曾试图做出全国性预算，但不久变成一项猜谜游戏，因为各省和北京都独立地收集统计数字，制定税额，互不协调。把中华帝国当做和法国那样单一的国家，以北京为巴黎，事实证明根本不可能。
最后，立宪制成为一时的灵丹妙药。这多半是由于日本自1889　年有了议会，接着在1905　年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而后者在打仗以前还没有议会，因而都以为议会是好东西。这个教训是如此显而易见，所以北京派了几批人周游世界察访各种模式。伊藤博文以他的政治家风度劝告中国钦差大臣，皇帝如果把宪法钦赐给国民，他就可以继续居于国民之上而不致受其束缚；无论如何，最高权力不能落于人民手中。这个话，慈禧太后当然是百分之百听得进的。1908年她宣布即将建立宪法体制。190据年她发布预备立宪诏书，以9　年为预备训政期。1909年各省由少数有资格的人物选出的咨议局成立并立即派代表去北京。这些代表到北京后，即要求成立真正的议会。1910　年10　月北京开了一个立宪咨议会议，但是全国的宪政运动无法实行。1911　年4　月清政府实行政府改组，指定了一个“内阁”；　13　个阁员中满族9　人，汉人只有4　名。过了6　个月，革命终于爆发。
慈禧太后没有看到革命爆发。她是l　如8　年11　月巧日死去的，这是在平日健康的光绪皇帝死（11　月14　日）后第二天。这只是这位杀人不眨眼的高龄（74　岁）老佛爷一生中搞的巧合事件之一。中国的另一个篡位的妇人是唐朝的武则天（倪睁一7　解），那是一个支持佛教的官僚政治家，能力很大，是颇不讲体统的女皇。在这样的背景下，你就能理解近代的接近最高权力的妇女蒋介石夫人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为什么会处于重大嫌疑之中了。
慈禧太后死后留下的满清王朝领导层一无可取：一个小儿皇帝、一个软弱而贪婪的摄政王，一群自负和徒爱虚荣的年轻王公，一帮虚有其表的朝臣，凑在一起正好可以阻挠任何变革，而无法领导变革。1　侧刃年他们感觉袁世凯是一个太强硬的领袖，于是将他罢免了。同年张之洞逝世。王朝的末日终于来到了。
在学生的革命运动和王朝的改革方案背后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的统治阶级发挥着广泛的作用。在1860　年以前，甚至在l　即5　年以前，他们大多数是科举及第的儒生，其中绝大部分是地主，至少是富裕人家。到了1911　年，他们的成分大大改变了。现在他们中间包括了商人、银行家，甚至有些工业经营者和离开农村、住在新兴城市、只由管家收租的地主。此外儒生也已不仅仅是读四书五经的人，而是有西洋学问的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中还有受过现代训练的军官以及包括新闻记者、基督教徒和政客在内的职业人士。中国的政治复兴把很多新人带进到这个统治阶级中来，但是它的核心仍然集中在家庭富裕、与政府有关系的社会阶层，正如以下几位杰出领导人的经历标志出来的：
江苏人张春（1853　一1926　）　；　1868　年乡试人仕后六次参加省里的会试，1894　年殿试取为状元，时年41　岁。但是他决心放弃宦途，从事工业。他雇佣技术工人，使用家乡南通长纤维的棉花，于1890年设立大生纱厂，以与进口的日本和印度的棉纱相竞争。他通过官场的高层关系，在纳税和吸收资本买进机器方面获得特惠方便。他的商业合伙人对他的帮助不大。他相继兴办了三家纺织厂，同时开始棉花种植，开办轮船公司、面粉、榨油和盐业。他还兴办普通学校、专科学校，修路，建立公园，在家乡南通开办孤儿院和敬老院等。他提倡在省内建筑更多的铁路和学校。1909年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辛亥革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商业总长。
唐绍仪（1860…1938　）　，广东珠江三角洲澳门附近的香山县人。这里不仅诞生了他和他的叔父、著名买办唐廷枢，还诞生了孙中山和那个耶鲁大学出身、1872　一1881　年间任清政府驻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城教育总监的容阂。青年时代的唐绍仪是第三批到哈特福德的中国留学生。在全体留学生被召回国内之前，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了一个时期。说英语的唐绍仪曾在驻朝鲜总督袁世凯手下任职。后来袁世凯被提升，他继续在袁手下掌管对外关系事务，特别是有关筑路的交涉。他是一个典型的爱国青年，是能用英语申张中国权利的人物。作为外交官，他使英国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他在外务部里设了一个专管海关总税务司的办公室。‘唐认为应该有中国人参与海关管理！）当时总税务司是英国人，这样一来，至少名义上是中国人管了。他又帮助重新禁止鸦片烟。这些事和其他一些恢复中国权利的改革事项，使他在外国人心目中成为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
伍廷芳（1842　…19922　）　，生于新加坡，因此算是英国臣民。伍原在香港英国学校读书，毕业后任法庭翻译、报纸编辑，后又赴英国学习法律，是香港第一个中国人律师，并任立法会委员。1882　年后人李鸿章幕府，办训练学校，建筑铁路，后人外交界。伍两次出使华盛顿（1897一1901　年及1907　一1909年），并参与清朝律例改革。
统治阶级中的激进派士大夫虽然都有一种把中国从帝国主义包围圈中拯救出来的民族主义雄心壮志，但他们在1909年以及以后年代，主要还是通过省一级机构，更具体地说，通过省咨议局作为活动的渠道。中国的一个省同欧洲的一个国家面积差不多。省同省之间，由于文化、历史，特别是方言、饮食习惯、经济与战略地位各不相同而有所区别；同一省内，由于民间传统风俗习惯有共同之处而易于接近。爱国主义从家乡开始，新中国的士大夫也最容易在省会结合起来，因为那里经常是考试和新军训练的中心，也是接受刺激变革的外来事物的地方。因此“同乡关系”是体现广泛的民族主义情感的最有效方法。在旧有行帮会馆之上，现在又有了商会；同时在士大夫中间由于外国的侵略（以及外国的榜样）产生了“自治运动”。这两者都是在省一级成长起来的。在一个又一个事件上，省的利益和全国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的努力相对抗。汉族反对满族的情绪也见之于各省反对中央的活动中。
最突出的是在建筑铁路问题上的“护权”运动。经过极其缓慢的开始―　中国在1896年只有大约240英里铁路―　帝国主义者于1898　年替几个外国银行辛迪加获得了修建并管理几条铁路的权利，合同规定若干年后对外国股东还本付息。省内的商人、士大夫团体则要求自建铁路以为对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金。他们认为，北京的建造国家铁路计划是向外国人出卖权益。1911　年北京试图收各省筑路权为国有，这自然也是技术上所必需。四川省的士大夫就发起了一个’‘护路”运动，强烈辱骂清政府。这个辛亥革命的前奏曲，是典型地由一些地主商人出身、在日本留过学后来参加了省议会的“举子”们带头搞的。四川省的主要秘密会社哥老会参加了推翻满清的运动，但是不久被新士绅领导的政权排除出去了。
由此可见，为世纪初中国的统治阶层颇为活跃，但是中国的农民则无动于衷。
绅商合流的兴起，给农村的社会生活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在土地上的商业投资，增加了土地的价值。同时老式的地主士大夫纷纷迁移到城市里去了，他们和他们的佃户间原有的相互依存以致个人间的互相往来关系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非个人的市场关系。村社共同体意识也没有了。此外，下层士绅（比一般百姓高一层）也被卷人金钱来往中，从而加强了地租负担和对农民的剥削。自耕农输给了城市里的大的土地投资者―　有点像美国农业家庭面对着农业经营公司的金钱势力那样。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新的士绅商人混合阶层使用武力加强了城市对农村日益加重的剥削。19　世纪5O　年代以后，地方的叛乱是靠新建的地区和省属部队加以控制的。随着19　世纪见年代清政府势衰力竭，地方控制武装反映了中央权力的衰落。下层士绅中的土豪恶霸也开始运用他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样，地方的军事化就得其所哉。1916　年以后军阀横行正是这种趋势的最终表现。
2O　世纪2O　年代，这一切情况结合起来，使富裕的广州与香港之间的农业区农民变成了“地主的奴隶，？　？　　租子是在收租院里交，院里备有梯子、绳子、铁链、皮鞭、棍棒和其他酷刑工具。欠租不交的农民被锁在院里，有时用绳子捆绑起来，直到他卖了自己的牛或亲生儿子，或卖掉他的妻子，才放掉他”。
在实行各种改革时，谁也不找农村里的群众商量一下。农民们为了兴办现代学校、公路、军队、工业，负担了更繁重的税，但没有一件事改善了他们的境遇。在农村中，群众对于现代化的反应，常常是强烈的反对。新中国要做的任何一件事，都加重了捐税，而且在给农民一点利益以前通常是先搜刮他们一通。
1911　年的革命，基本上是一场失败，不是一个创造。清王朝是灭亡了。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怎样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共和国之父孙中山博士这时正在国外，在美国募捐。同盟会发动了第十次暴动。当暴动于19U　年4　月在第二号领袖黄兴领导下在广州发动时，多次出现的小魔障又发生了―　保密不慎，临时变卦，联络不周―　最后弄到起义者张三不认识李四，彼此开火，大家都被驱散为止。
191l　年10　月10　日的起义是仓促发动的。原来，新军军官的密谋被泄露了，于是不到叹心）士兵只得起来救护自己。满清的总督和督军都吓跑了，一个本省的协统（旅长）被迫出头统率临时政权。在六个星期中，所存华南、华中各省以及东北的几个省，相继宣布脱离满清，实行独立―　真像野火一样，不过只限于省一级。几乎每个省都由“新军”的指挥官担任省的督军，同省议会共同组成新的省政府。事实上就是一省的温和改革派，以宣告独立来继续保持他们的士绅统治。用这样的办法，他们摆脱了北京的控制而维持住他们在各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控制权。他们远远无意于社会革命。根本谈不上群众参与。任何地方有农民闹事，立刻就被镇压下去。
同盟会领袖们必须赶快控制事态的发展。第二号人物黄兴坐镇武汉，对付北京派来的清军。这时袁世凯已被召回并按照他自己提出的条件出任总理并任这个气息奄奄的王朝的军队总司令。他同起义各省在南京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同盟会领袖进行谈判。谈判中，由唐绍仪代表袁世凯，伍廷芳则以外交部长资格代表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刚好赶回南京，于1912　年元月l　日就任临时大总统。但是他立即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国，他就辞职，让位给袁世凯。几乎所有爱国者一致同意的是：中国必须有一个代表各省的议会；国家必须统一起来，以防止外国干涉（按指日本）。当时，袁世凯被认为是军事组织者又兼改革家，是惟一有能力、有经验、有威信可以领导政府的人。袁就这样做了。儿皇帝溥仪于1912　年2　月12　日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在南京被选为总统．于3　月10　日在北京就任。通过这一系列特殊的妥协，中国避免了一场持久的内战、一次下层阶级的起义和一场外国的干涉。一个主要问题摆在前头：谁和什么东西将取代天子和全国政府的位置？
到这个时候，很多革命的年轻人都已广泛熟悉了（至少在纸面上）西方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像日本的改革者一样，他们能引据西方思想的经典，把他们自己的遗产看成过时的东西加以摈弃。然而中国的问题和实际情况还是客观存在的，并没有变得那么快。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外在世界的许多思想最终都被讨论和试验过，但是能站住脚的为数并不多。　
第三部分　第一次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年
10　中华民国早期及其问题
这一章和下一章将分别讨论政治和文化两方面的情况。民国早期政治生活的名声是不好的，因为中国爱国的、主张国家统一的人后来对于军阀时期的混乱不胜沮丧之至，总是用辛辣的言语咒骂它。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里颇为可观的文化成就，到最近才受到研究。它们的景况是欣欣向荣的。这种政治的和文化的纪录的对比，按我们迄今为止所评价的，无疑反映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要的紧张状态，将来总有一天这两方面的情况会归总起来，绘成一幅平衡的图画。
先从政治方面说。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新中国的民族主义曾经要求在国防上有一个全国统一的政权。在对外关系上，则突出表现为身居总统职位的袁世凯是国家的保卫者和统一的象征。但是在当时，中国的民族利益倒很像满清泊帝国时期那样―　例如在亚细亚内陆，外蒙古和西藏都说要脱离民国而去。
换句话说，中国本来可以宣布为共和国，但她仍是一个帝国。满族接管了亚细亚内陆的结果，为中国在大陆方面创造了几个在北京控制下的缓冲地区。共和国要放松这些亚洲内陆地区，任其自主而不成为一种战略上的威胁，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革命，使中国人民得到一种自决权的革命，却使它在西藏、新疆和蒙古人民面前显出一副殖民帝国主义的形象。在中国取得胜利的民族主义是有感染作用的。可是中华民国在亚细亚内陆又不得不反对民族主义。但是，把非汉族人民称作少数民族并鼓励提高他们的文化，而同时否定他们的自由，这种方法还没有发明出来（苏联继承的俄罗斯帝国也是一样）。亚细亚内陆各民族一度脱离了北京的控制。
俄国在外蒙古的贸易和影响日渐增大；另一方面，中国对外蒙古的人侵和课税受到僧恨。1911　年12　月，外蒙古援各省之例宣告独立。1915　年俄罗斯、外蒙古同中国三方面谈判达成了一项很周全、圆滑的协议：中国保留了名义上体面的宗主权，外蒙古取得了地方自治，俄国获得了经济权利并负责训练蒙古军队，实际上把外蒙古变成了它的保护国，因为外蒙古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在西藏，满清政府以比对蒙古更为强有力的手段确立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北京曾宣布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