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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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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⑾耐氖�1898 年）。孙氏提出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糙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接着他于1895 年在香港成立总会。他希望利用甲午战争日本获胜后国内混乱的机会，发动革命。
作为掩护，他在广州创办了一个农业研究会并利用了一家基督教书店。主要的行动计划是由一群三合会秘密会党的成员，带着写有“波特兰水门汀”字样的炮筒，从香港乘木划子偷渡到广州，于1O 月26 日黎明夺取总督衙门，杀死官吏。同时在附近埋伏的人将前去会合行动。香港的英国报纸通过何启博士事前就知道了这个计划并发表了支持的言论，尽管报道并不具体。当局接到了密报。会党成员们乘划子晚到了一天，警察将他们抓了起来。起义失败，没有被捕的人都躲了起来。这件事给孙氏的教训是：受过教育的基督徒阴谋鼓动群众起义，很容易引起人们回忆太平军的往事。孙氏逃到了日本，清政府悬赏通缉他，他变成人所共知的领袖。“野火”没有烧起来，但可能比过去大了。
孙中山1896年去伦敦时，被人“盯”上了。他很快被逮捕，在中国公使馆禁闭了12 天。在他作为一个“疯子”被送上船回国之前，他偷偷送出一封信给他在香港的医学教师。这位老师向伦敦警察局、《 泰晤士报》 和外交部打了招呼，才把他释放。这个国际事件立刻使孙中山成为著名人物，也使他相信了自己的革命者命运。在英国的九个月里，他也像马克思一样，成夭在大英图书馆拼命读书，给报纸投稿，还写了一本通俗小册子《 伦敦蒙难记》 。在英国这一段经历对他很有好处。香港政府那时和现在一样，不准人们以香港为根据地搞反大陆的活动，因而把孙驱逐出境五年。他可以过境，但不得停留。
1897年孙氏回到日本时，他已是遐迩闻名的人物了。热情的日本青年泛亚细亚主义者正在物色一个他们拟加以帮助的、能使中国革新和现代化的中国领袖。孙氏正是他们所寻求的一个理想的盟友。他取了一个日本人的名字“中山”，留一撮小胡子，看上去像个日本人。泛亚细亚主义者中有些日本的扩张主义秘密会社分子，这些人很活跃。他们在l898 年也欢迎从北京来的康有为和梁启超。梁和孙开始时似乎可以合作，可是康有为说不行。和这些主持光绪皇帝“百日维新”的著名领袖比起来，孙中山倒是一个后起之秀了。康、梁的“保皇运动”很快和孙唱起对台戏。事实上他们向华侨募捐在中国闹革命，比孙还胜过一筹。1900年当举国动乱之时，康、梁的党徒和秘密会社曾计划在汉口起义，但被张之洞发觉后挫败。
孙中山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在中国南方扎实地工作起来。他们选择了香港新界附近的一个水陆交通都很方便的沿海村庄，集合了三合会秘密会友，这些人都是客家人。但和过去一样，起义功败垂成。原来预定从日本来的武器没有运到，清军先赶到了。惠州战役打了两个星期。农民来参加了，打了军队的埋伏，给了起义者一些武器，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孙中山又回到日本，依然把外国军火偷运过来，交给秘密会社打仗，但这种做法始终未成功。
现在，一种具有更大活力的因素在日本出现了。中国新一代儒生一官吏领导人物群集到东京。成千中国留学生― 半数由各省公费选派― 年复一年地聚居在东京神田区。他们在那里很快懂得了民族主义。日本儿童常常讥笑他们不合时宜的辫子和长袍，他们感到中国的贫弱和羞辱。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毕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应该在世界上崛起，可是他们像在北京一样都有本省的吵域之见。尽管如此，他们形成了一个自觉的团结的社团，对中国的命运都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已不仅仅是借用外国方法的问题，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
当时借用西方的、包括日本的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涉及选择什么来适应中国的意识、中国国情的问题。举例说，当严复翻译亚当？ 斯密、穆勒和赫肯黎的西方自由主义经典著作时，译者强调自由原则的价值不在于争取法律下面的个人自由，而在于通过各个人的努力以创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
同样，集体主义的奋斗精神也表现在梁启超的著作里面。他作为新一代的教师来到东京。他把日本翻译过来的西方学术著作发表在他的中文报刊中，将西方的政治思想和制度灌输给他的那些如饥似渴的读者：他写了些长短篇小说，也是为着一个目的― 中国人民的’‘政治革新”。他强调的“新民”，来自孔子的经典著作嚎大学》 。189 名年梁解释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各个人都参加在群体中，最终成为一个有机的国家。他写道：
“万其目，一其视；万其耳，一其听；万其足，一其心，一其力；万其力，万其余，一其归，是之谓国。”
；万其一其事
― 《 南学会叙》 （1897年）
这种通过团结增强力量的号召，是比较自由、比较集体主义的，虽然它要求参加的是民主和民众的主权。
梁在日本的视野逐渐扩大，他把“新民”的意义进一步扩大为“新的公民”。他争辩说，旧中国在家庭伦理方面发展了高度的个人道德观，但一直是不完整的，在公共道德和公民操行方面，即在社会伦理方面是不够的。这样，他否定了儒教中国的狭隘忠诚和以家庭为中．口的自私观念，而主张集体的民主和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梁氏有时候被称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首倡者，但他的目标和通过公民自由权实现个人自由是两码事。
梁启超在1903 年以五个月时间游览了美国十几个大城市。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改革家，他每到一地都受到华侨社会的欢迎。他参观了许多地方机构和美国企业。他受到美国总统西奥多？ 罗斯福的接见，也见到了“商业界的拿破仑”… 1 ？ P 摩根。但他回到日本时对美国的民主非常失望。他发现美国充满了平庸的政客、腐败、混乱、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其他赘瘤，总而言之，他看透了美国，掉头走了。给他留下较深印象的是日本和德国的强国思想。他的结论是中国人民不应学美国。因为他的目的是使中国人转变成积极的、有责任心的公民。他预见到长期教育的必要，就是后来说的在中国人成为真正的公民之前，要实行“训政”。“训政”只有开明的专制主义才能提供得出来。
政治科学家分析了从梁启超、严复到毛泽东、邓小平等所有的改革家对于’‘民主”的共同看法。这种看法承袭了乐观的（人是可以教育的）孔孟之道，认为良好的政府靠的是统治者与全体个人即人民的利益的自然和谐，彼此都争取国家的福利（富强）。开明的有儒家修养的人承认，社会有秩序才能使他生活得好，混乱给生活带来危险。根据这种以国家为中心的看法，每个人都应发挥他的能力，从而贡献于共同的利益。因此正派的人总是一往无前，按部就班，尽力而为，这就是“民主”。反社会、反集体主义的人，正如毛泽东所说，不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反权威、只主张“听我说”的人，从根本上说是不道德的。
梁启超的个人与国家不能两全的主张，后来对于毛泽东和整个中国共产党有直接的影响。20 世纪初中国在帝国主义威胁下出现的救亡的紧迫感，后来在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即日本侵华的年代重复出现，都是用来作为制止个人权力的重大理由。回过头来看即可明白，无论是梁启超还是后来的毛泽东，都不能解决17 世纪大政治哲学家黄宗羲提出过的问题：在头上有一个专制政权的情况下，怎么样把权力分散给全社会，由士大夫领导的社会组织来防止这种专制？这不是一个人权学说问题。在加世纪初期，国家总在个人之上。
梁在家庭生活上和个人操守上毕竟还是一个孔子信徒，又对佛教有兴趣，所以他归根结底仍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反对急进的革命。他觉得革命会把中国从烙饼锅扔到火里去煎烤― 像1789 年后法国社会那样动荡不安。因此，他争辩说，君主立宪在中国是过渡到现代化最可行的办法。
那时，每年有5000到150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留学，他们中的大多数能够接受梁启超的理论，但它却不能使一两千个坚决要求推翻满清政府的积极分子满意。梁关于帝国主义是中国长期敌人的理论，理由倒也充分，可是它给那些积极分子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没有控制中国政府之前，怎么抵抗外国列强？革命必须有个简单明白的目标。满族是最现成的目标，它当权但软弱，又没有盟友。既然反满，当然革命就要反君主，也就是要共和，这一切顺理成章。
与此同时，一向足智多谋的孙中山看出要召集知识分子做组织者，必须有一套革命理论。在知识策划方面，他想出了一个“三民主义’，。用西方的话说，就是民族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在中文中这些名词稍有不同。第一个即民族主义，意味着人民和种族结为一体。第二即民权，即人民的权利和权力。第兰是一个经典名词，即民生。按照古代含义，它意味着百姓生活得不错，都可以交租纳税。一句话，都是一些现成的套话，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不同思想中都可以用得上，像西方竟选演说似的。孙氏不采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而兜售当时流行的享利？ 乔治的单一税主张，即征收土地增值税以制止上地投机。这是早已被人弃置不用的万金油办法。这种单一税，孙氏称之为“平均地权”，但是它很少涉及地租和租佃问题。他又发明了“五权宪法”； 就是在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外，加上考试权和监察权。西方国家有三权，中国有五权，如是而已。1904年孙博士拿出了他的新的思想理论（当然不只是这些），同时在欧洲吸收留学生积极分子。1905 年他载誉回到东京。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积极分子，主要来自四个地区：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广州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四川省。他们出版报纸、杂志，召集会议，按照各省同乡关系组成秘密的革命团体。支持孙中山的日本扩张主义者奔走于这些互相竞争的团体之间，于1055 年8 月在一间屋里成立“同盟会”，以孙中山为领导，统一为革命奋斗。孙当时39 岁，己有l0至20 年的革命资历，具有世界知识，有外国朋友，和海外华侨金融界以及秘密会社的斗士有着联系，既有声望也颇为自信。他提供了一个使中国立足于世界最新型政府的行列的捷径，不仅可以赶上西方，而且可以很快超过西方。他不像梁启超那样麻烦，要掌握中国的历史，还要尽培训公民知识的义务。他要的是大跃进。学生们喜欢同盟会。他们起誓入会，学会秘密的口令和握手，对于干部、支部、出版物和纲领等复杂动议表示赞成。不久会员达上千人。它的战略是绕过帝国主义问题，并且争取帝国主义的协助，来创造一个中华共和国。
由于1912 年由同盟会和几个小党派组成了国民党，因此继承权问题是很有趣的。1905 年成立的同盟会是由日本人联合各省的组织而成的，多数成员和领导人来自华中，包括领头的军事人物黄兴和领头的党的组织家宋教仁。广东的一派居第二位。但是孙中山的农民出身和外国背景，使他和那些居于会员多数的地主官吏家庭出身的青年留学生不完全是一路。在那些人中，很少有为改造农民群众生活而搞社会革命的愿望。他们从来没有为这个目的到人民中间去。他们是来自统治阶级的士大夫。他们接受孙中山的领导，愿意忍受他的约束主要是希望借重外国的帮助、华侨的资金和秘密会党的斗士来夺取政权。
年轻的同盟会会员都是热情的爱国者和积极分子，他们很快地接受了会章宗旨。那些宗旨都和口号差不多，其中包括一些足以引起自豪的思想，如很快实现中国革命、轻而易举地把中国重新建设成世界头等国家之类。在他们的刊物《 民报》 中，他们攻击梁启超的渐进主义使中国的进步太少、太晚。他们认为中国必须立刻成为最新式的共和国，才能得救。同盟会在1911 年前试着举行了七八次起义都失败了。l907 年孙氏被日本驱逐出境，l908年又被法属安南驱逐出境。同盟会的章程渐渐变成空失，它也不尊重孙氏的领导了。同盟会的主要贡献就是象征革命，在年轻的革命者中创造一种盟兄弟情谊，其中有些人成了共和国的领袖。
在l905 年留学生大团结的同时，满清王朝也开展了加强中国国家地位和朝廷地位的革新运动。慈禧太后此时仍然步伐轻盈，她在1901 年接受了光绪皇帝在1898 年提出的那些毫无结果的改革方案。不同的是，这时大多数当权者承认改革是无法避免的。
朝廷的改革方案，是从开办现代学堂和派留学生出洋― 主要是去日本― 着手的。这事的结果我们已说过，他们中间不少人变成了反对满清、热烈拥护共和― 管它是什么― 的积极分子。很快在中国办起了学堂，其中一部分是简单的把两千来个旧式学堂改个名称。但是为这些学堂配备开设新的中西兼顾课业的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办学堂的目的也不是进行公共教育，而是为了有效地训练出新的官吏。迈出第一步后，北京政权就发现新式学堂和老式科举考试制度不能像原来所希望那样同时并存，因为私人为科举办的旧式学校很省钱，容易办。所以到1905年为了办好新式学校，废除了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新学堂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极力鼓舞学生们的士气，树立他们的形象。他规定他的学生一律穿浅蓝色的长袍，帽子缀有红缨子，甚至还编了一首教导人的歌：“神圣天子要人自强；卫生使人强壮健康；孝顺父母，敬重官长。”但是学堂不能挨着孔庙，校园里充满着变革的气氛。这时候军队的改革中出现了一个新人物― 袁世凯。他原是李鸿章手下的人，现在继承他任直隶总督。袁不是文官而是武将出身，他从1903 年起就搞军事现代化，在华北组建了六个师的新军。他雇用了德国的后来又加上日本的教官，并且办了步、炮、骑、工兵，甚至比较现代化的通讯兵学校。他的军官更像绅士― 至少有五个后来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或总理。
但是这支华北（北洋）军队仍然是省一级的― 和其他省一级军队（虽然实力不如它）属于同级，因为中国政府基本的原则是保持中央与地方的平衡。不错，军队在政府的文官结构方面已经占有优势― 自19 世纪50 年代起已经如此，但是一个由中央统率的全国性军队还不可能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和坐镇北京的总参谋部还搞不起来。皇帝的谕旨起着立法的作用，告诫、训斥、针贬什么都行，但不直接处理事务，主要的执行机关还在于省。军队获得了社会威望，从东京回来的留学生（例如来自宁波附近的年轻的蒋介石）却抓住了军事训练权。不久，中国的新军军官团体中出现了一心想推翻满清的秘密革命党人。这些人都在现代军事斗争方面受过专门训练，比起那些受过秘密会党低效能训练的雇佣兵来，当然要强出一筹。
为建立一个一元化的国家而进行的行政方面的改革，也遇到一系列的问题。新的绅商阶级发展他们势力的主渠道在大省。在那些地方，私人创办的企业在18 世纪已经逐步增长，现在它们在机构设置方面也要发表意见。于是各省和有些市建立了主管外事、警察（或内务）、教育、商业、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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