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 作者:费正清-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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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英舰队迫近天津，于是道光改弦易辙，谴责并罢跳了林则徐，另派可信任的满族大员前往谈判议和以息英方之怒。新派去的钦差大臣琦善为阻止英方再度攻打广州，先将香港割让给英国（清廷认为琦善擅自丧权，又将其撤职，递解回京并没收他的私产）；　后又改派满族大臣者英，不仅与英国议和，并于1　栩阵年与美法订立条约。
香英主持和西方关系六年（l842一1848　）间，采取一种着重个人友谊的政策，变成了一个驯蛮子专家。归根到底，英国在印度的统治，也和满族在中国的统治一样是历史的伟绩。香英不轻露笑容，而英国公使璞鼎查爵士则以长期驻印而著名，他们是能够彼此了解的。据说他“熟悉土邦宫廷的一切诡计狡骗，决不上当受骗”。即使如此，他对香英也不胜惊异。省英像对待一个蛮子老弟似的对待他。他和这位英国钦差通信中故意用汉语音译英文“intimate　〃　（亲密的），把它写成“因地密特朋友”。他于1843　年6　月以钦差大臣身份乘英国炮艇前往英国的新殖民地香港。他拥抱着璞鼎查，“表现出一个老朋友为我们再一次会见而激动得无以复加的热情”。杳英在香港盘桓了五天，四处看看各种设施，然后交换南京条约的批准换文，在宴会上猜拳，还唱了几句京戏。璞鼎查在印度过了3O　年，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场面。誉英说他自己没有儿子，想认璞鼎查的儿子做他的干儿子。他还说服璞鼎查和他交换各自妻子的相片。他向道光解释说：“英夷重女而轻男。”
1844　年者英安抚西方侵略者的工作达到成功的顶点时，曾向皇帝报告他所使用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以诚扼制他们，但更重要的是用巧妙的方法控制他们，？　？　　对于这一类连称呼和礼节都茫然无知的化外之民，以空泛的名义和没有实质结果的方式敷衍他们，在制服和安抚他们的重大事务中是无益的。”
道光谕示说：“惟有照此办理。”可是过了14　年，当18　哭年谈判天津条约香英再度出现时，英国翻译把在广州从他的档案中搜查出来的他的上述奏折当众念给他听，让这个老头大为丢脸。皇帝送给他一条绸带子，叫他自级而死。在不同的文化关系中打先锋，从来是危险行当。
回过头看，禁烟主要是中国、也是满族为了拯救人民的一种政策，但当事实证明英国不可战胜时，绥靖政策便成为满族拯救王朝自身所必须的了。从这时起，满族对中国的控制开始松弛下来，虽然他们还极力争取外国的支持，苟延残喘到1911　年。在此期间．英印和中国的鸦片贩子得其所哉，大发其财，两方面的行政官吏也都为财源畅通而谢天谢地。
你在中国做生意，又不会说中国话，不懂它的货币，怎么办呢？当然只有像所有进人中国生活边缘的外国人一样，去找当地帮忙的人。
最初在广州出现的买办是一些替东印度人购买船舶的小代理人。替东印度船队进行大批丝绸和茶叶买卖的是经过特许的所谓’‘行”商。但是到1834　年，随着外国私人商店像雨后春笋一样发展起来，他们就不得不和公会、商会、银号以及一般商务制度打交道了。外商雇用的中间人叫做买办，可是他们现在经办的是在华外商的各方面事务，实际上已变成他们不可缺少的中国伙伴。按照合同，他们当然是西方征服者的下属。他们不属于同一个俱乐部。上海俱乐部（号称“全世界最长的酒吧”）的外国会员如果知道中国商会的豪华生活，他们会感到吃惊的。买办们凭他们同外国人的关系和保护，变成了中国第一批现代经营家。他们投资到通商口岸的各种新兴事业，有时候比他们的外国老板还要阔绰得多。
在新开的商埠（如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国商人面对着许多苦恼问题。条约试图把按商业法组织起来的自由企业嫁接到中国原有的经济上去，而后者是由沿袭寻常程序的在官方登记注册的商户组成的。
例如，在外国人眼中，通商口岸的商业出现在昏暗的中国不过是文明的使女，开始时似乎对中国国内经济无足轻重。当然，19　世纪的外国人无法知道中国商业化的程度。1864年以后，中国海关统计主要涉及对外贸易，只有从观察家观点看，才涉及到土产贸易和木划子贸易。负责管理早期条约体制的英国行政官员极力鼓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自由贸易。他们主张发给外国商人一种过境证，让他们除了付海关税外到内地去不必再交税。同样，一个外商在某一口岸没有卖出他的货物，可以退回税款，把这批货运到另一个口岸去卖，不再加付关税。这种为方便外商进人中国市场的特惠办法，几乎立刻被中国人利用了去。中国人不仅大量投资到外国商行（例如罗素轮船公司，它的1　/　3　资本是中国人的）；　他们还开设冒牌洋行，就是利用商埠中某些洋行的外国“小开”出面领取过境许可证，实际运的是中国货。虽然上海俱乐部里英美老手对此中真相模模糊枷知道一些，但他们在中华帝国商业中的确已被广泛利用了。需要指出的是：西方意义上的中国商业生活现代化之所以姗姗来迟，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它己经在商业生活中有着相当大的适应性，正像科举考试制度和政府的官僚制度之间已有相当好的契合，以致可以避开或缓期进行“现代化”一样。我们只能再一次断言：中国之所以如此壮落后”，是因为她太先进了。
过去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官燎国家不关心甚至敌视商业，这种看法此时已得到重大修正。在19　世纪，中国官方已作出努力来方便商业，原因很简单，这可以给他们增加收入。有一种估算是，1753　年国库收人的74　％　来自田斌，而l　侧犯年田献只占35　％。这再一次告诉我们：因袭下来的旧观念一经修正，就可以使我们看到，中国对于19　世纪的商业化采取了一种比较现实的态度。英国领事们一到通商口岸（商埠），就在实施“过境税”间题上和中国官吏们发生冲突。“过境税”是一种对过境货物课以少量税款的应用广泛而复杂的制度。隶属于户部和工部之下的海关行政，在全帝国的重要商业点设有妙个分支机构，每一分支机构每年规定，定数额的税款交给北京，总数为礴笑万两―　一个不小的数目。每一个分支机构在商运路线上还设有征收点，它们在一个中心地点，如杭州、南：京和其他长江口岸汇集，这些口岸后来大多变成通商口岸。1854　年中国海关成立以后，原有的清朝制度，外国人称为“当地税关”（　190l　年后统归海关税务司管，因为它们的税收被作为庚子贻款用）。但是在19　世纪中叶以前，“当地税关”是一个由北京掌管的行政机构，专门征收货物和船舶运转的税收，后来又叫“土海关”。海关税务司经管中国的外贸税收，但是内地商务和对外贸易的关系，自19　世纪4O　年代条约签订以后就成了问题。当外国船进入中国口岸贸易时，那些船上的人多半是中国商人。一般的处理原则是按“土海关”办法征税。但是中外商人在货主问题上伙同起来捣鬼，把事情很快复杂化起来。有关的中国官吏非常关心于向税务司报税，并将税款如数转交给北京。可是地方收税机关归当地省政府管，它的官员把定额收够后，多余的款项全归他们自己处理。中国省级官吏要把中国贸易置于土海关税则之下处理，而英国则鼓励中国商人在外轮上运货，付出比条约规定低的税。
外国和当地不同的商业模式和机构共生的现象在许多方面都可以看出。首先举地方船舶的航运为例。在18　世纪商业扩张时期，沿中国海岸和内河湖泊中增加了成千上万不同形式的船舶。例如航行在长江三角洲水域的一种叫做“苏商”的船，船尾很高，是可以航海、常常油漆得很漂亮的大船。像中国所有船舶一样，它的舵就像比欧洲人早1000年用过的那种舵。船身有六个不透水的舱，那也是中国的一种古代发明。还有两个桅杆，有绳索可张帆，乘风破浪而行。其他类型的船专用于内河航行，有的是拖到长江或其他内地水域而建造的。建造它们的目的不在时速，只要求耐用、经济和运货效能。
当19　世纪蒸汽轮船开始航行于中国的主要江河时，中国的木船队伍也扩大起来，以应付华中和华南内地江河水上货运的增长。总而言之，中国利用风力和体力推动的水上运输系统并没有因为有轮船而被取代。实在说，它看来倒更增长了，因为人的体力是如此之便宜、廉价。
与此同时，中国商人的事业也在发展，他们也很快经营起他们自己的轮船了。近海和长江上的货船挂的旗子主要是英商怡和、太古洋行的英国旗，这些是外国人知道的，且与国际来往有关。同时，虽然程度不敢确定，蒸汽机已开始在完全由中国管的各种小船上使用起来。蒸汽动力已经广泛应用于内地水上运输，而不需花费修筑铁路的钱。一句话，我们可以作出结论，燕汽运输简单地并人了已有的商业网络中。在这里，和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不平等条约不像外国人想所的那样给中国带来那么剧烈的变化。
07　现代化的努力
如果我们在评价1842　年通商口岸的影响以前需要先回顾一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坦率地说，这种形同样适用于中国早期的现代化。那些试图搞现代化的学者型官吏吸取了什么智慧？他们的才能是什么？盲点是什么？让我们先看看他们接受的遗产中某些不适当的东西―　管理国家事务的行政传统，经典学术中的新事物以及刚刚向西方学习。
中国进行西方化的努力，有一个古典的名词―　“自强”，以强调中国的自主和首创精神。推动力来自几个不同源泉，首先是学者型官吏们讲究治国之道的传统，强调“经世致用”的知识。讲究治国之道的人开动脑筋，想法解决怎样把经运河运来的南方贡米弄到北京之类的问题，诸如运河塞塞不通，黄河、淮河不时演决成灾，官僚的冷漠作风盘踞了潜粮行政机构，世袭的押运粮船军队腐败叛乱等。19　世纪加年代国策的答案是，运往北京的粮船改由海上绕过山东半岛。这是可行的，但是既得利益者极力阻止，使它继续不下去。（　l872　年以后的解决办法是开了一条中国自办的轮船航线，对运米实行垄断。）
　
治国方略的实用主义，引导林则徐督办采取英勇但无益的努力，企图在1839　年禁绝鸦片。但是林对中国以外世界的无知，导致他恰恰在巴麦尊开始执政时盲目地挑起和英国的战争。林氏努力寻找使他蒙受这次打击的原因，可惜太晚了。他的朋友魏源利用林所收集的一些情报编纂了一本世界地理书―　《　海国图志》　，从而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
魏源表现出的治国方略传统，在明清两代已有一个很长久的酝酿期了。简单看一看这个传统，对于中华帝国晚期行政人员掌握所谓“洋务”的长处和短处，特别是他们的创新能力问题，可以有些了解。
简单说来，18　世纪的经济发展和知识界的发展同时并行，而后者与同时代在欧洲发生的“启蒙运动”可成为鲜明的对比。中国的古典学术界，对于西方读者说来，常常是个不透明体，就像教堂的神甫一般。但是近代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中国的经典学者在闭门不出象牙之塔后，开始触及中国的现实问题了。（是否可叫做“原始启蒙主义”呢？我想不是。）
这种学术界的成长，发生于18　世纪中纷纷成立的书院。典型的书院是一座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的居住单位，最理想的是在农村环境中，有古树和群山，“山清水秀”，像中国山水画描绘的那样。古典学者的生活靠近自然界，过孔夫子那样严格朴素的日子。例如杭州的敷文书院看来就是这样一个书院：一层楼房子，在一个山谷丛林中，高低几重院子。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先后于1685　年和1754　年软赠给它许多藏书。皇帝给予它的赞助表现了满族统治者关心汉族士大夫在他们羽翼下的存在。
满清还承袭明朝一种学校形式，就是在省、府、县各级设立学校。这种’‘学校”和住宿的书院不同，是专为经过科举考试录取的儒生在那里自学，准备参加更高一级的考试而设的。政府对于知识分子进行监督，赋予其官方的身份，有的甚至还有经济补贴，目的在于扶持正统，并防止像明代末期在政治上闹事的党争那样的事态重演。
中国学者对满族的征服长期怨恨不满。清政府开始时禁设书院，禁止一切政治议论。但是文学团体和诗社之类不是容易取缔的。18　世纪初期，清政府许可在官府监督下由私家自办“义塾”。1733　年北京开始许可恢复书院，但仍由官方控制，以帮助学者准备考试。1750年半官、半自主的书院开始在高级官吏主持下纷纷成立。这种书院里学习的东西，无非是训沽和经书。到1800　年，特别在长江下游各地，成立了几十处这类书院，还对学员提供律贴，设有图书馆，在官方直接控制之外从事严肃的历史和经典研究。
这种多半自主的学术事业，成长的关键是高级官吏的赞助。他们的财力足以吸收一些有才能的学者作为他们的“幕宾”来编纂学术著作。代表这种趋势的楷模人物是阮元―　一位精力充沛的藏书家和编纂家，曾任湖广、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在广州任所曾建“学海堂书院”，主持编纂了很多有意义的书，例如《　皇清经解》　共3　印卷，重刊了清朝75　个作家的150　部评论经典的著作。阮元刊刻这类经籍、注疏、辞书等，雇用了一大批学者，用的资金一部分来自从事外贸、家资殷实的“行”商。
这一批批学术著作提出了什么新的见解呢？简单说来，18　世纪的复归经典古籍是为了对抗宋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理学的枯燥无味的哲理道德说教。这种以新面貌出现的学说被称为汉学，以区别于宋代理学；它的特点是在填密的考证基础上对经典著作给以文字语言学的批判。例如考证发现丈尚书》　中不少章节是后来伪造的腰品或从其他书中插进去的。这的确是新闻，好像基督教圣经研究中发现（死海书卷》　和《　圣言录》　一样。它打破了儒学正统的束缚。特别是汉学研究者使用了“今文”经书，就是后汉时发现的老版本。
重视考证工作刺激了强调道德原则的宋学的复兴。在清代汉学家中产生了一种汉、宋时代学术中的折衷主义倾向，使19　世纪中叶以后的学者不仅关心和外国接触后发生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关心这个时代命运显然日趋危殆的问题。
魏源是一个有汉学渊源、面向西方、讲求治国之道的卓越学者，所以他的生平是颇令人省悟的。从1813　年到1821　年八年间，他靠政府傣禄在北京学习，后来他通过自己对经典著作的研习，参加了“今文”学派对古代经典的重新解释。与此同时，他也接受了宋代学者主张的历史以有高尚道德的领袖的意志为转移的论旨。1825　年，他开始编纂清代关于治国的主要著作。清朝官吏和他们的幕宾（顾问）们的文章谈到了行政管理上各种棘手的何题，特别是财政方面，诸如食盐税．或田赋、或运河的粮运系统等问题。在国运显然衰落时期，道德方面的领导和行政管理同样重要。魏源在应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参加了运到北京的贡米不再经过运河而绕过山东改用海运的努力。魏氏还协助改良食盐公卖制度，以使海盐从长江以北海岸运销至内地。为了防止走私，降低一r　盐价。
他钻研的另一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