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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伟人: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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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毕业以后，运用游击战术，活跃在各地抗日战场上，配合八路军、新四军作战，打了不少胜仗。更有些人直接或间接地支持敌后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在蒋介石的反共高潮中，有些人写信或想办法派人与“游干班”的中共教官联系，有的还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门市部秘送情报、地图等，暗中建立联系。
在南岳游干班期间，叶剑英还多次去桂林开展统战工作。那时广西已成为我国西南抗日大后方。桂林是国民党桂系集团权力的中心。国民党军警特务横行，形势复杂，环境险恶。为了团结桂系坚持抗战，叶剑英根据党的指示，不顾个人安危，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秘密联系点（老朋友桂系将领黄琪翔为他提供的一个住处），与李克农等领导办事处人员，开展桂系的统战工作和广大后方军民的抗日宣传工作。
1939年5月28日，桂林各界团体联合举办第十八次时事讲座。到会一千多人。叶剑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积小胜为大胜》的演说。在演讲中，他精辟地分析了抗战进入第二期以后的时局，提出了在战略方面以持久来对付速决，在战术上运用“用全力求小胜”、“积小胜为大胜”、“以大力打小仗”，争取最后胜利的著名理论观点。叶剑英多次出席这样的会议，并在桂林出版发行的《救亡日报》《扫荡报》《新华日报》上，先后发表了《二期抗战与游击战》《正规军当前的任务》《在敌后的两年》《游击战线上目前军事问题》等演讲和文章，宣传坚持团结抗战，坚持持久战，批驳在国统区曾流行的“亡国论”，从而增强后方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叶剑英协助周恩来经常与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及桂系内民主人士进行接触、交谈。叶剑英亲自带去一些《论持久战》小册子，向李宗仁、白崇禧宣传介绍，散发给军官们阅读。他不但到国民党某集团军军官团，作《国际形势与抗战形势》演讲，还应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的邀请，在白崇禧的陪同下，骑马到桂林东郊学校，向全校师生作了题为《当前战局之特点》的演说。他还接受进步教授冯家驹先生邀请，为广西大学全体师生作过形势报告，都受到热烈欢迎。他还帮助国民党当局在桂林酝酿与共产党人合作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在此期间，叶剑英同后来成为越南人民伟大领袖的胡志明同志有过一段亲密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胡志明从延安到重庆，又到桂林，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住了很久。其后曾以“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通讯班长”的身份到南岳训练班学习和工作。叶剑英回忆说：“我在南岳训练班时，胡志明就在我那里，当挂名的秘书，大家叫他胡光，后来回国了。新中国建立后有一年，他来中国，向毛主席、周总理谈话，说：‘我们今年国庆，想请叶剑英同志全家去。他是我的‘上司’。毛主席说：‘志明同志，您今天还讲这个话，你已经做越南的领袖了。好，就让他们全家去吧！’”后来，叶剑英携带子女，全家到越南去做客，实现了长久的心愿。
在日寇大举侵华（12）
重庆“舌战群儒”，“虎穴坚持神圣业”
早在1938年，中共中央就酝酿对党在南方国统区的组织领导机构进行新的调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华南及西南各省的工作。南方局的成员有周恩来、博古、凯丰、张文彬、徐特立、吴玉章、叶剑英、廖承志、吴克坚、邓颖超、刘晓、高文华、董必武，以周恩来为书记。1939年1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电南方局：以周、博、凯、吴、叶、董6人为常委。当时，叶剑英正在负责筹办南岳游干班。
这一段时间，日本侵略者对南京国民党政府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继续对华南、华中地区进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加紧进行政治诱降活动，积极筹划“蒋汪合流”，企图诱使蒋介石集团就范。早已沦为汉奸的汪精卫正加紧在与日寇进行卖国谈判。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反共的倾向日益增大，连续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准备掀起反共高潮。局势日益恶化。叶剑英奉命于1939年6月转移到中国抗战的陪都重庆。这座山城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早已期盼叶剑英的到来，立即按中央指示，委任他担任中共南方局常委兼军事部长、统一战线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在周恩来领导下，叶剑英继续进行统战工作，同国民党顽固派的妥协投降倾向和反共摩擦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设在红岩村十二号。办事处还兼管曾家岩周公馆的日常事务工作。根据与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叶剑英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陪同周恩来面见蒋介石，商谈近期抗战与国共合作问题。但是蒋介石此时正热衷于策划反共阴谋，商谈没有任何结果。两天后，6月12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根据蒋介石的密令，突然包围袭击设在湖南平江嘉义的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惨杀新四军参议涂正坤和通讯处军需员吴贺泉，并将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活埋，制造了灭绝人寰的“平江惨案”。由于国民党当局严密封锁消息，叶剑英直到7月1日才获悉此事，当即致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军政部长何应钦，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随后连续致电国民党当局，据理驳斥国民党的诬蔑攻击，要求选派公正大员前往平江嘉义调查，将肇事者交法庭审判。
8月13日下午2时，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在重庆红岩村举行追悼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处被害同志大会。叶剑英主持大会并作了长篇报告，义正辞严地指责国民党顽固派迫害平江烈士的罪恶行径，并写挽诗凭吊平江惨案死难烈士：“人类有余悲，豺狼亦已歌；何以寄凭吊，按剑复摩裟。”为了揭露惨案的事实真相，叶剑英还发表《论平江事件》专文，全面地评价了平江新四军办事处为抗战作出的积极贡献，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罪行。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某些反共顽固派和汪精卫投降派，实质上同是日本法西斯蒂的工具，葬送民族的掘墓人。他们的反共活动，是与从前已经公布、现在听说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的决定互为因果的。”
历史就是这样演变着。这些顽固派、投降派，跪伏在日本皇军面前。日本侵略者频频抛出政治投降的诱饵，逐渐减少正面战场的压力。同时，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蒋介石集团作为对日妥协投降的准备步骤，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有计划地布置国民党军队多次袭击八路军，进犯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在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下，被迫进行自卫还击。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蒋介石在重庆决定召开各战区参谋长会议，在会上围攻八路军，制造舆论，进行军事动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此时，叶剑英胳膊摔伤，有的同志劝他不要去。叶剑英觉得这是一次全国性的会议，自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不但不能不去，而且要准备对付一场恶战。他身着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用绷带吊着摔伤的胳膊，正气凛然地出席了会议。
在日寇大举侵华（13）
这一天，会场气氛与重庆阴雨连绵的天气一样，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来。蒋介石事先作了精心准备，对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讲什么内容，都作了安排，所有的矛头都明确指向八路军，指向八路军代表叶剑英参谋长。
以抗战“最高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在会上一开始就杀气腾腾地指责说，冬季攻势打得不好，没有完成任务，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造成的。他们游而不击，制造摩擦，袭击友军，包庇叛军。对这种破坏抗战的事，要进行查处，以整肃军纪军令。特别规定：只有集团军参谋长以上军官才有权发言，每人发言时间不得超过30分钟。他在说这话时，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坐在台下的叶剑英。
叶剑英果然是大将风度，面对恶言攻击，毫无畏惧，仪态从容。他凝神谛听，思考选择适当时机进行反击。
按照蒋介石预先安排，天水行营参谋处盛处长、第二战区楚参谋长、冀察战区黄参谋长、第八战区章参谋长、第十战区周副参谋长、第二十四集团军罗参谋长等相继发言，群起攻击第十八集团军“袭击友军”、“掩护叛军”、“制造摩擦”、“破坏政权”、“强征粮食”、“滥发钞票”等，以致造成冬季攻势不能完成。
蒋介石听得非常高兴，以为叶剑英在会上遭到围攻是无法招架的，顶多申辩几句。他早已准备好，会后以宴请叶剑英为名，在晚宴上对十八集团军进行“训示”，宣布第十八集团军的五大“罪状”，然后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然而，他打错了算盘。会议前两天，叶剑英只带耳朵面对国民党的围攻，不动声色，泰然处之。会议进行到第三天，叶剑英看诬蔑攻击的发言差不多都讲完了。随即要求发言，作《作战与摩擦问题》的长篇讲话。
大家知道，叶剑英在国民党内是早期追随孙中山的元老，又是黄埔军校的筹办人和有威望的教官之一，颇负盛名。他旁若无人，豁达大度，侃侃而谈。会场上全神贯注，鸦雀无声。台上台下翘首相望，都想听听这位足智多谋、名扬四海的中共参谋长如何完成他的演讲。
叶剑英首先讲作战问题。他向与会军官说明，第十八集团军的战略指导思想和如何按照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艰苦奋战，并获得伟大战果。他列举大量事实，特别引用国民党军委会印发的敌伪广播材料，说明第十八集团军不仅圆满地完成了冬季作战任务，而且完全是按照最高统帅部的抗战命令行事的。十八集团军英勇的作战行动、光辉战绩，同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消极抗战、望风而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有力地驳斥了所谓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的论调，揭穿了蒋介石以冬季攻势作战失败而加罪于第十八集团军的阴谋。
叶剑英次讲摩擦问题。他列举了国民党各战区参谋长关于共产党军队所谓“制造摩擦”事件，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一一作了有力的回答和驳斥。揭露国民党军队与伪军“沆瀣一气”，共同进攻十八集团军的真相。
这位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始终器宇轩昂，彬彬有礼，不慌不忙地按照预定计划慷慨陈词，不知不觉已超过了规定发言时间。当讲话超过三十分钟时，军委会参谋长刘斐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报告说发言的时间到了，亦即下了“停讲令”。这时叶剑英故意偏头向蒋介石说：“委座，我还没有讲完，怎么办？”蒋介石见叶剑英给他出了个难题，无可奈何，只好破例地说：“请讲下去吧！”于是，他继续讲了下去。当讲到国民党张荫梧等勾结日伪军进攻第十八集团军的罪行时，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大声质问说：“有这回事吗？”叶剑英说：“有！”马上把缴获的石友三、朱怀水、张荫梧、侯如墉等制造摩擦，国民党与日伪军勾结的信件、命令、通报拿出来，一件一件宣读，并把这些铁证当众交给蒋介石看。蒋介石没有料到叶剑英皮包里藏着那么多法宝，且当面示众，弄得他狼狈不堪，直摸秃脑壳。叶剑英越讲越有劲，许多人越听越同情第十八集团军和共产党，抱怨国民党顽固派竟干出这种丢人事。在场高级军官被叶剑英的发言折服了，从这篇理直气壮、事事有据、句句在理的长篇报告中，他们听到了许多过去不懂的大道理，了解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真实情况。一些进步人士更是笑逐颜开，暗中叫好。叶剑英讲演结束后，全场活跃，纷纷起立，连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也不得不跟着大家站了起来。这时一看表，他的精彩讲演整整讲了一个半钟头。这篇演讲不啻是一发重型炮弹，在会场内外爆炸，使蒋介石围攻叶剑英进而发动反共高潮的阴谋遭到沉重打击。
在日寇大举侵华（14）
会议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南方局作了汇报。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红岩村、曾家岩周公馆一片欢腾。
自以为得计的蒋介石万没有料到叶剑英一篇讲演，把他的“计划”完全打乱了，使其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蒋介石在散会后，神情沮丧，下令赶快取消准备好请叶剑英出席的宴会，取消准备正式宣布的五条“训示”。后来日本出版的《蒋介石秘录》中披露了这五条“训示”的要点和内幕，传为丑闻。这个抗战“领袖”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精心策划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失败告终。敌后军民无不为之连声叫好。秦邦宪高兴地说：“参座，老将出马，大败蒋家。这可是一个大胜仗。”董必武称赞这次讲演“叶剑公舌战群儒”。毛泽东表示赞同，并说这是叶剑英对革命的又一大功劳。“七大”以前，毛泽东在叶剑英呈报来的这篇讲演稿上作了批示：“叶剑英同志1940年3月在全国参谋会议上的报告，此报告得到广大的同情。”
作为统战工作委员会负责人之一，叶剑英主管南方军事组的工作。每逢重要节日和抗战纪念日，他都组织军事组人员开展各种活动。他经常出席各种讲演会、纪念会，发表抗战救国言论，同时为报刊撰写了许多文章，谈形势，论战略，宣传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路线，介绍敌后游击战和全国军民抗战的战绩、经验，驳斥某些诬蔑中华民族抗战的谬论，影响深广。
尽管如此，并未能阻止住国民党顽固派继续制造屠杀事件，向八路军、新四军发起新的进攻。1941年1月6日，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之前，叶剑英就协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领导和团结国统区的抗日力量，采取各种方式，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收到新四军被包围的告急电后，叶剑英立即找国民党代表交涉，多次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提出抗议，强烈要求制止围攻新四军。1月17日，周恩来和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悍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再次提出严重抗议。当天夜里，得悉《新华日报》关于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被新闻检查官扣压，周恩来立即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两幅题词，要《新华日报》社将题词手迹制片登在被扣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编排和制版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由于叶剑英等南方局的同志连夜奋战，第二天一早，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便到达读者手中，并出现在重庆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把陈布雷、戴笠骂了一通，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
为了彻底揭露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叶剑英组织军事组赶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的传单，用大量事实从八个方面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血腥屠杀和罪行。传单印好以后，大家分头出动，冲破国民党特务的重重阻挠，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散发到山城重庆，“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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