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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之绝色赌妃-晚歌清雅_完-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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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说，为了解汉唐间“品位”、“职位”的关系变迁，仅仅追溯到汉代我想依然不够，还应向更早的先秦延展视线。
相对于“事”，越富传统性的社会越重视“人”，所以学者指出：“在开始实行常任文官制度时，一般都采取品位分类结构”，“对官吏进行品位分类已经有很悠久的历史”＇49＇。中国的周代已发展出颇具规模的官员体系了，在当时它是贵族政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后世官僚政治的沃土和温床。在这时候，卿、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之类爵级，以及与之相关的“命数”，就被用来标志贵族官员的个人身份并与“职位”分立，从而呈现为一种“品位”。爵级、命数决定了服章銮旗车马之赐和礼仪的等差，田邑人民的授予尤为大宗，它们都构成了“爵禄”，并往往可以终身以至世代享有。这就是说，中国古代最初的官员等级制，同样是以“人”为本的“品位分等”，较之文官制度史的通例并无二致。
在变法最彻底的秦国出现了二十级爵制。爵和官存在着一定对应关系：斩一甲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甲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军功爵制令“有功者显荣”，贵族和宗法身份不再是授爵的天然资格，这无异于一场社会革命。但另一方面，秦代仍是爵重于官和“官、爵合一”的情况。“爵”依然被视为地位之根本，为各种权益所归依，包括益田宅、给庶子、赐邑赐税、免除徭役、豢养家客、减刑抵罪、赎取奴隶等等，这明显比居官俸禄要优厚得多了。《汉旧仪》：“秦制爵等，生以为禄位，死以为号谥。”二十等爵根据军功来授予一点，已突破了周爵的贵族传统；但在以身份为本上，它与周爵仍有藕断丝连、一脉相承之处。
到了汉代，不但卿、大夫、士之类“爵禄”等级被禄秩取而代之，就连二十等爵制也逐渐衰落下去了。俸禄制的普及与官僚制的扩张是同一进程，这一点众多学者都有揭示。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一个有趣线索：先秦曾经出现过“年俸”之法，而秦汉禄秩的典型形态却是“月钱”，这个看似细微的差异同样不可不予深究。这种按月授薪的制度，可以追溯到周代“稍食”。周代的士大夫享有采邑、禄田，士大夫之下则有一批无爵命可言的胥吏，古称“府史胥徒”、“皂舆臣僚”或“官师小吏”。与采邑、禄田这种“长时段”的酬报方式不同，王朝对胥吏采用按月考绩、分等授廪之法，时称“稍食”。田邑人民的占有是一种永久性的产业，而按劳取酬领取“稍食”，却是一种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生计，当然又更富于功绩制的意味。
《荀子…强国》：“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在这个说法中，“士大夫”对应着“爵”，“官人”对应着“秩”，这是非常发人深思的。战国士大夫当然也领取俸禄，但他们最终以晋身封君、占有田邑为安身立命之所，我觉得这依然有“爵禄”色彩；同时日益普及中的俸禄则针对于“官人百吏”，可称“吏禄”。我们认为，先秦的年俸与汉代的月钱各有不同来源。年俸士大夫的封邑。最初由领有者自行管理的封邑，后来逐渐由国家代管，并代征代发邑中的租税；再进一步，代征的租税便演变为“万石”、“千钟”之类年俸了。至于月钱，则可以通过秦国的“月食”追溯到周代“稍食”。稍食的等级与职事的简繁轻重相关，稍食多寡可以被用作职位的等级。秦汉俸禄采用月俸形式，而且以俸额标志职位高下，这明显是被“稍食”的形式所同化的；昔日用以待胥吏者的报酬方式，战国秦汉间逐渐用以待百官了。
战国秦汉间的社会转型是如此剧烈，以至被称为“天地一大变局”＇50＇。官僚政治的迅猛推进，伴随着一个士、吏分途的重大进程，它最终因秦汉的“文吏政治”而达顶点＇51＇。这个变迁，在俸禄、等级上也体现出来了。战国年俸是面向士大夫的，它与昔日的贵族采邑存在着渊源关系；而胥吏“稍食”的月俸的普及，显示的却是“吏”群体的崛起，其性质可以名之为“吏禄”。由商鞅变法时的“吏禄”看，“吏”群体已向上扩张到了千石左右，侵入了士大夫“爵禄”的领地。秦统一的前夕，领取月俸的“吏”进而跨入“二千石”层次。这由下而上的进程表明，奉行“法治”、“霸道”的统治者，逐渐以“吏”的形象，为百官定性定位了。月俸这种“短时段”的酬报方式，更适应于秦汉官僚的流动性和更新率，更便于专制者对文武官僚任免驱策。“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若干石”标志等级的“吏”，才是皇帝治天下的左膀右臂。
“爵禄”逐渐让位于“吏禄”。随着爵位的买卖和泛授，二十等爵在汉代不断贬值，最终沦落到了“夺之民亦不惧，赐之民亦不喜”的地步。当然，列侯与关内侯的封授依然是对官僚权益的重要补偿，这便显示了汉代政治的多重性、复杂性。一方面，早期帝国不可避免残留着早期政治的影响：官僚一旦封侯，形式上便成了有土之君，摇身一变而比拟先秦贵族了，在当时观念中这是一种身份的升格。而另一方面，在政府的日常官吏管理范围内，“吏禄”又确实显现了“职位分等”精神并处于支配地位，爵位已丧失了与官职的直接联系，也并不构成候选资格。
当然，汉廷经常依据禄秩向官僚授予特权，如六百石以上的免役权、“先请”权和子弟入学权，二千石以上的任子权，以及各种礼遇舆服的等差和依禄秩赐爵、赐金做法，这都使禄秩等级日益蒙上了“品位”色彩。我们之所以要改换“职位分类”为“职位分等”，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不过本书依然认为禄秩有异于“品位分等”，因为较之唐宋“本品”制度，汉代禄秩依然体现了“有职而无阶”、“禄秩附丽于职位”的特点，依然具有重“事”不重“人”的特征。汉廷特重吏能功劳，“以能取人”是汉代选官的基本精神，官职往往以“功次补”、“积功劳稍迁”；而直接以俸禄多少为官秩，也意味着“若干石”不是官员的个人品位，而是对吏能功劳的直接酬报。进而从官僚的权益和特权看，汉代的情况也往往异于唐宋，例如较少的法律特权、较微薄的俸禄（所谓“百里长吏，荷诸侯之任，而食监门之禄”）；在职、离职及致仕后的待遇远不若唐宋那样无微不至，“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甚至唐宋官员结衔时的成串成堆名号，也是汉代官僚所梦想不及的。
从东汉到魏晋，士族门阀阶层获得了积久不衰的家族权势。与此相应，官僚等级制也发生了变态，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中正在事实上依据门第为士人定品，较高的“中正品”对应着较高官职。“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中正二品的官资，被用作士族与寒庶的身份界限。各种官职都标有高下不等的中正品资格，由此中正品还成了官品之外又一级差。还有所谓“二品清官”之名，许多特权被规定为“二品清官”才能享有。进而发展出了以“清浊”区分官职的选例，由“浊官”迁为“清官”居然被认为胜过官品的提高。“清官”一般都是士族习居之官，以清要切近、职闲廪重及文翰性质为其特征，这些实际也就是文化士族的基本特征。官品所确认的官职尊卑，多少还是要依据于职事权责的；而中正品和“清浊”造成的官职资望高下，则更多适应了士族口味，适应了他们维系高贵门第的需要。我们有理由把后者视作一种以身份为本的“品位”格局，它大异于汉代“吏禄”下的等级秩序。士族的门第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居官资格，则其“品位”在居官之前就隐然存在了，所以这种“品位”可以名之“门品秩序”。这个时候，各种散官、名号便也开始泛滥开来。这包括上承于汉代的郎官、诸大夫之类。郎官在汉代有宫廷宿卫之责，魏晋时则已变成“散郎”了；诸大夫本来只是没有固定职事，而不是没有职事，魏晋以下则纯为优崇冗散之位。位望清贵的散官，则以“黄散”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最为典型，此外还有冗从仆射、给事中、奉朝请等等。特进、开府仪同三司用为高级的加号，加官侍中、散骑常侍也成了通常做法。南北朝时还形成了“东省”和“西省”这两相对应的机构，分别容纳文职和武职散官，东西省成了汉代郎署的替代物。这些散官几乎没有兵刑钱谷的固定职事，其起家意义及名位意义大大超过了职能意义：被用作起家之选，被用作迁转之阶，被用来标示品位或增加资望，被用来奉送一份俸禄及其他权益。由此“官”和“职”分离便大大加速了。散官的这种“品位”功能，无疑就是散阶制的前奏或滥觞。
“门品”、散官所导致的官、职分离，无疑使等级秩序中“品位”因素大为增加。至如隋唐那种散阶制的形成，则还涉及了更多因素，例如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仍然来看岳珂的叙述：
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此正如国初军制皆以御史为品秩，谓之“加宪衔”也。梁制，虽亲王起家，未加将军不开府、不置佐史官，可以见一时以此号为重，然其实未尝将屯（兵），亦虚名耳。
除散官之外，由散号将军构成的军阶制度，构成了此期“品位”的另一条进化线索。
汉代的常设将军如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经常能够参与朝政，这时诸将军的班位就构成了辅政者的资望尊卑。此外因军事而临时任命的杂号将军，在烽火战乱中往往迅速增殖，诸将军间也常常形成上下统属关系。汉代还把“将军”用为优崇之衔，加给并不领兵的方士、文官甚至宦官，这时的“将军”显已脱离军职而成衔号了。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繁衍，并在位阶化的道路上骤然加速。军队编制中另有牙门将、骑督、五百人督或队主、幢主、军主等等军职，各级将校所拥有的军号，便成了他们的品位标志。由于地方行政制度日趋军事化，地方牧守及都督大抵以军号作为位阶，“随其资望轻重而加以征、镇、安、平之号”，并与东、西、南、北等方位字样相配，例如征西将军、镇南将军之类。上承汉代的将军辅政传统，中央官僚加军号的范围也在扩大蔓延。
由此，昔日寥寥可数而班位高贵的“将军”之官，就逐渐演变成了由众多军号构成的军阶了，军号的变换意味着位阶的升降。晋宋间的军号分布于官品的一至五品和八品，并按同类军号为一阶的原则，构成了有异于官阶和禄秩的又一序列。梁武帝又使军阶列于官品之外，以125号军号为十品、二十四班，再加上14个不登二品之军号共八班。军号的授予对象并不限于军官而已，也包括文职官员。如学者所称：“梁陈的散号将军已成为整个职官体系中最基本的身份等级尺度。”＇52＇史称“后魏及梁，皆以散号将军记其本阶”＇53＇。岳珂“自宋、齐、梁、陈、后魏、北齐以来，诸九品官皆以将军为品秩，谓之加戎号”的看法，实际是上承唐人旧说＇54＇。魏晋南北朝时，军号最先形成整齐清晰的散阶序列，并成了唐代武散阶的先声。而文散官的“品位”意义尽管也很浓厚，但其散阶化却仍不充分，零乱而不系统，落在了军号后边。直到北魏、北周之际，情况才发生了变化。魏末战乱时的军号滥授中，军号往往是和文散官成双成对地“双授”的，授军号的同时也授一个文散官，例如诸大夫及东西省散官＇55＇，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56＇。随后这“双授”现象便引发了一个重要变动。西魏模仿周制，改九品官品为“九命”等级；“九命”所列，除大将军到武牙将军的军阶之外，还有一个由开府仪同三司到山林都尉等文散官构成的序列，与军阶赫然两立而双峰并峙。军号和文散官不仅在品阶上一一对应，而且仍像魏末那样成双加授，例如骠骑将军与右光禄大夫双授，车骑将军与左光禄大夫双授，征南将军与右金紫光禄大夫双授，中军将军与左金紫光禄大夫双授，如此等等。
西魏“九命”中军号和散官序列，至少包含着两个重要进步。第一个是军阶与官阶的一致化。此前各朝的军阶与官品是不对应的，某些品级上军号阙如，另一些品级上又分布着十数个军号。而西魏的军号则均匀分布在官品各阶之上，每“命”两个军号，它们还构成了上下阶关系。军阶与官阶不再参差龃龉了。
第二个进步，便是文散官也迈入了文散阶的境界，并形成为序列。前述岳珂认为汉代诸大夫只是散官而非阶官，其后又云：
梁制，左右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溯而考之魏、晋、宋、齐、元魏，下而考之陈、北齐、后周、隋，亦莫不有之，参见于九品十八班之间。元魏初又尝置散官五等，其品至第五第九（应作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阙则取于其中以补之。盖皆以储才待须，而亦与诸职事官均分其劳佚也。
依岳珂所论，南北朝“莫不有之”的诸大夫只用于“以养老疾”、“储才待须”，散官的性质依然故我。不过有一个进化岳珂却没看到：曾在阶官化道路上滞后不少的诸大夫和东西省散官，在西魏北周曾发生过一次质变的飞跃，由此演化为首尾完整的位阶序列了；其时军号与散官的两列分立，显已构成唐代文武散阶体制的先声。
文散官的阶官化在魏末骤然加速，与魏末以来的名号滥授、尤其是“双授”，实有密切关系。“双授”令军号得以发挥一种“拉动”作用：先已成为散阶的军号，通过“双授”而把自身性质“传递”给了文散官，将之“拉”入了位阶的境界；由于军号的序列化程度高得多，通过“双授”时的一一对应关系，军号便把零落散乱的文散官也“拉”成了首尾完备的序列。质言之，魏末“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的“双授”，对文散官的散阶化和序列化，曾构成了强劲的“拉动”因素。
然而魏末的名号滥授毕竟是一种弊端，军号与散官的“双授”又混淆了文武职类。为此，东魏北齐政权选择了与西魏不同的态度，雷厉风行地抑制名号滥授及文武“双授”，史称“始革其弊”。不过对“正规化”、对“文治”的这种寻求，却使诸多散官回复了原有性质，阻碍了其阶官化进程。岳珂说南北朝散官“盖皆以储才待须”，这个论断不足以论西魏，倒还合于北齐（及南朝）的实情，在那里诸大夫仍是优崇元老、安置冗散的散官而已，而非阶官。不过对西魏“军阶与官阶一致化”这个进展，北齐统治者还是砰然心动了，步其后尘，依官阶重新安排了军号的排序。
隋廷面对北周、北齐和梁陈三方面的制度资源，在这个百川归海、承上启下的当口，散阶制进程一度呈现了大幅度的动荡摇摆。岳珂所述过于琐细，兹不赘引了。相关事件大略包括：隋文帝用上柱国到都督的11等“散实官”，与翊军等43号军号共同构成本阶，开皇六年（586年）又创设“八郎八尉”；隋炀帝以九大夫和“八尉”构成本阶，后来又创设谒者台九郎；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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