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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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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革”中他的亲戚有没有受到他的牵连？
周：都受到牵连，包括同他从未见过面、从未联系过的人。伯父周谷宜被批斗关押，死在牢房，死因不明，连尸骨也下落不明。后来平反了。伯父在解放前因受父亲的牵连还坐过国民党的牢，差点被处死。“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被毁，有人看到他“文革”期间的日记中有“起应（周扬）负我”四个字。后来，堂弟去看望刚出狱的父亲时，父亲对他说：“你爸爸的事我知道了，我也感到难过。”小脚老太太姑妈，被戴上高帽子在长沙游街一天。“文革”后来过北京，我问她游街时怕不怕，她说：“不怕。没做亏心事，心里没有鬼。只是莫名其妙。”父亲对姑妈仍然表现冷淡，他听了我同姑妈的对话，淡然地说：“游街，锻炼锻炼也好嘛。”
李：从家族的角度，你怎样看你父亲？
周：不少益阳人知道“益阳三周”，周谷城、周扬、周立波，以“三周”为荣。家族的人也是这样。周家原是纯粹的地主，没有人做官和经商，也不是诗书门第。在父亲小的时候，莲庄湾（又名田庄湾）一片是周家的大田庄。父亲说，为了装出家中有人做官的样子，周家可能通过送钱送礼，经有关人员同意，曾在周家大屋大门两旁的墙上写有“肃静回避”四个大字。据莲庄湾的人说，当时周家重视慈善事业，救济邻近穷人，因此名声好，劫富济贫的绿林队伍路过莲庄湾从不惊动周家。祖父早逝，祖母慈祥开明，作风民主。因此父亲参加革命参加共产党，除祖母舍不得他走以外，从未遇到过家族、家庭的阻挠，从未因革命行动同家族、家庭发生过政治上的矛盾与冲突。父亲尚未成年时，家产一分为三，祖母、伯父、父亲各一份。我8岁第一次回老家时，周家已经穷了，父亲这份田产已经没有了，祖母、伯父只剩很少一部分，按照阶级划分的标准，他们已不再是大地主，只算是小地主或小土地出租者。老家的人不满旧社会的黑暗、腐败，衷心赞成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解放后父亲没有遇到老家政治上的麻烦事。“文革”中报上一篇署名盛和秀的短文《周扬的罪恶家史》，内容与事实不符。我记得盛和秀解放前都叫她“和姑娘”，那时30岁左右，文盲，很穷，很老实的样子，曾是我家邻居。执笔人根据她编造的材料写成那篇文章。“文革’冲她成了毛著学习积极分子，去益阳城开过会。“文革”后她名声不大好，这篇文章以及这类文章使长期表现“左”的我，见识了“文革”中的假话，从而使我头脑开始有点清醒。祖母、伯父的家因父亲的缘故，在“文革”前还沾过一点儿“革命家庭”的光荣，解放初期村里把写着“革命家庭”的红纸，贴在周家的门上。父亲注意阶级界限，“文革”前他对我说应该有阶级斗争的观点，说他以前很了解祖母、姑妈、舅舅等人，他们都老实善良，但他们都是地主，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兄弟三人，在“文革”以前，都在没右请示、没有了解划分家庭出身的标准的情况下，不约而同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为地主。1983年在医院我说到家庭出身问题，父亲说：那你填错了，你应该填革命干部。
李：你前面所说的他对亲戚感情很淡，是否与这种政治态度有关呢？
周：可能有关。
狱里狱外
李：“文革”中他自己在秦城监狱的情况说没说？
周：“文革”的事情没有详细谈。我不主动问，他也不多说。零零碎碎说过一点。被关的头几年伙食不好，常吃粗粮，菜少，有时吃不饱。林彪事件后，伙食有点儿改善，有时甚至在菜里还能发现一点儿鸡肉。他在一个平房里住过，里面冷，睡在桌上，在门外一个桶里小便。自己洗衣服洗被子缝被子。审问时讲实话就挨打。一只耳朵已被打得萎缩了，不能复原了。后来只好沉默，不表态，这样挨打少一点儿。有一段时期，他被关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后来在监狱以外的地方，在陆续释放、解放一些人的时候，他的问题却像是在升级，他被迁到了真正的监狱。他想未必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比别人更严重吧？到底有什么真正严重的问题严重到要坐牢呢？
李：他想没有想到可能是因为他和江青关系不好的原因？
周：他没有说。他在狱中联系以前从未想到过的许多问题，反复阅读《资本论》，读得津津有味，温故知新。出狱前一夜没有睡，给毛主席写信，谈自己的错误，并问主席、江青好。原估计毛主席看信后可能找他谈一次，后看到主席衰老有病，知道已不可能。艾若和我去看夏衍，夏衍说：“你爸爸太老实了，组织纪律性太强了，写什么信，我的组织纪律性就没有他强。通知我出狱，我就让儿子把我背出来了。”
李：夏衍谈他狱中的情况吗？
周：他也没有谈。他只说“那是封建法西斯”。他被打致残的那条腿变短了，脚上穿着特制的鞋，鞋底明显加厚。父亲刚出狱后的一段时间里，因长期关押说话机会少，唇舌变得不灵活，说话困难。还有幻听，断断续续听到“打倒林彪！打倒周扬！”的口号，感到不舒服。“文革”结束后不久，《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批判张春桥的文章，文中提到张攻击鲁迅是受周扬的指使。我去问父亲：“真有那回事吗？怎么批‘四人帮’还要批你？文中把你写成30年代张春桥的后台。”他说：“随他们说去吧，我都烦了，不想去澄清。我为什么要指使别人攻击鲁迅？那时候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狄克、张春桥。”
李：他对自己的经历如何思考，有没有与你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周：没有集中谈这个问题。没有探讨。只说过一些可能与这有关的话。他的人生道路有偶然性。他原本是想学军事的，七搞八搞结果还是搞文。族内曾决定把他过继给祖父的堂兄弟当儿子，祖母舍不得，天天哭泣，哭得族人改变了这一决定，否则他会有不同的经历。一位不相识的巴西人长期注意他的情况，来信祝贺他出狱。由此他想到自己的名气——“有点名气也只是虚名”。有人说他的文章干巴巴，情感少。他好像对自己的作品也不大满意。谈起他的文章干巴，我突然想起50年代在报上看到的他悼念陈波儿的短文，我说那篇有情感。他说别人也说那一篇他写得动感情了。当时袁牧之在陈波儿遗体旁哭得很伤心。
李：人们好像对他的文集没有收一些批判报告表示不解？
周：他同意出文集，但劲头、兴趣不大。“文革”前他写的不少东西同批判、斗争相连，伤害不少人，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既然要出文集，就应把那些有问题的东西也收进去。1983年艾若去医院时说到他的事情，艾若说“左”危害最大，最顽固，今后应汲取以往教训，顶住“左”的压力，坚持真理，坚持原则。过去艾若从不这样当面谈父亲的工作，所以听了艾若的话，父亲似有稍许同感和不悦，低声说：“是啊。”稍听片刻又低声说：“你的思想可能比较解放，将来你也可以批判我嘛。”有人建议他写自传，他暂时不准备写，想以后再说。他想象，将来读者在他的自传中读到有些部分，例如15岁结婚后在长沙读书时住在旅馆，让妻子和两个佣人陪着，一定会奇观当年他怎么会是那样。他很羡慕鲁迅、郭沫若、茅盾书读得多，比他读得多。经历同他类似的一批人，从延安时代起就是政务多，当领导，搞组织行政工作，开会，搞运动，很难做到像鲁迅。郭沫若、茅盾那样读书。他很羡慕鲁迅、郭沫若、茅盾、毛主席的历史知识。他说：“把历史知识掌握好了，那是很厉害的。”他很遗憾自然科学知识懂得太少，影响了读马、恩的书，看《自然辩证法》时有的地方领会不深。宗教的书看得少，现在很想看。他还想多读多写，他长叹一声：“唉！总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老了。”1983年我领着他做了几项身体检查之后，医院同意他出院。出院那天他很高兴，说：“我在死不在，死在我不在。”大意可能是这样。他说这是古希腊哲学家的话，马克思欣赏这句话。回到家，他在院子里使劲原地踏步试试腿劲，机要秘书赶紧从屋里跑出来阻止。当时父亲精神状态很好，还是“意识不到自己已经老了。”他和我们更无法意识到，他想做的事很多都来不及做，第二年，他的脑细胞就萎缩得不能正常思考了。想想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根据谈话记录整理，并经本人修订）
不该发生的故事
回忆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
李之琏
一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引自1986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关于丁玲》）。
1984年党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为丁玲作了全面的平反。丁玲同志逝世后，在对她生平的介绍和一些同志写的文章中，对她的生平作了公允的评价。孙犁同志在文章中用以上这几句话作了概括。
我因过去工作关系，有同志希望我写点什么，使人们更了解这段历史并表悼念。我同丁玲在全国解放之前只有一面之识。那是我1940年从晋察冀前线回到延安后，在八路军军政学院学习之余，想写些文艺作品反映战地的军民生活。最早写了一首诗，题名《打扫战场》，投到》解放日报》，不久被刊登。后来文艺版主编丁玲召集一些投稿人开座谈会，对这一诗稿表示欣赏并有所鼓励。这当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这以前，我对她叨年代在爱人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仍能坚持斗争，主编“左联”刊物《北斗》，也留有好感。后来虽然也听到对她被捕后的一些传闻和议论，但由于她1936年从南京投奔陕北和抗战初期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参加抗战，遗留在头脑中的由传闻而来的疑虑也就消失了。在延安整风期间对她历史审查的情况，也只是传闻，都不是直接接触，实际情况并不了解。1954年底，我调中央宣传部工作后，由于管干部并兼任机关党委书记，参与过对丁玲等问题的审查。因此，我只能就我所接触的事实，提供一些情况供研究，这也许有助于文艺界弄清是非，加强团结。
二
1955年中央直属机关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肃反运动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确定要“整顿党的文艺队伍”，以“克服在领导干部中长期存在的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和行为”为由开展了对丁玲等的批判。从追查一封向中央反映检查《文艺报》问题的匿名信开始，认为是陈企霞所写，牵连到陈与丁玲的关系。约70人参加，共举行了16次党组扩大会，最后向中央写出“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我没有时间去参加会议。听说一些情况，虽感到很不正常，但也难以表示意见。直到1955年9月30日作协党组的上述报告提交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时，才了解到批判的全部内容。报告指出，他们“反党”活动有四个方面：“一、拒绝党的领导和监督，违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二、违反党的原则，进行感情拉拢以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三、玩弄两面手法，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四、制造个人崇拜，散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我看后，觉得这个报告罗列的反党词句很多，但确切事实很少。报告中还说，丁玲所犯“反党的错误和她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经过是有一定关系的”等等。
但因我没有参加批判会，也不太了解文艺战线上一些领导人物彼此间的复杂错综的微妙关系以及这次批判的动机和背景。所以我无法提出有力的证据反对这个报告的论据。我在讨论发言时，只表示，对报告列举的丁、陈反党的事实根据应进一步核实，以免向中央反映不准确的情况。
我的意见没有引起主持部务会的主要领导同志的重视。会后作协党组的这一报告正式呈报中央。1955年12月，中央批发了作协党组的报告。报告中还指出要审查丁玲被捕这段历史。对她反党的错误要看她对错误认识的态度再作处理。
三
1956年春夏，中宣部为审查丁玲被捕的这段历史，成立了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我都是小组成员；并吸收中宣部干部处处长张海同志和作协机关的几个同志作为工作人员做具体的调查研究工作。从各方调查的材料证明，丁玲是在自己的丈夫胡也频被反动当局逮捕牺牲后，根据工作和生活的需要，于1932年同冯达同居。冯当时是共产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于1933年5月被捕，招认了自己的住址，因而丁玲也被捕。他们被捕后，冯达表现不坚定。国民党政府为争取丁玲为其服务，特意安排她和冯达继续同居，想通过冯达影响丁玲。丁玲对冯达的态度虽很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摆脱同他的接触，如果不同冯达保持某种关系也难于应付国民党对她的折磨。这就形成了他们之间极其复杂而严峻的微妙关系。在百般折磨的情况下，她没有丧失革命气节，对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直采取拒绝的态度，对所用的软硬兼施的各种手法，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并尽一切可能设法同党取得了联系，最后在党的帮助下由冯雪峰同志派人从南京把她接到上海，经西安到党中央所在的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段历史组织上曾作过审查，档案中存有1940年陈云、李富春同志签字的审查结论）。
当时张际春、我和张海等同志曾一同听取过丁玲陈述她被捕后怎样应付国民党当局对她的折磨和三年多陷于无可奈何，既抱有希望，又难料后果，处在悲愤痛苦的日子的时候，她禁不住时断时续地泪流不止。
我们听着她的陈述，思索着当时国民党对革命者的迫害和所实行的“自首政策”，对她这一段经历都感到可以相信并同情。谈话结束，丁玲走后，张际春同志对我们几个人说，“看来确实不容易呀！一个女人，那时还不到三十岁”，表现了无限的感慨。
本来审查丁玲历史的专案小组应该一起听取丁玲本人的申述。但周恩来同志当时曾特别指示，他认为丁玲和周扬之间有很深的成见，如果周扬参加同丁玲的谈话，可能引起感情上的对立，效果不好。因此我们每次同丁玲谈话时，都不通知周扬参加。但每次谈话的情况都向他一一通报。
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
这次对丁玲历史审查结论的第一稿，是我主持起草的。我在文字上作了最后修改。对丁玲被捕后的表现方面，有这样几句话：丁玲同志被捕后，面对敌人的威胁利诱，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终于在党的帮助下回到党的怀抱。这个结论草稿经过张际春同志同意后，提交小组讨论。这段文字是对丁玲被捕后政治态度的总的评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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