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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衣警察海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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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后遗症吧。
  他从那张照片上移开眼睛,往黑暗中看看,叫了声:“白白。”不一会儿,下面急急奉辛响了几下,“白白”用它尖尖的小爪子勾着床单上床了,径直地走到他的胸脯上,漫不经心地伸了个大大的懒腰,然后趴下了,舒服自得地打着小呼喀。
  他和父亲都喜欢猫,原来因为白天家里没人才一直没养。去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一开始,父亲在学校里实际上被夺了职,等于在家赋闲了,这才下了决心,索性彻底闲情逸致,养!猫是他跟父亲一起去一个熟人家里挑的,他喜欢白毛的,而父亲却看上了那只纯黑的,争了半天,还是父亲让了步,他们把“白白”抱了回来。父亲还开玩笑说:“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父亲也喜欢“白白”。
  他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想着该去洗把脸,铺床睡觉,可身子却懒得动弹。他想想刚才大福子的话,心头忽然有点发热。大福子是向来不通政治的,现在居然也在关心着十一广场上的事态,在施、王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家庭中,竟蕴存着同样的感情与爱憎,细想起来,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谁不爱总理呢。
  郑大妈是邻近几个院子的联合向阳院主任,常在街道办事处和派出所走动。难道街道上已经传达了什么“精神”了吗?可细琢磨一下,他又觉得不会。因为对广场上那些花圈,除了在市公安局办公室编的(社情动态)里被褒贬含混地提过几句外,还没有见诸任何正式的和权威的文件,局里的头头们也都未曾做过任何公开的明确的评价。看来,郑大妈的所谓“传达”,即便不是空穴来风,也不过是夸张之辞罢了,老太太自从当上向阳院主任以后,小题大作,已属常事,难怪大福子都要噎她了。
  然而这件事的本身,恐怕也难以称其为小题。大福子是准备去广场的,萌萌、季虹、安成他们也是准备去广场的,过几天就是清明节,带着不谋而合的默契到广场去扫墓的人谁知有多少?这一股股细细的暗流到那时会不会聚为澎湃的洪水?市里的头头和中央那些人该怎么想?会不会像郑大妈听到的传达那样,把这些统统看做是破坏批邓运动?他突然觉得答案似乎明摆着,那些个头头们一定会这么想的,连徐邦呈,甘局长木是也认为是外国特务机关派进来破坏批邓运动的吗?
  徐邦呈潜入南州市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虽然现在局、处两级都没有对以往的结论做出更动和说明,但周志明却觉得这实际上是一个并没有真正解开的谜。头两次审讯,他是参加了的,徐邦呈两次撒谎撒得都不高明。特别是头一次的供述,低劣得简直无法自圆。谁能相信,像他这样一个非法越境,而且已经深入到南州这样的腹地城市来的特务,仅仅是为了泛泛搜集沿途所见的一般性情报、搞几份不公开发行的地方报纸呢?不要说周志明自己,就连头一次参加大案审讯的陆振羽和小严,也能一眼识破其诈!
  周志明这几天倒是常常在琢磨从徐邦呈身边缴获的那几件东西——伪装成素描本的密写纸、伪装成去痛片的密写药、藏在钢笔里的密码、印在民用氯化乙烯胶纸里的盲发电台收听时刻表,还有那三千一百三十一块陆角四分钱人民币,这些东西都是准备派做什么用途呢?如果“三月计划”是假的,那么缝在手提包夹层中的那张地形图和伪装成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的信号机这两件直接用于“三月计划”的物证,又该作何解释呢?
  第二次审讯是在大部分物证都已检验出来以后进行的,按照段科长的布置,审讯中他们没有做记录,录音机也是藏在审讯台后面的。因为对一个尚未缴械的特务来说,录音机和记录员都会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说话增加斟酌。这对审讯自然不利。然而,尽管那次审讯的气氛经过这样刻意淡化,可段科长的发问却仍然是咄咄逼人的。
  审讯台的台面上,摆着密写纸、密写药、密码和那卷已被拆开的氯化乙烯胶纸,还有钱,在全部缴获的特工用具中,只有信号机和那张神秘的地形图因为还没有检验分析出结果而没有拿出来。
  徐邦呈被带进来了,没等许可就一屁股坐在屋子当中为受审者预备的方凳上。那是周志明第二次见到他,看上去约莫三十五。六岁,有点虚胖,泪囊已微微肿起,下巴颌上的肉也开始松垂。他脸上没有多少表情,只是用眼睛往审讯席上扫了一下。周志明隐隐觉得,那目光是老辣的,他对徐邦呈原有的那个愚蠢的印象,似乎就是在那一刹那间开始动摇的。
  段科长向徐邦呈指指摆在桌面上的物证,开门见山说:“你还坚持原来的供述吗?”
  徐邦呈脸上飘过一阵慌张。不过志明觉得,这慌张多少有点儿做作。徐邦呈微微欠起身,挨个把那些物证仔细看过,好像是在辨认一堆不相识的东西。然后重重地吁了一口气,却不说话。
  “搜集沿途所见,找几份木公开发行的报纸,恐怕用不着这些装备吧?”
  徐邦呈的头似点非点地动了一下。
  “你真正的任务是什么?”
  徐邦呈眨眨眼睛,仍然沉默。
  段科长的声调依然是徐缓的,但徐缓中却暗藏着尖锐的锋芒,“徐邦呈,我劝你别拖着,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而对你,则是性命攸关的,你不要耽误了挽救自己的机会。好,我再问一遍,你的任务是什么?”
  周志明当时确是没有想到,徐邦呈竟出人意料地小声说出两个字来:“接头。”
  段科长毫不动色,问:“和什么人接头,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接头?”
  “接头人是谁我不清楚。地点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旁边有个储蓄所,就在那个门口,时间是三月十五日晚上七点钟,有个人戴眼镜,左手三个指头拿一份红旗杂志,这就是同我接头的人。接头的暗语是,我问他:”北京有橄榄树吗?‘他答:“不,只有冬青和剑兰。’如果十三号没接上,就再顺延一天。”
  “你的派遣单位是哪里?”
  “D3情报总局。他们叫我和那人接上头以后,一切听他的指挥,这些东西,”徐邦呈的手向桌上指了一下,“就是我们今后和总局联系的工具。具体怎么联系,我也不清楚,一切由我那位领导人安排。”
  “就这些?”
  “我只知道这些。”
  “你不去北京接头,到南州来干什么?”
  “我在边境没有买到去北京的火车票,就先到南州中转一下。因为是十三号接头,我原来是准备今天从这儿去北京的。”
  段兴玉沉默了片刻,最后问:“你对这两次的供述,还有什么需要更正的吗?”
  徐邦呈断然摇头,“没有。”
  这就是第二次审讯的结果,看上去比第一次要“像样儿”多了,似乎并非全无可信之处,难怪小陆在那天晚上的分析会上,会那样激烈地立主出击呢。
  小陆一向是不甘寂寞的人,凡事都喜欢先出头,那天更是抢先发言。他本来从不抽烟的,那天却助兴般地点起一支“大前门”来,可见他的确是来了情绪。
  “总的来说,”他把吸进嘴里的烟全喷出来,“总的来说,我认为,今天的口供是可信的。
  说不定,我们要是派个人冒名顶替去接头,还能打到潜特组织的内部去呢。可以肯定那个人不认识徐邦呈,要不然,就不会使用接头标记和暗语了。“他视察了一下别人的反应,又说:”也许,我的想法太大胆了,有点儿冒险,不过侦察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冒险活动。“
  倒是出语惊人,周志明看得出来,连严君也有点儿来精神了。
  “你认为口供可信的理由呢?”段科长却淡淡地问。
  小陆又连吸了两口烟,显然是在仓促现想,“第一,口供基本符合情理,接头地点说得也对,王府井那儿是有个储蓄所,我在北京见过的。第二,第二,这个”
  “严君有什么看法?”段科长转而问严君。
  严君略加思索,尽量从容地说:“从缴获物品的用途上看,和他这次交代的任务倒是相符的,不过这里也可能有真有假”
  段兴玉又把目光移向大陈。
  大陈翻来覆去地翻着那几页审讯记录,摇着头说:“不可信,我看全不可信。”
  周志明当然也看得出来,徐邦呈的某些说法是不可信的。比如,那张地形图是干什么用的,徐邦呈就没有交待清楚,再如,徐邦呈并不具备潜伏的条件,为什么却负有长期潜伏的任务呢?现代间谍战中对情报员的使用讲究量力而行,一般很少强人所难,所以徐邦呈在这方面交待的可信性是不大的。不过大陈对口供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词色比他估计的还要干脆,这倒也引起了他的兴趣,他于是问:“全不可信,为什么?”
  大陈从座位上站起来,挥着手说:“就算北京有个潜特吧,可是把徐邦呈这种人派给他有什么用处呢?一没合法户口,二没公开职业,根本不具备潜伏条件,这是一;从间谍工作的常识来看,接头时,应当由身份高的一方处于主动地位,以便能视现场情况自由进退。既然去接头的那个人是徐邦呈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安排那个人持有识别标志呢?这样一来,被领导者岂不是比领导者更安全了吗?这是二;《红旗杂志》是发行量很大的刊物,用它来作识别标志很容易被偶然的巧合破坏,这也不合常理。敌人是不会这样疏忽的,这是三;还有,那个地形图我琢磨了一下午,”大陈把图取出展开,指点着说:“图的上方有一条贯穿的曲线,曲线以南画得比较详细复杂,以北,除了几个简单标志外什么也没有。看来,有点儿像边境地区的方位图,木管怎么说,这张图和北京接头这个任务之间是看不出什么联系的。”
  大陈讲的是有道理的,段科长也点头补充道:“接头的标志肯定是有问题的,据我看,接头暗语也不对,这种类型的暗语早在二次大战前就被淘汰了。在现代间谍战中,使用暗语必须符合周围环境和人物身份,而且得选择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答句。像他们这样,跑到王府井去谈什么剑兰、徽榄树这类风马牛不相及的疯话,木要说被我们碰上,就是一般人听见,也要奇怪。还有一点,他第一次所供的姓名和在国内时的历史都是假造的,我们当时没有戳穿他。如果他今天是老实交待的话,那就应该把假姓名和假历史一并更正过来,可他没有更正,仅从这一点上看,其它口供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不过”段科长沉吟了一下,接着说:“我倒是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昨天我一见到这个人,从开头几句话中,就感觉到此人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答对时,用词很恰当,很准确。这说明他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从他的举止和我们缴获的特务器材的用途看,他也像个受过正规训练的骨干特务。可他的这两次供述却如此荒诞不经,漏洞百出,这和他的实际水平之间距离太大,这不能木说是个很矛盾的现象”
  段科长最后的这几句分析,的确是很精彩的。周志明现在躺在床上,在事过境迁之后再来回味这段推理,仍然要佩服段科长的细心和敏锐。但是这段推理后面应当引出的结论,他却一直没能揣摩透。段科长那天还没把话说完,就被甘局长和纪处长的突然到来打断了。
  也许因为甘局长是第一次临幸他们的小办公室,所以大家都感到有点意外。当纪处长说明了甘局长的来愈之后,周志明也弄不清是该高兴还是该挠头。他还从来没有跟局长一起搞案子的经历呢。
  “甘局长这么晚专门赶到这儿来,是准备明天亲自参加这个案件的审讯工作的。”纪处长说,“甘局长进城以前就搞过审讯工作,应该说是老经验啦。”
  “啊,啊,”甘向前坐下来,摆摆手,“老经验靠不住,还要靠毛主席的革命审讯路线嘛。
  我接触审讯工作还是在东北剿匪那阵子。过去审土匪也好,现在审特务也好,总不外那么几条嘛,政策攻心啊,指明出路啊,分化瓦解啊。“甘向前停了一下,又说:”这个案件,市委亦得同志很重视,点名要我亲自动手,当然,你们这两天的审讯,成绩还是主要的。木过,目前还没有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审讯录音我粗粗听了一下,我个人认为,这个人根本没有向我们缴械。市委亦得同志对这个案件的工作有很重要的指示,要求我们把审讯室变为大批国际反动派的战场,把大批判贯彻始终,首先要让他低头认罪,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使审讯顺利进行下去。“
  甘局长讲话的时候,大家都一声不响,只有纪真哼呀啊呀地随声应酬着。甘局长说完,又坐了一会儿,问了问物证检验的情况,就走了。周志明还等着听段科长刚才那段分析的下文呢,谁知道段科长却闷闷地说了句:“散会吧。”
  “科长还没说完呐,”他禁不住问道,“下一步咱们怎么搞啊?”
  “怎么搞,”陈全有站起来,戴上帽子,用一种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听甘局长的呗。”
  周志明看看段科长,又看看纪真,他们都沉着脸不说话,似乎是默认了大陈的说法。小陆、小严也锁抽屉戴帽子准备回家了。
  在那一刻,周志明的嘴里是切切然地嚼出一股子难言的苦味儿的。他一向看重的那个职业荣誉感仿佛也变得索然无味了。甘局长一来,也木和大家认真研究研究,只凭着“粗粗听了一下”审讯录音,就不客商量地把审讯方略确定了,既不征求一下纪处长和段科长的意见,也不问问他们这些侦察员的看法,仿佛他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干部全不过是拉磨的驴,只能听喝!这倒真是应了小陆在湘西时对他说的那句话了:“什么叫好侦察员?别叫领导腻歪,就是好侦察员!”
  周志明离开办公室的时候,纪真和段兴玉仍旧默然坐在椅子上没动窝。他反手带上门,才听见他们在屋里说起话来,纪真的声音低沉不清,段科长则显得激动些,声音里带着点暴躁。
  “审讯室又不是批判会,审讯的目的是搞清问题,又不是辩论是非,这怎么叫单纯军事观点呢?”
  段科长在科里同志的面前,从不这样动容,大概,也只有在纪处长这个老上级面前,他才会如此直抒胸臆吧。
  因为甘局长主持的审讯,是从局秘书处带了个顺手的干部去的(也是个没搞过侦察的),而他们五处这个承办案件的小组只须出一个做记录的。所以第二天上午,段科长和大陈便带上那张神秘地图的复制件,乘飞机在边境地区的H市去了,他们想在那一带公安机关的帮助下,解开这张地图的谜。严君从一上班就埋头桌前,把前两次审讯的录音誊写在审讯记录纸上,周志明自己,则开始着手整理那些个物证,把它们登记、剪贴起来,所有“物证检定 分析书”也都装订成册。小陆平时最怵这类烦琐枯燥的工作,他经 过拼命要求,终于被段兴玉同意派去给甘局长的审讯做记录,一大 早就被甘局长的汽车接走了。
  那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小陆回来了,周志明从他的脸色上, 看出审讯仍旧不顺利。
  “这小子,装疯卖傻,迟早是挨枪子儿的货。”小陆咕略咕路喝 下一大杯凉开水,抹了把嘴,说:“审到最后,连甘局长都给惹火地了。”
  “下一步怎么办,甘局长没说么?”周志明忧心仲仲地问道。
  “接着审呗,非把小子敲开木可。甘局长刚才到技术处去了,好像是那个熊猫牌半导体查出点儿什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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