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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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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没来月经,怀疑怀孕了。她没多问什么,让我脱掉裤子检查后,说看来是怀孕,让我去抽血解小便化验。
“今天可不可以做手术?”我问。
“可以,”她低着头写病历,不耐烦地说:“去化验了再回到我这儿来。”
再多问一句,她就会高声训斥。
缴过费,等取了化验单重新回诊室,拿到医生同意下午做手术室的意见书,我心里松了一口气。在走廊里没走几步,一个烫头发的年青女子从长凳上走到我身边,问:“要你证明没有?”
“没有。”
“你运气真好,看你样子老实,遇上龟儿子养的医生心情好。”她的眉轻描淡画过,长得漂亮又善打扮的女人到这里一定会倒霉。她说,每回医生都要她出示单位证明,或者结婚证,每次她都要费尽脑汁弄张别的单位的证明。她说她已作过三次人工流产,她的男朋友不肯戴避孕套。
医院墙上张贴着计划生育的宣传画,包括避孕知识,性病等等状况。等这位象找不到人说话的女子离开后,我就站在墙前,象是在等人,却是很仔细地看起来,再也不象不久前看《人体解剖学》时那么不好意思。
雨停了,天色依旧灰暗,手术室在另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里,我去的时候,那儿已等候着三对人,女的都有男人陪,手术室外面写着“男同志止步”的木牌,不过是个样子,没人遵守。我找到对面一个位子坐下时,感到他们乜视的眼光,好象我是个怪人。男人在这儿,是一个必需,这是我未料及的。没过几分钟,又进来一个姑娘,脸长得圆圆的,头发剪得短,显得年龄很小,陪她的是个年龄大一些的女人,交手术单时,值班护士象个实习生,最多十八九岁,态度却学得极坏。那个由女人陪的圆脸姑娘问什么时间轮到她?护士眯了她一眼,吼道:“到一边去,这阵着急,乱搞时啷个不着急?”有女人陪也没有用。
万一要刁难,问我为什么男人陪,我怎么回答呢?其她女的,临时还能拉一个来冒充,而我连假的也拉不到。那我就说,我是单位派到这城市培训学习,所以丈夫不在。他们才不在乎你要不要小孩,“计划生育”,打掉的孩子越多越好。同时他们又想维持道德,对非婚性行为必须羞辱,要你明白是沾了政策的便宜,共产主义道德正在由于你打胎而败坏。
杀猪时才有那样尖利的叫声,里面象是在活割活宰人,我吓得毛骨悚然,真想拔腿就跑。
“图痛快,就莫叫,想舒服呀,就莫哭。”
“到男人那儿去哭,莫在这儿撒娇,恶心不恶心呀!”
医生不紧不慢的声音传出来。不打麻药和止痛针就把子宫里孩子的胚胎,生拉活扯刮下来。暴力是最有激情的形式,男人们在手术门外手足无策,任何爱情在这种时候都没了诗情画意。当做完手术满脸泪痕的女人踉跄出来时,她的男人就一把将她扶祝女人有了男人这一扶,就是幸福的了。长椅上已经有几个在男人怀里哭泣的女人。
我的手里全是冷汗,心想,换一种死法或许比这强。护士到门口对着过道叫:“杨玲。”
没人应。她叫第二声时,我醒悟过来,这是上午我给自己取的名字,赶忙起身,往屋里冲去。“聋子呀,这边走,”她让我脱掉布鞋,换上门后的塑料拖鞋,每双拖鞋,不仅旧,而且脏得可疑。我犹豫了一秒钟,就换了。
门里左边抵墙,一条窄长板凳上趴着一个刚从手术台上下来的姑娘,下身未有任何遮盖的衣裤。两个不知是护士或是医生的女人坐在一张桌子前,管着病历,管着收钱,说街上卖的月经纸不卫生,得买医院的纱布棉花,说是消过毒的。
“脱掉裤子,上那张床去躺好!”收钱的护士命令道。
打着寒颤,我剥下长裤,脱掉里面的短裤时,我的手指象冻麻了一样,半天脱不下来。“快点,装啥正经?”退去内裤后,我看了那人一眼,她连眼皮也未抬。
我分开双腿躺在高高的铁床上,觉得这间屋子极大,天花板和墙上都飞挂着墙屑,长久没粉刷过了。三个象中学教室里那样的窗,玻璃裂着缝,没挂窗帘,外面是院墙,没有树,也看不到一角天空,哪怕是暗淡的天空。长日光灯悬在屋中央,光线刺人眼睛地亮。两张床,另一张空着。铁床上油漆剥落,生着铁锈。这个市妇产科医院据说抗战时就建了,怕是真给好几辈女人使用过。
“以前刮过没有?”一个戴着口罩女医生坐在凳子上,将一堆用布包起来的重物往我身上一放。那布的颜色和搭在我下半身上的布同样,是洗不干净的脏灰色。
“没有,”我说。
“把腿张开点!往边上些!”
她的每个不耐烦的命令都叫我心惊胆颤,我看着天花板,手抓紧铁床冰冷的边。她打开压在我身上的布,叮当响起亮晃晃的手术器械。我不敢看那些钳子刀夹子剪子。突然我想,现在翻身下手术台还来得及,我是要这个孩子的,不管我将要为这个孩子付出多大的代价,我是要他的,就象那天我想要他的父亲,把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他的父亲一样,泪水顺着眼角往我两鬓流。医生身子移开,我突然看到房间一角,桌子上一个搪瓷白盘,搁了好多形如猪腰血糊糊的肉块,那白搪瓷盘上面也会放上我的孩子。是的,我这刻跳下来逃走,还不晚,拥有了这孩子,就等于拥有了他的父亲,等于他的父亲复活。我的双腿刚一动,一件冰冷的利器刺入我的阴道,我的身体尖声叫了起来,泪水从我的两鬓流进头发。这第一声自发的尖叫后,我就咬住牙齿,手抓紧铁床。
母亲说过她抬不动石头,快倒下时,就念毛主席的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祝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齿,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嚎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象是知道这点,我的嚎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象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象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二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份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根长板凳走,护士,包括进屋里来准备做手术的女人,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作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呆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10。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刷刷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不要搬动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距,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好比营养品,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生平第一次化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安慰。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雨靴踩着的水叭嗒叭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地上滑溜溜的,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象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会计。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二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架,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二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它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晒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塌,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糊糊的坎,只有两个灶还在用。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已是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不,是一个尿罐,里面堆了很多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象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一段时期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地写诗写小说,有正二八经的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八十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我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地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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