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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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下有人在叫大姐，大姐朝堂屋探了一下头，马上回到屋里，对我说，她得走。
　　　　“你走了？”我稀里胡涂地问了一句。
　　　　“出去一阵。放心，大姐今天还不会走，”她拍了拍我的脑袋，还以为我舍不得她。
　　　　我走到小木廊上，见大姐和一个高个男子边说边笑出了院门，大姐是故意的，让家人和院子里的邻居们看。那人有蓝球运动员那么高，我想，这回大姐准又是爱上什么人，她会真象她说的那样，离开煤矿，要饭也要回到这个城市来。
　　　　四姐上阁楼来，一脸不高兴，说，“你呆在这里做啥？还不去把灶坑下的煤灰倒到河边去。”她肯定又和德华在闹矛盾，只好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个人是哪个？”我问四姐。
　　　　“哪个嘛，以前大姐一起下巫山的知青。”
　　　　“她回来这些天是不是一直在找他？”
　　　　“你啷个晓得？”
　　　　“乱猜的，”我边说边下楼梯，心里佩服大姐，她还真找着他了。
　　　　大姐说过他，二人是老相识，而且早就有点意思。那天大姐让我去找她的一个女同学，就是为了找他。这个男人的前妻，是半个日本人。刚解放那阵子一家人住在中学街。1953年，所有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人都得离开，孩子不允带走。二个公安人员来押解。日本女人不愿走，丈夫不肯放她走，三个女儿一个拉着日本女人的手，二个抱着她的脚。日本女人的眼泪如针线那么垂落不断。那是中学街这条街上有史以来，最让人看了鼻子痒喉咙哽的一个场面。
　　　　哪怕日本母亲被赶回去了，一家子还得遭罪，每次运动一来，就得交代为什么要当“汉奸”，孩子在街上老挨人骂“日本崽”。那个高个男子，因为娶半日本血统的姑娘做老婆，跟人打了不少架，动了刀子，被送去劳教过。患难夫妻多年，七十年代末，突然政府和日本友好了，有海外关系的人开始吃香，半日本血统的老婆身价高了起来，离他而去，只剩下离婚签字了。
　　　　很晚，大姐回来。我说，“你和他倒是一对，离婚冠军。”
　　　　“我小孩都已经一大堆，有哪个男人要喽？”
　　　　大姐把话题转开，哼起一支四川小曲，她的声音甜润，宽厚，她说她根本不在乎男人，男人哪个是好东西？大姐一定是同时在耍几个男人，她不把自己置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不会安心。
　　　　2
　　　　我睡得从未有过的沉，无法醒来，第二天很晚才起床。阁楼里没人，我奇怪自己第一个动作就是把镜子拿在手里，那的确不是我，全变了，尤其是我的眼睛：以往的惊恐，被一种沉静的色泽覆盖了，我看着，心里又快乐起来。昨天母亲和大姐看到我时有些惊奇，她们没有搞懂我的快乐是怎么一回事？我对镜子的迷恋是从这个上午开始，一面小小的镜子，是我居住的世界，隔开了我不喜欢的一切，我走在里面，穿过着雾气和雨水，我走走停停，打量着熟悉的人影，熟悉的房屋。
　　　　水沟那条街上大人在打自家小孩，追着打。“你跑，你跑，看我不砍断你的狗蹄子！”天窗灌入男人粗声大气的谩骂。那个总是喜欢逃到城中心那边去的男孩又被逮住，套上铁链，饿三天四天，只剩一口气时，男孩就会服输，求饶。
　　　　但男孩总是逃，这个怪孩子，他到底要逃到哪里去？
　　　　德华已开始不归家，即使回来，也常常带一身酒气，醉醺醺的。下班后，他和厂子里一帮青工在一起，划拳汹酒，打扑克赌钱。见着四姐，也爱理不理。四姐只有哭，他不在乎，说跟四姐在一起，生活没劲透了。四姐嘲讽他：一个结婚的男人，你的女同学不会理睬你了。他听了这话，掉头就走，索性躲到同事家里，不仅不回这个家，连他自己父母家也不回。
　　　　大姐让四姐学她，另找一个男人。四姐说她没有换男人的本领，不能没有德华，她要大姐帮她去把他劝回家。
　　　　我下了阁楼，她俩早就走掉。吃中饭时，父亲让我和五哥不要等母亲，一早母亲就去城中心二姐家，帮二姐照看生病的小孩。父亲说，母亲肯定要在二姐那儿吃了晚饭才回来，今天我们三人吃饭。
　　　　父亲很忧心忡忡，背弯着。他叫五哥去找鱼竿鱼网，说看能不能补好？
　　　　五哥说，鱼竿鱼网早被三哥拿走。
　　　　父亲听了，皱了皱眉头，在烟杆里装了一支新裹的叶子烟，没点上火，就慢慢朝院门口走去。父亲没说去哪里，我也没问，他可能去江边，也可能去别的地方。这个家现在每个人都偷偷做自己的事。
　　　　3
　　　　突然的转折，出现在我背着书包朝学校走的路上。本来应该出现的，早晚会出现的，如果不是我下定决心对直撞过去，可能还会延续一些日子。
　　　　穿过马路，学校大门没有什么人，较平时相比，很安静。因此，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跟着我的男人，站在校门旁边二十来步远的墙下。不错，正是那人，他一见我，就闪进墙旁的小路，那么迅速，慌里慌张。
　　　　那天学校是否上学，我不清楚。那时我脑中除了想再见到历史老师，根本没想别的。甚至忘了盘桓在我心里问题，关于身世的疑惑和谜团，在那一二天都暂时闪开了。但在这一刻，又冒了出来。这几天，我生活中发生的事——大姐讲的家史，我的第一次爱，使我不愿再做一个被动等待命运的人。
　　　　这次，我依然没看清那个跟我的男人是谁？他的长相只是在那一刹那间爆光在我的头脑，我能从一群乔装打扮的人中一眼认出他，但要让我具体描绘他的模样，在此刻，我什么也说不出。突然我明白了大姐的暗示，我不必去追那个人，我转头往家里走，天空很红，朝霞时日落时，天空就这样，房屋和远远近近的山峦都比平日鲜亮。我走在其中，目光虚渺，感觉这是个光彩满溢的时刻。
　　　　我跨进六号院子的大门，母亲坐在堂屋我家门口，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没摇动，只是拿着，坐得那么安祥，就象等着我似的。
　　　　4
　　　　我不看母亲一眼，故意大摇大摆从她面前走过，该她求我了。
　　　　从屋顶滚过一声闷雷，以为会闪电，跟着会下雨，结果没有。我坐在家里那张木桌前，没拉亮电灯。从窄小的窗子投进屋来的光线，在墙上撒出一道虹彩。墙上挂钟在耐着性子走，一分一秒，都恪恪守守。
　　　　母亲不可能坐在屋外一辈子，果然，她推开虚掩的房门进来，坐在架子床档头。我对她说：“是你下了禁令不许家里人告诉我，现在你得告诉我。”
　　　　母亲从未这么面对我，她和我相处时，不是在发火，就是在做事，要不，就是累得倒在床上，连眼睛都懒得睁开。长这么大，我是第一次没有别人打搅与她说话，我觉得自己的舌头在打架，吐词不清，喉咙特别干渴，想喝水。
　　　　“还是那个男的，跟着我。”我狠狠地说。
　　　　“不要怕。”母亲平平淡淡地说，完全不象上次那么激动。
　　　　“我不是怕，”我说，“我是恨，恨一切，包括你。我无法再忍受。”
　　　　母亲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她说她知道。“谁也不会在妈的眼皮子底下真正的伤害你，那个人更不可能伤害你。”
　　　　我说，“你这话说得太晚了，早说好些年，我都会相信你，我就象一个无娘儿一样长大，现在，我怎么相信你？”
　　　　母亲站了起来，随即又坐了下去，“听我说，六六。”
　　　　挨饿的滋味，挨过饿的人都不会忘，母亲说只有我不会记得，因为我是在她的肚子里挨的饿。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几年，饿得成天慌得六神无主，有时干脆两眼一抹黑，跳过晚饭饿着，睡过这夜，第二天再想办法骗肚子。忽然有一天政府宣布四川省粮票作废，以前节省下来的粮票等于废纸，她急得满眼金星乱飞。
　　　　这时，来了份电报，父亲的眼睛出现问题，出了工伤事故：他饿得眼花头晕，从船上跌下河去，头摔破了，货船把他扔在泸州医院。母亲带着四姐乘去上水的船，到沪州看父亲。看见父亲瘦成那样，母亲都不忍心告诉他三姨的死，更没提忠县农村大舅妈饿死的事，也不想告诉他三哥差点被江里的漩涡吞没，幸亏一个船夫把三哥救上了岸。孩子们为了弄到一点可吃的，就差没去街上偷。
　　　　母亲背过身去抹泪。父亲把四姐拉到病床边，问四姐想吃什么？四姐说想吃肉想吃鸡蛋，想吃苹果、麻花、棒棒糖。
　　　　父亲拿出被扣掉工资仅剩零头的钱，让母亲带四姐上沪州街上去。
　　　　四姐拿着一个烧饼，刚咬了一口，就被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抢过去。老太婆没往嘴里扔，而是从领口塞进自己薄薄的衣服里，然后双臂紧抱头低着，似乎准备好，打死也不会还出烧饼。天气冷，刮着风，老太婆龟缩着，眼睛不时朝四姐乜斜，脸和脖胫的皱纹垂叠在衣服上，象一圈圈绳子套着。老太婆一定不是为了自己，而是想弄回家去给孩子。抢饼的凶猛还在其次，这副等着挨刀也不松手的样子，把四姐吓傻了，大哭起来。
　　　　母亲跨过街，牵着四姐就走了。
　　　　她们只能把父亲留在沪州医院，回到重庆。五张嘴要吃饭，母亲照旧出外做零时工。有一天母亲给织布厂抬沙，遇到街上的邻居王眼镜，一个胖胖的女人在管称秤。正在积极要求入党的王眼镜刁难母亲，说要100斤才能称秤。母亲饿得没力气，让大姐三哥二个担一些，快到称秤处才把他们的沙倒在自己的筐里，使劲压，她的脚踝骨受不住，一下扭歪了脚脖子，她忍着痛把一担沙挑到秤上，一称98斤。
　　　　王眼镜说不到100斤，不仅一分钱不给，还收掉母亲的工作许可证。母亲低声下气：我们一不抢，二不盗，靠力气养家糊口，求你让我在这儿继续抬。王眼镜没有答话，而是弯下身去把母亲罗筐里的沙子倒在地上，用脚猛踢狠踩碎罗筐。
　　　　紧挨街边有家塑料厂。听见街上异常的喧闹声，有个管帐的青年走出来，正好看到母亲被欺负，在一旁说了几句话，想调解。王眼镜认识他，冲着他嚷：小孙，别包屁反动分子家属！那青年不再跟她辩理，只是把受伤的母亲扶回家，母亲脚踝肿起来鞋，进门就倒了。
　　　　他比母亲小十岁，母亲当时三十四岁，他才二十四岁，没有成家。继父是城中心一个小业主，有二间小作坊，做牛骨塑料梳子，解放后公私合营，一丁点儿的资产合并到南岸一家塑料日用品厂，继父拿的“定息”，和工人的工资差不了多少，却还算作一个“资本家”。他中学一毕业就到工厂“实习”，地位不清不白，介于资方代理人和小干部之间。他安排零时工搬运组每天的工作，定时向管零时工的干部汇报。流汗当然比工人少，工作却勤勤恳恳。他找来伤湿止痛膏，给母亲贴到脚踝上，帮她料理一下家务和孩子。
　　　　母亲脚好后，就到小孙所在的塑料厂做搬运工。
　　　　过江抬石绵板，母亲比其他人慢几步，拉下一班轮渡，等船到岸，他就在趸船等着，帮母亲挑。
　　　　他说他是家中老大，两岁时丧父，母亲在孙家帮人时，被刚丧妻的孙家看中，续了弦。于是他改跟继父姓，母亲在孙家又生了五个孩子。
　　　　他在那个家等于一个外人。他没有姐姐，想有个姐姐，他对母亲说，我能不能叫你姐？
　　　　母亲说，如果你不嫌弃，你就把我当姐姐好了。
　　　　一次母亲来月经，从江边抬水泥上坡，吐出一口血来，当场晕倒，只好躺在家里休息二天。小孙照顾五个孩子，他节省自己的粮票，给这个家里。还冒着风险从工厂食堂偷馒头给这个家里的孩子吃。这群饥饿了二三年的孩子，到这时才缓过一口气，才没饿出留残终生的大玻他去给食堂采购粮食，偷偷留下十斤大米，为这个家他又干了一桩迫不得已的事。十斤大米在那时，能使饥饿的一家美得登上了天，孩子们开怀吃了一星期。这个认的弟弟，比亲弟弟还亲。他来家里，挑水劈柴、上屋顶补漏雨的瓦等等重活都被他包揽了，他来了，吹口琴给孩子们听，家里有了笑声。他喜欢唱川剧，母亲爱听，母亲竟也跟着他哼上几句。她才三十四岁，还是一个少妇，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喉咙里还能发出悦耳的声音。那些日子母亲上班不再感到劳累不堪，回到家里也很少对孩子们发脾气。
　　　　他看着母亲以前的一张照片说，“你烫了发一定不一样。”他说他家还留有烫发的药水，密封好的。
　　　　烫发对母亲已是久违的事了，那还是她最初作新嫁娘的岁月，母亲一生中不多的快乐时光。在她饥饿冷清毫无盼头的生活里，她已经忘了自己的长相。而这个弟弟就象魔术师一样，把这一切还给她。他为她烫了头，生平第一个男人为她整理头发。他的手那么轻巧，仔细。天下着毛毛小雨，绵绵不尽，屋子里一盏浅淡的灯，在那时刻温暖如春。
　　　　父亲已好久走船未回来，也没给家里写信。母亲已很长时间没有过男人，似乎已忘了男人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作她弟弟的男人，让她记起自己是个女人，欲望和需要爱的强烈感觉，在她的心里恢复，她弄不懂他是怎么做到这点的。母亲没有转过脸，他仍然站在她的身后。她只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自然地与他靠在一起，他们这么靠在一起仅几秒钟，两人又害怕又惊喜，孩子们没有回家，家从未这么空旷，床也从未这么空旷，将要发生的事，谁也逃不开，谁也挣脱不了，他们的身体在这么个空旷的世界里相连在一起。
　　　　他们一点也不从容做完爱后，房门就响了，孩子们接二连三地回来，一切都象是注定的、安排好了的。
　　　　5
　　　　就在母亲现在坐着的床上！现在，母亲一个人坐在我的对面，她的脸一点不因为回忆自己三十四岁时而显得年轻，她还是那个我看惯的疲惫不堪未老先衰的退休女工。
　　　　就是说，她和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有了身孕。我，一个非婚孩子——应该早猜到，比如“烂货养的”、“野种”类似的话，街上人互相也骂，但与骂我时那种狠劲完全不一样。我得到的暗示已经够多了！一定是潜意识中的恐惧，让我从来没有往那上面想。
　　　　“那正是大饥荒时期，”母亲谈论这个男人时，好象换了一个人，很陌生，平常一惯粗声凶气的声音变得异常轻缓，哪怕激动地为自己辩护时也没有高一声。“你不可能懂，在世人面前，那是最丢脸的事！所以我不肯告诉你。1961年，我真不晓得全家啷个活下去。是他支撑了我，他就象老天爷派来的，你不晓得，他救了我们全家，你不晓得他有多好。”
　　　　母亲说怀上我后，她就不想要。不仅这个家不容，这个家还这么穷，又在饥饿年代，添一张嘴，日子更难，这孩子不能生下。她有意抬重物，奔山路，想小产，但孩子就象生根似赖在她身体里不肯下来。于是，她想去医院打掉孩子。
　　　　母亲与小孙商量，他不同意。母亲非要打掉不可，她觉得这孩子根本不应该存在，纯属误会，完全不必要让孩子一生忍受耻辱。两人争执不下，无奈中，两人都同意一起到罗汉寺庙里去抽签。说好上签让孩子生下来，下签就不要。
　　　　“那中签呢？”母亲说。
　　　　“也生下，”他说。
　　　　“送人，”母亲说。
　　　　下签，他俩谁也未想到。拿到签，两人异口同声说，抽签不算。“下签也生，孩子是一条命，”他说，“这是我们的孩子。”是呀，抽签怎个算呢？两个人抽的签，就不是佛意。佛归一心，归哪个人的心？
　　　　我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