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饥饿的女儿-第1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不到吃的。
他这个孝子回学校后一字未提母亲是饿死的,一字不提乡下饥饿的惨状,还写了入党申请书,赞颂党的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他急切要求进步,想毕业后不回到农村。家里人饿死,再埋怨也救不活。只有顺着这政权的阶梯往上爬,才可有出头之日,干部说谎导致饥荒,饥荒年代依然要说谎,才能当干部。
5
越往下探究,越更深沉无底。饥饿与我结下的是怎样一种缘由?在我将要出生的前几年,外婆,三姨,三姨夫,大舅妈,母亲的第一个丈夫,和我有血缘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们在一个个消失,而我竟然活了下来,生了下来,靠了什么?
我沉默了,脑子里反反复复全是一个个问号。
这条街的人和其它街上的人一样,听毛主席的话,由着性子生小孩,想戴大红花,当光荣妈妈。有的女人一年一胎,有的女人生双胞胎。相比之下,母亲生育能力,就算不上什么了。到1958年,家里添了四姐、五哥。在四姐前一个哥哥生下来就停止了心跳,打了引产针,好不容易死婴才下来。母亲大出血,人昏迷不醒,但她还是醒了过来,这是1954年春天的事。
“你这狠心肠的妈,差三天就该生了,去江边洗衣服做啥?你把儿子闷死在肚子里,害死了他。”护士对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埋怨道。
母亲脸上出现了浅浅的笑容,轻声细语地说:“死一个,少一个,好一个。”
护士不解地走开了,这么无情义的母亲,恐怕她是头回碰到。
母亲无可奈何的自嘲,或许达到了自我安慰的目的,在她第一次和男人会面时,她就看清自己的命运,她的孩子们的命运。不出生,便可避免出生后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痛苦和磨难。母亲这样的想法,当然有她的道理。大生育导致人口大膨胀,不仅我是多余的,哥哥姐姐也是多余的,全国大部分人全是多余的,死再大一批也无所谓。
大姐说来说去绕不过大饥荒年代,该我出生的时候了。那一年大姐已是十六岁的姑娘,性情不安躁动,那一年她明白了她的身世,对母亲更是恨上加恨。大姐说到这儿时,我的心也急促地跳动起来。
上一页目录下一页
第十二章
1
大姐站在1962年春末的细雨中,戴着一个大斗笠。她在野猫溪江边,在停货船的趸船前等父亲。
江上各类运输船远比客船多,开得慢悠悠的,细雨飘雾时,汽笛更是声声不断。她不知道父亲在哪条船上,蒙蒙细雨变成了瓢泼大雨。她着急起来,不时在沙滩上走动两步,但还是等着,她心里正燃烧着对母亲的怒火。
父亲已三个月没有回来。当她终于看到父亲扛着随身衣物走上跳板时,她就迎了上去。
父亲回家就开始打母亲,他从未动手打过她,结婚十五年来,这是第一次。
母亲的第八胎,若按出生存活算是第六胎,才四个多月就很出怀,她不躲开父亲的巴掌,只是用手护着肚子,“求你别打,不要伤了娃儿。”
父亲马上就住了手,但痛苦得蹲在地上。母亲想去拉他,又不敢。母亲抱着架子床的柱子,流着泪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就行了!”父亲站了起来,薄薄的一扇门被他弄得哐当哐当响,二姐三哥吓呆了,四姐五哥哭叫起来。父亲连轰带打把他们统统赶出门。
紧掩的房门挡不住父母的争吵,不断有哭泣声,二个人都在哭。二姐牵起四岁的五哥到院门外,三哥四姐跑掉了,大姐没有露面。到晚上还不见孩子们回来,父亲才出去找。下了一整天的雨停了。大姐拿着斗笠晃悠悠地进堂屋,她想溜上阁楼,被母亲看见,只好随母亲回到房间里。
一跨进门槛,母亲就叫大姐跪下。大姐弹着斗笠上的雨水,装着没听见。母亲扯过斗笠,给她一掌。大姐避开了,嘴里骂了一句。母亲气得脸都白了,走过去抓住大姐,大姐竟然还手。母亲有身孕,行动不太方便,但个子比大姐大。母女俩闹得天翻地覆。院子里的邻居都来观看,但谁也不上前劝阻。直到被雨淋得一身湿的父亲,带着大大小小四个儿女回来,才把大姐一把拖开。
“你怎么敢和你妈对打?我可以打,你作女儿的却不能动手,”父亲对大姐狠狠斥责。
大姐哭着说:“爸爸,我是帮你呢,你还帮妈?”她一扭头就冲进没点灯昏暗的堂屋,从围观的人群中跑掉了。
大姐停止讲下去,她说她只能讲到这儿:母亲怀上我,她和母亲打架。
我怎么逼她也没用,她掉头就走了。
一个大问题放在我面前:恐怕我也和大姐一样,得自己去弄清我是谁。这个貌似极为普通的家庭,秘密非常多,也许南岸每个破烂的屋顶下,都有一屋子被捂起来的秘密。大姐这头断了线,四姐自顾不暇指望不了,二姐即使知道也不会说。周围的人都回避我的问题,我已感觉到谜底会令我非常难堪。但越这样,我越急于想解开这个谜不可。
记得几年前有一次大姐坐长途汽车跑回家,衣袖上有血迹,她说她又另有所爱,要离婚。丈夫来抓奸,未抓着,吓唬她要去党支部告她,要斗她作风败坏。两人打起来,她用碗砸过去把他砸伤。
母亲说你怎么嫁一回离一回,一回比一回疯狂,不吸取教训,也不听我的话。大姐一把拉住我,对母亲说:全是你,你自己是个坏母亲,你没有权利来要求我,我就是你的血性。她们俩人争吵的话,好象跟我有关,但刚开始吵,二个人就合起来把我赶出去,再接着吵。
我楞着在门外,父亲走了出来,他把我拉到八号嘴嘴下面的峭岩上,坐在我的身边。他那时眼睛在阴沉沉的白天可以看到江上的船,不清晰,如一个小黑点正朝东移动,他清楚那就是他一生中最爱的船,驶下去,就能到达他永远也回不了的家乡。
2
这天下午最后一堂课下课铃声响后,我正在整理书包,历史老师走进教室。我们一起下楼梯,走到空旷处,他未提二天前失约让我久等的事。仿佛没有这件事,自然也谈不上道歉。他只是问了问我复习功课的事,受伤害的感觉重新在我的心里翻起,我转身快步走开。
他叫住我。“有事对你说。”
我停了下来。一停下来,我就后悔,我不该如此轻易就向他让步。但我已经停下了,没法再走开。
他说很抱歉那天让我空等。公安局和校党总支找他去谈话,说他家里常有聚会,公安局不相信他们是在读书,认为是在组织反动集团,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学校方面对此事很害怕,有可能开除他的教职。训话结束后,他赶去约会地点找我,我已不在。此后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公安局找去调查,再不敢上他家。
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尘土直喷到脸上,我们也未躲,各自心里搁着心事。不知走了多少站路,才发现我们是朝西面走。
“看来我们得吃点东西。”他不由分说,把我带进一家离街面较远的小馆子,三张桌子都空着,我们在靠窗的一个桌子前坐下后。坐着等菜时,他问,“怎么啦,还在生气?”
我说:“开除回家,你怎么办?”
“重新当工人呗,”他笑笑说。“做工是我的老本行。”
两碗绿豆稀饭,一碟泡菜,一盘凉拌藤藤菜端了上来。他又叫了五加皮酒,说是他在修缮队做零时工时,从房顶上摔下来弄坏了腰,多少年了,腰痛还是没好,喝了酒,就觉得肌肉松驰多了。他让我喝洒,我迟疑了一下。我以前从没有喝过酒,只在逢年过节时,在父亲杯子上呷一口,极不喜欢那刺鼻的味道。而这会儿,历史老师正在苦恼中,我得让他高兴。我拿起酒盅,喝了一口,发现没有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讨厌,一点儿也不扎喉咙,很香。
“你喜欢,”他说。
我笑了。
我说起了我家里的事,1947年我母亲与父亲的相遇,1949年这座城市被共产党攻陷前后的事,我复制着当年的衣着,当年的天气,当年的石阶和江水。他关切地听着,让我说下去。但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给我再要了一碗绿豆稀饭。
看到他的眼光,我忽然觉得自己很自私,我不倦地把自己的痛苦统统扔给他,而一点也没想到他。
“你灾荒年是怎么活过来的?”我问,停了吃饭。
他笑笑说,“恐怕每个家庭都差不多,恐怕每个家庭又都不一样——对每个人来说,很不一样。”
他说想照这样的思路往下写,写成一本书,想写他对生活和命运的感受。大姐也这么说过,大姐想写她自己,那是发泄,是对不公平的命运的诉怨。他说,他想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北京有一些写作的青年人,也正在走一条新路子,作品贴在大街的墙上,油印成小刊物叫《今天》,但是被禁了。公安局给他们的读书会施加压力,也就是这个背景。他就是写了,也不想发表,不到时候。
我把酒盅推到他面前,他推了回来,我握在手里。刚才听他说要写书,我的心一下子被牵得远远的。
“别怕,不会喝醉的。”他看着我说。
我把酒盅推了回去,说,“还是你喝吧。”
“你喝一口,就全归我了。”
我于是喝了一口,接着又喝了一口。我觉得脸红了起来,记忆力出奇地好,口才也出奇地好,一个结巴也未打。我说到我出生前家里亲人因饥饿而死,也说到大姐几次大吵大闹离婚。我猜想,她想借换个男人换一种生活。
历史老师接过我的话说,你大姐用耗尽自己生命力的方式,对付一个强大的社会,她改变不了命运。
这个社会,既得利益阶层组成一个统治集团,一个新的特权阶级。我们只想一个多余的茅坑,当干部的,不管小官还是大官,他们有自己专用的抽水马桶、浴室、电话、佣人、奶妈。饥饿时期哪听说饿死过一个干部?这些人的第一条准则是巩固特权集团的共同利益,并且传给自己的子女;第二条是在这集团中往上爬。这第二条经常与第一条经常产生矛盾,由此闹出祸及老百姓的政治变乱。
有两个文革。第一个文革是干部们互整,不被人整倒,也会整别人。既然吃政治这碗饭,就得手拎着脑袋瓜,既然享受特权,就得冒被整的风险。有什么可抱怨的?本来这就是他们选择的。不管是当事者,或是当事者的后代们,现在如何愤恨写文字控诉文革,受造反派迫害,太可笑了。另一个文革是老百姓的文革,他们借毛主席在党内与刘少奇等人抢权的机会,做了造反派来发泄报复。但是造反派在69年就挨整,整了十一年。
我不眨眼地盯着历史老师,他说得激动起来,手在桌子和胸前划着。第一次听他说这么长的话,好象他也并不在乎我是否听得懂,也不问我是否同意。我感觉他的神情有点可怜,他比我有知识有学问,但也一样苦闷需要人理解。在感情的需求上,我们是对等的。
小酒瓶早见底,酒盅里还留有少许酒,历史老师不时拿着,不时放下,举棋不定。他笑他自己,说他是第一次和除他妻子之外的女性,在外面吃饭,平日一人在家吃饭,就更简单。他的脸,不知是喝了酒发红,还是点出这件事令他害羞。我只看进进出出的店主,另外二张桌子坐了人。
小馆子里仍很清静,窗外太阳正徐徐往山下沉,大概只有五六点来钟。店主用一把蒲扇在煽凉一锅新做的稀饭,可能七八点时,来吃饭的人会多些。
他第一次提妻子,一句带过。我听别的老师说过,他妻子在一所小学工作,做办事员,不教书,女儿只有七岁,就在妻子的学校上学。好象都不在南岸,在另一个偏远的郊区。他想告诉我他家里经常没有别人,我知道他的暗示,可我没有接他的茬。
“你的眼睛能代你说话。”他说这话时,声音很快,“你藏不住,你的思想,包括你每个小小的念头,你的眼睛都告诉了我。”
对此,我摇了摇头。
你知道吗?我在心里对他说:我唯独藏起了我的孤独,我拒人千里之外,我绝望的需要总想把自己交付给一个人。但是我不能让我的眼睛说出这种渴望,我怕它们泄露我的内心,以致我不能与你的眼睛对视。
3
他们兄弟俩:弟弟略高,哥哥略矮,二人的面貌都略带点忧伤。父亲病亡后,母亲辛辛苦苦把他们带大,他们相差四岁,形影难离。文革开始,造反了,他们先是在家操练毛主席语录,用语录辩论。然后他们走出家,都做了造反派的活跃分子、笔杆子,造反派分裂后二人却莫明其妙地参加了对立的二派。
这样的事,在这座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算不了什么稀奇。在1966年,在1967年和1968年,连在家糊布壳剪鞋样的老太婆,都能倒背如流好多段伟大领袖或伟大副统帅的教导,讲出让人哑口无言的革命道理,家里人经常分属几派,拍桌子踢门大吵。
很快就出现军人拉一派打一派的局面,军内各派借文革互相清算。“八一五”一派有驻守重庆的54军在后面支持。后来派驻重庆的53军,支持“反倒底”。人们这才发现这城市有那么多巨型国家军工厂,现在被不同派控制,这城市成为文革武斗全国第一战常各个制向点、交通要道、江上山上高音喇叭日夜狂吼,经常夜里戒严。在1967年上半年开始动刀动棍,7月就真枪真炮地打起来。
那时,两江三岸几乎每家床底下的杂物都被拉出来,床底放上席子。床上不睡人,堆放着棉被,叠放所有的枕头。每家都以为如此,可防随时从江上和对岸射飞来的子弹和炮弹。许多人家备有杠子、钢钎。抗战时期防备日本飞机空袭,在山坡上挖的防空洞,因为是石洞,保存之好,可能世界第一。七十年代为了准备打核战争,又加深加固,再挖凿一批,城市的内脏早就象蜂窝,到处是一个个相连或不相连的洞穴。离防空洞近的,一条街的人都去防空洞躲藏。每天天未黑尽,不管天有多热,都赶紧闭掉大门,用杠子顶住门,各自把钢钎剪刀菜刀等自卫家伙,备在方便的暗处,早早熄了灯。
医学院谢家湾有一夜武斗,机枪架着射击,坦克也开出来打。谁也没见过那阵势,特别是中学生大学生,慌乱中不择路奔跑,翻墙的人太多,墙随着人倒,压死的人不比打死的少。
8月,武斗进一步白热化。
“八一五”和“反倒底”两派,为长江上的决战作了足够的准备。南岸、城中心、江北要害之处都设有强火力点。货船轮渡都停航,江上冷清空旷得异常。连城中心的中心地带解放碑交电大楼,“反倒底”的“完蛋就完蛋”广播站,九头鸟式高声喇叭也暂时哑了。天空安静得发白,没人在意气温上升闷热。靠江岸住的人们见势不妙,纷纷躲在床底下、防空洞里。
“红配绿,丑得哭,红配紫,一泡屎”、“闰七不闰八,闰八用刀杀”。1967年8月8日,我正是能随口念叨这些谚语的孩子中的一个。我的三哥的胆子贼大,那年他十六岁,登陆艇往两江三岸射炮、江上大战时,他一人跑到面对朝天门码头的八号院子嘴嘴,趴在岩石上看个痛快。
父亲弯着身子,贴着房子的墙壁躲避子弹,去逮三哥。父亲急出汗,边走边大声叫:“三娃子!三娃子!”我快五岁了,好奇地悄悄跟在他后面。
嘉陵江流入长江的地方,船的残骸碎块有的在燃烧,有的冒着浓烟。一艘登陆艇靠近江中的乌龟石,屁股在水中,头还在江面上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