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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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住在他父母的木结构平房里，一个房间隔成两部分，有个小后门。我不太清楚他父母的经历，只知道解放后某一年的某一个政治运动起，他父亲成了受管制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工职。到底什么样的人算作“反社会主义分子”，连历史老师也说不清。母亲先是在银行作职员，后也没了工作，在家做些缝缝补补的事。他们早就不在人世了。他家房基是个斜坡，后门石块垒起五六级，粗壮的黄桷树枝桠往邻居家伸延，那家人房子只有一间，就以黄桷树依岩石搭了个吊脚楼。
　　　　历史老师家后门还有棵葡萄树，藤叶蔫巴巴的，欠肥料欠爱护。他有个弟弟，在文革武斗中死去。他弟弟死后，那棵葡萄树突然窜长，枝蔓四处勾延，缠着黄桷树，贴着墙和瓦片，枝叶茂盛，而且果红甜香。从树叶上掉下的猪儿虫也绿得莹晶，蠕动着肥壮壮的身躯，葡萄引来许多偷摘葡萄的人。
　　　　在月圆的半夜里，后门外面有怪叫和哭闹声。“是死儿变鬼，成树精爬在树上了。”邻居九岁的小孩，中午睡了一觉，揉揉眼，直冲冲走到街上逢人便讲，他说他看见的。他满街满巷走，被赶回家的母亲当街赏了几巴掌，才把他从梦游中唤回，罚他在有齿的搓衣板上跪着。
　　　　大人打孩子，天经地义，看热闹的人只看不劝。就跟到江边看淹死的人，山上看无头尸体，路上突发病昏厥的人。人们的眼睛一般都睁着，很少伸出援手，倒不是怕死鬼替身。生生死死疯疯傻傻本是常事，不值得大惊小怪，每人早晚都要遇到。
　　　　历史老师说他有几个朋友，常在一起聚聚。“你来，你可听听他们谈文学。你自己来挑挑书看，”他的口气里真有种希望我去的意思，这是他第一次诚恳地把我当平辈。他们都是一群有同等经历或背景的人，几个人聚在一起，读书谈文，讨论共同感兴趣的题目。听自己改装的收音机，他们不象这里的一般居民，只有收香港电台的流行歌曲，他们听别的节目，收别的台：美国英国的中文短波广播。这些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收听“敌台”，三十来年，都是要判重刑的，虽然到1980年已查得不如前些年那么严了，干扰音也不那么强了，但一提起这二个字，还是让人心惊肉跳。
　　　　这地方，暴雨若下起来，非常惊人，从山坡上能看见闪电和雷云，在江面狂飞，但暴雨不会长过十分钟。就跟重庆人胸中有气得出，气未出尽就收常叫人受不了的是这个城市长年细雨绵绵，非要把每家每户的木家俱霉掉烂掉，所有的虫类都赶出墙缝，凑热闹到餐桌前聚会一番，才称心如愿。
　　　　细雨下起时，石板的街面全是泥浆，滑溜溜的，没一处干净。雨下得人心烦百事生，看不到雨停的希望。冬季下雨天特别多，买不起雨靴的人，就只能穿夏天的凉鞋。冰冷的雨水从脚趾往外挤，冻得浑身直打颤。
　　　　细雨，有时细得变成了雾，在空中飘忽不落，看不清远处，更看不见江对岸，仅仅听得到江上的汽笛呼喊着，相互警告。
　　　　在这么一个细雨天，我顺江往山坡上爬，石阶不平整，好象一踩就会滑动。我戴了顶旧斗笠，竹叶已从折断的边框伸出根须，斗笠前沿成串滴水，必须身子朝前倾，雨水才不致于洒在身上。
　　　　历史老师家的门是假合上的。据他说，邻居是不去他家的。不去怕是有什么禁忌，而禁忌就是对我的诱惑。我站在他家屋檐下，心里装满诱惑，叫门。
　　　　等了好半天，也没人应。
　　　　我轻轻推门走了进去。一张妇人的照片端正地在书橱上，她的头发虽说是全中国一样的挂面式，但拢在脑后，漆黑油亮，椭园脸，脖子边是件毛衣，外套了件粗呢的大衣。这感觉让我怦然心动。不用指点，我知道是他的母亲。和他象极了，她的神色象有话要对我说。
　　　　在屋角有个用水泥糊补起来的瓷瓶，看得出原有古色古香的鸟树山水。有一台老式唱机在紧靠书橱的独脚凳上。窗外的竹林，被雨打得青绿一片。过道有粗粗细细的竹竿，搁在横空的两个梁柱上，洗过的衣服串在上面，在这细雨中耐心地阴干。
　　　　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象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哪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条子证明。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象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二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象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象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保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拆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旋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在安慰我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二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象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赖年少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也不能比。
　　　　3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他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你也占不尽世上所有的荣华。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想，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读到广告，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很感动。还杂志时，我想和他谈谈，刚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才二十七岁，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他的口气非常粗暴，好象这事与他有关似的。
　　　　这出乎我意料外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他才变得正常了，不过极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学后，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除了我，我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课以外的事？论相貌教书，他不比其他的男老师好，有什么了不起？不就因为他知道我对他的感觉特殊，他就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对待我。我气愤又伤心，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必看重他，更不必理睬他。
　　　　晚自习的铃响了。是他的辅导课。
　　　　学生温习功课，有问题就向老师提出。有时，老师会针对某一普遍性问题，重新讲解。他和其他老师不一样，总坐在讲台上，看谁举手就到谁的桌前。他还喜欢坐在最后排，手里拿的不是讲义课本，而是报纸。他经常弄些摸拟试题，发下来，让学生做。
　　　　那晚答考题，时间比背书过得快，两个小时的时间即刻就完了。趁着人多，我溜出教室，走在小路上，他竟赶了上来。
　　　　“你走那么快干什么？”他问。
　　　　“怕鬼跟着。”
　　　　“在骂我？”
　　　　“哪敢？”
　　　　“你这小鬼。你在生我的气。”他握住卷报纸深深一声叹息，“不过跟你说话，我不感到累。”
　　　　他这么一叹息，我不理他的决心，马上烟消雾散，无气可出了。不过，我走得仍旧很快。
　　　　“你真怕什么似的？”他建议，从校大门口走。
　　　　“好吧。”我同意了，时间晚了，学生已走散，我不必故意绕开校门走。
　　　　那个晚上，我是第一次和他走得那么近。那近，是由于身旁没有其他人，月光照耀着倾斜的碎石子路，树叶在风中沙沙响。我们默默地走着，到应该分岔的路口，我侧过身，停了下来，想对他说再见。
　　　　可是他好象心绪很好，他对我说，他想等到下一段路再听到我说再见之类的话。他感觉出我害怕什么，我的脸在发烧般烫。我朝他看了一眼，他没注意，夜色把我的羞涩及莫名的惊慌遮住，我心安多了。
　　　　快到苗圃水塘，我站住，不往前走了。
　　　　“怎么，不愿意我送你？”他站在我右旁。他说这话时，我扶了一扶快掉下肩的书包带子，不料与他的手指碰在一起，头一抬，我和他的眼光碰上了。
　　　　我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他的身体和我的身体靠得是这么近。这时，我低下了头，听见自己很轻的声音在说：“我快到家了。你请回吧！”
　　　　他点点头，说，“你还有一段路，别走小路。不用害怕。什么都是注定好的，要逃要躲，效果不会太大。”
　　　　我背着书包，转身往坡下走，没有回头，直到肯定他再也看不见我时，才停下来想，他刚才跟我说什么来着？
　　　　如果我回过头去，历史老师一定仍然站在路上目送我下坡。只要我朝回走，走近他，我一定能看见他的脸上那只有我能看见的悲伤，他的性格不许他讲出来。假若我能体谅别人，假若他能直接向我说出来，或许我们能彼此心灵靠近。
　　　　而我正被自己内心的欲望折磨着，盼望他握住我的手，把我抱在怀中，亲吻我。
　　　　母亲从未在我的脸上亲吻，父亲也没有，家里姐姐哥哥也没有这种举动。如果我在梦中被人亲吻，我总会惊叫起来，我一定是太渴望这种身体语言的安抚了。每次我被人欺辱，如果有人把我搂在怀里，哪怕轻轻拍拍我的背抚摸我的头，我就会忘却屈辱。但我的亲人从未这样对待过我。这里的居民，除了在床上，不会有抚摸、亲吻、拥抱之类的事。没有皮肤的接触，他们好象无所谓，而我就不行。我只能暗暗回忆在梦中被人亲吻的滋味。就这一点，就证明我不正常。
　　　　历史老师没有，几乎没有碰过我任何部位的皮肤，可能他也害怕？
　　　　4
　　　　涨水前退水后，又长又宽的岸滩，沙泥里混着鹅卵碎石，锈黄钢缆绷紧在地面。被波浪凿打得伤痕累累的大礁石，狰狞地立在江水中。在涨水时让水手胆寒的巨石，退水时变成一个形如乌龟的小岛。
　　　　每年夏天，远远近近的人，都到江边较平缓的石滩地段去洗澡。我们不说游泳而说洗澡。下河洗澡的人，翻动着或凸或扁的肚皮，与河水游耍着。精瘦的小男孩们，打水仗，扔沙弹，一律光赤着身子。泊在驳船边的货船上的水手们，热得发慌，黑亮着一身皮肉，栽个迷头，泡进一江黄汤里。对我们这些从未见过私人浴室厕所的人来讲，有一江水，不管何种颜色，怎样折腾都是福气。长江从上游高原奔流到四川盆地中央，在重庆这一段，水势已经不太急喘。但每年夏天江里仍旧淹死不少人。很多是洗澡特胆大的，也有船翻扣毙在江里的，被谋害扔到江里的，当然也有对这个人世满腔怨恨一头栽下水的。死得再光彩，走得再冤枉，都一样，长江绝不会被填满。
　　　　“快走喽，看水打棒！”满街满院吼声象锣鼓。几条街上的人，趿着拖鞋，捧着饭碗，顺坡跑向江边。
　　　　看死尸，是南岸人日复一日刻板生活少有的乐趣。在弹子石渡口下端的迥水沱边，有个锯木厂。那儿水缓，岩石高，锯屑总把那一段江水，扰成一种怪怪的浓汤。尸体沾裹着木屑，颜色不明不白，肿胀得象一段树木，很难辩认出淹死的是什么人。他们的衣服裤子早就被水流冲走，或是别扭地裹在身体某一段，虽然几乎赤裸，却不易看出男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