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5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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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如果此时推御责任，那么少奇同志“大叛徒”的罪名就更重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良心和品格，使他认识到这是万万使不得的呵。但此刻要说是中央研究批准的，那么“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也担待不起。张闻天考虑再三，决定给知道此案经过的康生写信，用一个较为模糊的概念，说此事回忆结果是“经中央批准”，这样回答是否可以，请他查查文件。
　　　　可是张闻天万万想不到的是现在想要翻此旧案为己所用的正是康生。信当然没有回音。张闻天又写了两封信，也如泥沉大海。见红卫兵催得急，张闻天决定独自承担责任，答复红卫兵说：“六十一人出狱是经过我签字批准的，当时我是中央负责人。并强调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张闻天以为对付过去了，但没想到1968年4、5月间的一天，两个自称是康生派来的身穿制服的军人在经济所审讯他时，严厉地训斥他说：你在这个问题上“把水搅浑了”，当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给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但张闻天严辞拒绝了他们说；“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
　　　　恼羞成怒的康生，过了几天就把张闻天隔离监禁起来了。
　　　　康生见不得手又转向安子文，以为这是个薄弱环节。他特地交待专案人员；“要善于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座上客和阶下囚，这是两张王牌，只要这个人患得患失、食生怕死，这两张王牌，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没想到的是，这安子文也是块硬骨头，他没好气地对专案人员说：“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二十一年，也没别人说过刘少奇是大叛徒，从未见到有哪一份材料说刘少奇是大叛徒。”
　　　　给果等待他的当然还是监禁。后来又审过几次，安子文还是坚持原来的态度，并严肃地说：“以后你们不要问这个问题了，我立不了这个功。”
　　　　康生连碰钉子后又转变策略，搞双保险。他以刘少奇在沈阳被捕过为由，要求另外再追查1927年“叛变”证据。为了找罪证，康生指使专案组把“六十一人集团案”的孟用潜，和1927年在刘少奇手下作地下工作的丁党群抓来审讯，两条线同时进行。专案组日夜围攻，轮番轰炸，从精神和肉体上进行折磨，经过一段时间的车轮战术，两人顶不住了，写下了违心的材料。可第二天清醒后，两人又写了声明，说那是假的，根本没有真凭实据。可是，康生既然收回去了，那管你什么真假，只要符合他的要求，那就够了，想再收回去，谈何容易。
　　　　康生在追查刘少奇“叛徒”材料的同时，对王光美也不放过。王光美陪同刘少奇出国访问，江青早已妒嫉得七窍生烟，她这第一夫人都没有资格出国过，因此心里早已埋下了对王光美的仇恨。康生对此了解得很清楚，于是去找江青商量。江青喜从中来。
　　　　“定叛徒不行，她没有进过监狱。”康生说。
　　　　江青说：“再想一想，反正得给她找个罪名。”
　　　　康生头脑一转，马上就说：“定特务。她在国统区，进过国民党的大学。完全可能是特务。”
　　　　江青醒悟似的说：“对、对，就定个特务，他们夫妻，一个是叛徒，一个是特务，真是太好了，他们是逃脱不了了”。
　　　　康生然后派人四处去找材料，但还是一无所获。康生显得很丧气的样子。
　　　　江青蛮横地说：“没有材料也可以定罪名，康老你可以写个报告给中央。王光美就是美特、日特、国特、反革命。”
　　　　于是，康生炮制的罪名出笼了。
　　　　1967年8月5日，康生、江青组织造反派，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批斗，把这些罪名挂他们的勃子上。不仅如此，刘少奇还遭拳打脚踢，以至脸青皮肿，腰被打得直不起来，只能扶着墙慢慢地行走。可是，对他来说更痛苦的是1968年10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通过了康生一伙炮制的一份《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作了把他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这个决定不通任何正常的组织手续，事先没人来说过一声，也没有看到有关文字，更没有经过本人签字。刘少奇只有以愤怒的沉默来面对这一切不公乎了。是呵，此时谁又能让他说，听他说呢？
　　　　会前，康生为了能使大会顺利地通过这个审查报告，也颇费了一番“功夫”。他知道内行的人对这个“报告”是能够看出其中的破绽的，为了预防有人反对，他想出了两招：一是进一步诬陷批判“知行情”的老干部；二是密切注视会上动态，一发现有人面露不服就施加高压。为此，7月21日，康生给江青写了一绝密信，开列一串“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和“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名单，其中71％的人是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据此，有一批老同志被排斥不能参加会议。在开会时又把所谓“二月逆流”成员分散到各组，防止他们再度联手起来反对，并在各个小组会上对他们进行轮番围攻，逐个批判，会议的气氛很紧张。
　　　　在这种高压之下，会议按着康生们的要求通过了这份充满着谎言的“审查报告”。
　　　　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带着“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含恨离开了人世。康生们这才彻底放下心来，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害怕刘少奇会东山再起了
　玩阴谋的老手康生
　　　　1975年12月16日康生戴着“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三顶荣耀的桂冠死去了。但是，了解他的人却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如释重负地说：“他总算死了！”
　　　　是呵，作为一个阴谋家、野心家，在生前没有受到应有的审判，反而能以那么高的职位，那么耀眼的荣誉死去，对于他本人来说的确是很幸运的。他能做到这点，除了老天爷成全他让他早死之外，还与他善长宦海沉浮之术有很大的关系。
　　　　还是让他来给我们作证吧。
　　　　康生早年曾是李立三路线的狂热分子。为了获得李立三的信赖，他对党内批评李立三错误的人，总是不加分辩地加以驳斥，对着人家拍着胸脯，气势汹汹地说：“李立三同志是正确的。谁反对李立三同志第249—250页）具有反封建的性质，但保留了神学的不彻底，谁就是反党，李立三同志是我们的好领导，我坚决拥护李立三同志制定的路线。”这种表现当然使李立三满心欢喜了，立即把他由江苏省组织部调至中央组织部任秘书长。
　　　　可是，一场突然而来的政治风雨使他吓出了一身冷汗。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路线遭到了批评。怎么办呢？不能就这样跟着李立三倒霉了。于是，他很快便冷静了下来，沉着地转向，一反吹捧李立三之常态，脸不红心不跳地大骂李立三，说：“我早就看出李立三这一套，是左倾冒险主义的东西；在领导作风上，他唯我独尊，夜郎自大，谁的意见也听不进去。”当面严厉斥责李立三说：“你领导这一年多，使中国革命受到了多么大的损失，让人多么痛心，自己没有那个能力，还坐在指挥台上称王称霸。”最后还冷嘲热讽地说：“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
　　　　这一反戈一击，使他洗掉了李立三主义支持者的名声，不但保住了自己的地位，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审查委员。
　　　　尔后，他又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新主人王明的怀抱里。先是装作满脸羞愧的样子对王明说：“李立三当权的时候，我跟他一道，曾经给过你两次处分。都怪我水平不高，没有看出问题；就是看出问题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是一种片面的认识论学说。唯心，也没有勇气顶。结果冤枉了你，使你受了委屈。我感到很内疚，我诚恳地向你认错，希望你能原谅。”说完，又略微停了停：“当然，给你的那两次处分，我思想上也不通。可是，李立三大权在握，我不能不服从。历史证明，你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我错了。”
　　　　王明听了这一番近乎忏悔的话，也就原谅了他，宽宏大度地说：“不必过虑，区区小事，不足挂齿。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去的事，算不了什么，今后咱们要好好合作。我这个人有嘴无心，从来不计较旧怨。”以后康生又多次吹捧王明，说共产国际能把你这样有胆识而又英明果断、具有雄才大略的领导选上，这说明共产国际的高瞻远瞩。这样，中国革命就大有希望了。
　　　　过不了多久，他便被王明委任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
　　　　1935年，遵义会议宣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的死刑。康生又想着怎样摆脱王明了。
　　　　抗日战争爆发，康生一想不能老呆国外，否则以后在党内就没有地位了。于是他到医院里会见到苏联养病的王稼祥，以探探国内的风声。一见面康生就恭维地说：“稼祥同志，你在长征途中辛苦了，毛泽东同志真了不起啊！中国有这样的英明领袖，革命胜利就有指望了！”然后又关切地说：“稼祥同志，你不要急着回国，就在这里把身体彻底养好，你是为革命立过大功的人嘛！”临走前，又试探地问：“稼祥同志，我请求党中央调我回国工作，你看行不行？驻共产国际代表，就请你来接任吧！”王稼祥只是笑而不语，他知道康生的为人。康生又接着说：“稼祥同志，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就请示国内了，让我回去好好地跟着毛泽东好好学习学习。长期在国外，太脱离实际了。”
　　　　1937年1月，康生与王明一道回到了延安。这时康生还不想立即把王明甩掉，因为他还想靠这四年莫斯科工作的成绩在延安捞好处呢。结果康生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不久康生就拉王明去党校作报告，大谈“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康生赞其报告“很深刻”、“很重要”。此时，康生虽已不再是王明的副手了，但他仍对王明保持着一段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的关系，以便日后留有余地。同时还因为他们在苏联还有一段见不得人的整人历史需要共同保护。
　　　　1938年10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判王明的左倾路线，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承认。王明彻底垮了下来。作为王明的追随者，康生极为害怕，他想现在是甩掉王明，反戈一击的时候了。于是，他在领导面前，在会场上大力揭发王明的缺点，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领导认为他揭发有功，委任他为中共中央社会部和情报部部长。这是一个重要的部门，对党内干部握有生死予夺之大权。康生利用这权力，在延安整风的“挽救”运动中，诬陷、杀害了不少好人。
　　　　如此重要的职务的获得，说明他还是很得高级领导的信任的。截此为止，他已经两次历险而又两次幸免，两次被重用了。其中的关键是他善于投机钻营，见风使舵。
　　　　解放后，康生因与饶漱石争夺华东局书记一职失败，便“养病”了六年。在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上，他由中央政治局委员降格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排在陈伯达之后。康生对此很是恼火，但又不好发作，只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不仅要把失去的夺回来，而且还要捞回更多的东西。为此，他又开始思讨怎样施展自己的拿手好戏了。
　　　　他知道，现在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要想获得高的职位，必须先取得他的信任。于是，他想方设法接近毛泽东，吹捧毛泽东。
　　　　首先是大搞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一点他比林彪来得早。康生一反几年前空闲的常态，开始变得忙碌起来了。
　　　　1957年3月13日，在中央宣传会议的总结发言中，康生大力吹捧说：“自1952年以来，随着社会的大变动，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有四个方面的新的说明，新的发挥，新的发展。”“我们当前的任务就是如何学习它，研究它，说明它。”以后又在不同的场合大力吹捧。说：“自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毛主席提出了一系列的新理论；这些新理论，马、恩没讲过，列宁也没讲过，斯大林虽然讲过一点，但讲得不彻底。”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最高顶峰，世界上没有谁能超过他的水平。”后来康生还多次对人炫耀说自己是“顶峰论”的发明人呢。
　　　　1958年，康生到全国许多地方大力鼓吹“左”的一套，称赞“大跃进”，说：“这个时代，形势喜人要敢想、敢说、敢做。”“每日每时每刻，都有新事物出现，真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现在是创造奇迹的时代，只要我们把封闭的脑袋打开，什么奇迹都不在话下。”“至于农业大学，至少要挂五个牌子：第一是学校的牌子；第二是挂工厂的牌子；第三是挂农场的牌子；第四是挂研究所的牌子；第五是挂农林局的牌子；最好挂上十几个牌子。”“什么叫科学研究？就是大胆地想，大胆地搞，就是异想天开，想入非非，它并不神秘。”还说什么：“甘薯长得象西瓜一样大，可以翻十几番；烟草长九公尺多高，象四层楼那么高。”炼高炉，一个八岁的小孩用小竹竿穿孔当鼓风机，“每次出铁三、五斤。”
　　　　可是，“神话”毕竟代替不了现实。浮肿病，饿死人，使得中央不得不到庐山去召开政治局会议以研究对策，总结经验教训。这时康生心里感到有点惴惴不安，看来要批“左”了。他已听人说过彭德怀、杨献珍对他在全国各地的讲话很是不满，说他：“简直是疯子，一派胡言乱语，好端端的国家弄成这个地步，还在那里一个劲地吹。”康生由此对他们两人怀恨在心。
　　　　可是，让他想不到的竟是彭德怀的一纸“挑战书”使他得救了。庐山会议不批“左”而转向批“右”了。但康生仍借此狠狠地批彭德怀，以泄私愤。他说：“你彭德怀，早年起名叫‘彭得华’，野心好大啊，要得中华！还起个号叫‘石穿’，水滴石穿，搞阴谋嘛”！
　　　　会议还批判了张闻天。康生想此人是个理论家，发言逻辑严密，有理有据，很难象批彭德怀那样去批倒他，得有理论水平。于是他在8月3日向毛泽东呈上《斯大林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问》。
　　　　康生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赢回了他失去多年了的权力。这是后话，再说他从庐山回来后还惦记着杨献珍欠着的仇还没报，干是又挥着“右倾机会主义”的大帽子向杨献珍扔去，直至把他弄得“向党低头认罪”为止。
　　　　1966年，康生窥测到毛泽东想发动一场运动，于是出谋划策，抛出了启动文革的第一张大字报。
　　　　当林彪受宠，成为新的接班人后，康生为了讨好这位未来的新主人，也竭尽献媚之能事。一天他看到一份学生写的“二月兵变”的大字报材料，说有人要在北京搞兵变。康生一看，脑子一亮。“兵变”，林彪最近不是大讲兵变吗？可从这里为他的讲话找到个实例，以显示林副统帅的料事如神，这样林彪一定会感激自己的。于是康生跑到北师大、北大去演讲，宣称：“今年二月，北京市彭真这个大黑帮，他们策划政变！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这是千真万确的！”“彭真是否要搞政变？要！彭真是否要抓军队？要！”这时彭真早已被打倒，康生这么做是想借此让群众把矛头指向林彪的仇人，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贺龙。经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