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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奸海-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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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件事情的“成功”，并没有使张春桥得到满足。他的最终目的是要掌握、控制上海市委的大权。这一次行动既是他对自己的能力的检验，也是他夺权的第一步。他深深地知道按正常组织原则办事是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只有在乱中才能夺权。这一次承认“工总司”只不过是在为制造混乱创造条件罢了。
事情似乎也正按他的意愿发展，“工总司”自得到承认后，更加肆无忌惮，在合法化的外衣下，大搞揪斗、游行、炮轰、集会他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以“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为由，冲击政府机关，上海开始陷入一片混乱之中。看到这一情景，张春桥那奸瘦的脸上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心满意足地乘着飞机返回北京。
张春桥身是回到北京了，但心却时时向着上海，紧密地保持着和上海的联系。
1966年12月上海另一群众组织“赤卫队”（即“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与“工总司”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本来“赤卫队”就是由于一些工人激于对“工总司”的胡所非为的义愤而成立的，因此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对立的，至少在思想上是这样。这次冲突起因是“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简称“红革卫”）扣押《解放日报》引起的。“红革卫”认为《解放日报》贯彻上海市委“一条又粗又长又黑又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需要用他们编印的《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一道发行以对《解放日报》进行消毒，遭到拒绝后，就采取强硬的措施不让《解放日报》发行。“工总司”知悉后派出大批队员进驻报社，声援“红革卫”。“赤卫队”队员则到报社附近示威游行，高喊：“我们要看《解放日报》！”的口号。双方在报社门口对峙着，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受江青指派到上海来的聂元样到“工总司”、“红革卫”中煽动说：“不要从《解放日报》社里轻易退出来，要坚持到市委垮台为止。”一听这从江青那里来的指示，造反派们更加狂妄了。他们把韩哲一、王一平等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人揪到报社进行批斗和人身迫害，胁迫他们同意《红卫战报》夹在《解放日报》中发行。迫于形势释》。，上海市委于12月5日在“工总司”的“四项要求”和“红革会”的“三项要求”上签字．“赤卫队”则被骂为“保皇派”败下阵来了。
“赤卫队”当然不肯善罢甘休，12月10日，他们劫持上海市长曹荻秋，迫使他承认“《解放日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执行反动路线的严重事件。
“工总司”一看急了，他们第二天就在上海人民广场召开号称有60万人参加的“迎头痛击市委资产阶级路线新反扑的大会”，会上强迫曹荻秋等人签字同意“工总司”出版《工人造反报》，承认“赤卫队”大方向错了．
“赤卫队”12月23日也象“工总司”那样召开“批判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要求曹荻秋签字承认“赤卫队”是群众组织，接受“赤卫队”的“八项要求”。
“工总司”又如法炮制，胁迫曹荻秋撤销对“赤卫队”的支持。
曹荻秋有如一个皮球被两个派别踢过来又踢过去，由于两方面都不能得罪，结果就不断地挨双方轮流踢，身心受到严重的摧残，人格尊严遭到粗暴的践踏。
“赤卫队”当然又不服了，12月28日一万余人开进康平路市委机关办公地点静坐，要求陈丕显、曹荻秋出面承认“赤卫队”是革命群众组织，大方向是对的。28日曹荻秋出来与“赤卫队”谈判。
张春桥在北京对这一事态的发展了如指掌，他在静观默察，等待时机，准备随时出击。“铃”身旁电话机响了起来，张春桥迅即抓起话筒。电话是马天永从上海打来的，告诉他，“赤卫队”在康平路抄了他的家。张春桥一听简直不敢相信，连问：“你说什么？！”马天永复述了一遍后，他又问：“你是从哪得来的消息？”马天永说：“我也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张春桥挂上电话，略一沉思，脸上突然泛起了一丝笑意．他知道公安部的新法令中有一条明文规定：谁冲击中央文革成员的家，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赤卫队”抄了他的家，自然就是反革命了，那么“工总司”冲击“赤卫队”就是对反革命的回击，是合法的。张春桥决定借这一抄家事件来制造更大的动乱，让现在的市委彻底垮台，然后自己再回去收拾残局，既风光又体面。
想毕，张春桥马上往家里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女儿，张春桥先是问抄家是怎么回事，他的女儿说：“‘赤卫队’并没有抄我们的家。”张春桥感到有点失望，眼看自己的希望就要落空了，但他又灵机—动，叫她女儿让妈妈接电话。这时张春桥已决定将错就错，以假弄真，他对老婆授以密意。从此风云突变，平地起惊雷。
第二天早上，张春桥的老婆马上改变昨天对“赤卫队”常委人员劳元一、戴定宪等人说过的“赤卫队”没有抄她的家的话，大声嚷嚷，说“赤卫队”抄了她的家。到了下午“赤卫队抄了张春桥家”的号外，传遍整个市区，闹市处到处贴满了张家被砸的照片和张的妻子署名的《声明》。《声明》指责“赤卫队”违反公安部的法令，公然冲击我的家，并呼吁上海的造反派战友们、红卫兵小将们谨防旧市委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捞取救命稻草。一旦康平路发生什么冲突陈丕显、曹荻秋罪责难逃。
随后康平路果然出事。“工总司”的队员乘着大卡车一队队地驶向康平路，潮水般地涌向市委。“工总司”如此慷慨听命于张春桥，完全是出于对张承认“工总司”的合法地位的报答。当时张春桥与王洪文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张春桥说：“是我张春桥在这次事件中签字支持了你们‘工总司’”
王洪文回应道：“我们‘工总司’一定知恩必报，一心一意拥护和支持您张春桥”。
“工总司”到达康平路后，在衡山饭店设立“火线指挥部”，王洪文调集的人马有十几万人之多，把整个康平路围挤得个水泄不通。
张春桥又不失时机地给他的老婆打电话，说：“赤卫队去造曹荻秋的反，上海的造反派为什么看着不动？希望上海的造反派想想这件事的后果。如果曹荻秋投降了，签字同意赤卫队的要求，那么上海造反派打下的天下，就是赤卫队的了，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还说：“对赤卫队要加强宣传攻势，瓦解他们，这样曹荻秋就越不敢轻易投降了。”
这些话传到了“火线指挥部”，犹如点燃了火药桶。数以万计的造反派队员凌晨二点半开始向盘踞在旧市委书记处的“赤卫队”发动攻击，一时间“保卫张春桥”！“砸烂旧市委！”的口号响彻云霄，淹没了“赤卫队”“要文斗不要武斗！”“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双方短兵相接，棍棒碰击声，痛苦的惨叫声，撕裂的哭喊声，骤然响起。经过4个小时的战斗“赤卫队”投降，“工总司”占领了市委大院，砸了陈丕显、曹荻秋的家，“赤卫队”的负责人240多人被抓了起来，“工总司”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
消息传到北京张春桥那里，他一改往日严肃、寡言的情态，变得活跃、善言起来了，简直判若两人。我们从他1967年3月8日对山西太原市在京的代表说的话就可以窥见其神气的风貌：赤卫队进人康平路，我们就打电话叫造反派赶快参加战斗。这次较量是个转折点。这一仗一打，市委瘫痪了，垮了，讲话没人听了，赤卫队也垮了，造反派占优势了”。
67年的元旦伴随着“工总司”的胜利而悄然来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发表文章说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全国人民“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看后高兴得就是用心花怒放也难以形容。因为这无异于为他实现最后目标——夺取上海市委大权提供合法的依据，他再也不必有什么顾虑了，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
张春桥再也静不下心在北京呆着了。1月4日，他迫不及待地与姚文元飞赴上海，找到徐景贤等人，对他们说：“我们两个人参加你们一起”，“对市委不必再抱什么幻想”，“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要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然后又与徐景贤、王洪文具体策划怎样去夺权。
1月6日，徐景贤、王洪文等人就以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召开“彻底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市长、市委书记等几百名全市高级干部抓来批斗，宣布三项通令：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长；勒令陈丕显交待“反革命罪行”，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
这次大会后，上海市委彻底地垮了下来，停止了办公，大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张春桥、姚文元的手里了。
张春桥掌握市委大权后，开始组建造反派的政权。他把这次夺权自比为巴黎公社、十月革命，把全市的政权机构叫新上海公社。后来他了解到毛主席将要组建北京人民公社，又把“新上海公社”改为“上海人民公社”。后来毛主席把张春桥找去，问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各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叫什么？是不是也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否叫中华人民公社主任或者叫社长？”还问：“如果叫公社，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还是叫革命委员会。”
张春桥回来立即又把“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当然了，他的“公社主任”头衔也就变成“革委会主任”了
康生贼计害忠良
八月的北京城，正是气候宜人，景色秀丽的季节。天安门广场上正是一片人的海洋，成千上万的红卫兵正在等待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不久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一登上城楼，下面立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在领导人中还有一位颇引人注目，他就是自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后，因派工作组进驻北大等高校而受到点名批判的刘少奇。他虽被批判了，但职务还没有立即撤销，还是国家主席。也位于领导人之列的康生看到刘少奇站在一侧，不禁恶由中生。由他挑起的北大大字报矛头就是直指刘少奇的，可是刘少奇虽被批了，但还是没有倒，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气恼了。怎么办，如果刘少奇还继续在台上，他会放过自己吗？正当内心惟虑不安的时候，也在楼上参加检阅的南开大学的红卫兵代表引起了他的注意，并由此而灵机一动。
康生悄然抽身走到休息室，拿出自来水笔，写下了一张条子：你们要尽快查查各单位、各部门的叛徒。然后将条子交给南开红卫兵代表，并鼓动地说：“你们立功的机会到了。”
一场害人的阴谋悄悄地拉开了帷幕。
红卫兵小将们有如获得圣旨，既感到高兴和自豪，又有点受宠若惊的样子，狂热情绪迅速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们立即召开会议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又认为，“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组成了一个七、八十人的“抓叛徒战斗队”。为了便于搜查档案资料，他们又连忙赶印康生的指示，发给战斗队的每一个成员。他们拿着康生的“尚方宝剑”到处横冲直撞，到各单位去查阅、抄录档案，把保密制度抛到了九霄云外。
不久康生就亲自出马，向“抓叛徒战斗队”作了布置，重点清查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
果不负康生所望，“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材料很快就呈了上来，而且还挖出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叛徒集团”。可是康生感到失望的是他最需要的刘少奇“被捕叛变”的材料却一无所获。
所谓的“六十一人集团”是指1936年春被党中央从北平草岗子监狱中营救出来的六十一位同志。当时，日本将要大规模地侵略中国，平津形势危在旦夕，这时刘少奇向中央报告说，有一批干部（六十一人）关在北京草岚子监狱的内心世界。强调人的情感意志及一切下意识的本能冲动，把，过去表现好，据狱中传出的消息说，只要履行一个不反的“反共启事”捺手印就可以释放。抗日形势紧迫，急需大量的干部，而这些同志出来后可以做许多工作。刘少奇的报告是经过北方局讨论过的。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接到报告后即与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同志商量，决定予以批准。
北方局接到中央的决定后，立即开始营救活动。
华北局组织部长柯庆施负责指挥。徐冰得到任务后立即找同狱中的同志有联系的孔祥祯。孔当时是伪满洲国一个大汉奸家的家庭教师。他通过因病保释出狱的魏文伯，找到了经常给狱里送书报的魏的侄子魏茂林帮忙，把写有北方局党组织的意图的信带进狱中。狱中支部书记薄一波接到信后，怕是敌人设的圈套，决定不执行。
过了一段时间，北方局看到没有动静，又写第二封信，再次要求他们采取应付敌人的策略手段，履行出狱手续自我便谈不上外部客观世界。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先有，尽快出来为党工作。并说：“这是特殊条件下的特殊措施，不是常例。中央认为，你们不但可以这样做，而且必须这样做。如果你们见信后仍拒不执行，你们就要犯严重的政治错误。”为了使他们放心，信中还特意地强调；“对这次经党组织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中央在政治上、组织上完全负责”。
狱中支部经过认真讨论，为了证实这封信是真的，他们还通过另外途径，得到北方局的第三封信。信中除了重申上述内容外，又强调：“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狱中支部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后来都顺利地出来了，许多同志还成了抗日战争的领导骨干。“七大”召开前夕，审查代表资格的时候，又对他们审查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
对这些事，康生也是清楚的。1943年他还亲自参加过中央讨论这个问题的会议。1944年还在中央党校作报告时称赞这六十一位同志说：“同志们！薄一波等同志从北平草岚子监狱被营救出来。这些同志在长达五年的监狱里，敌人用过硬的一手，这就是各种刑法，也用高官厚禄诱骗过，他们都没有动摇过，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做的事。后来，被中央营救出来的同志，在各战场上，也表现得很好。”
可是康生为了把刘少奇置于死地，不惜违背良心说瞎话。
在1966年9月16日，康生亲自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说“薄一波等六十一位同志有坚决反共叛变行为，而刘少奇的决定，就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
康生的报告下发给了全体党员，但执行起来很难。因为这六十一位同志出来是由中央决定的，而不是刘少奇个人决定的。这在党内许多人都清楚，现在康生硬说是刘一个人决定，不符合实际的。这明显违背事实的说，很难让信服。
康生也知道这一窘境，为了能使自己的论断成立，他使出了在延安整人时的招数，先让红卫兵小将去逼问张闻天。
张闻天一听问起那事，感到很奇怪，该怎么回答，他很是踌躇了一会。他知道当时正以批《清宫秘史》为由头，开展全国上下抓叛徒的运动，矛头直指刘少奇。如果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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