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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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掉陈、钟等人的领章帽徽，拳打脚踢，不让他们讲话。会议休息期间又指使一些不明真相的服务员对他们进行武斗。会议开得很长，吃过晚饭后再开，陈等人低头弯腰站了六、七个钟头，实在支持不住，陈便对坐在那里不讲话的康生喊：“康老，康老，我是放牛娃出身，六十岁的人了，念我革命四十年”话还没说完，康生就恶狠狠地打断说：“人可以变！你陈再道不要摆老资格，不要以为毛主席叫你是同志你就不是反革命了，三十年前张国焘在武汉叛变中央，现在你们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叛乱，这是张国焘事件的重演”。
　　　　他们这样大加讨伐，主要是为了吓唬人，让人不敢再反对他们的极左路线，否则其下场就和陈再道等人一样，“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7月27日，林彪、江青一伙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出了《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说“武汉军区个别负责人，公然反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抗中央军委的正确指示的科学客观世界相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直接经验的世界。认，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反对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竟然采取法西斯的野蛮手段，围攻、绑架、殴打中央代表。”有了这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陈再道、钟汉华想在劫逃脱是不可能的了。
　　　　就在同一天，林彪亲自主持会议，撤销了陈、钟的职务。但批判陈再道、钟汉华不过是他们的借口、手段，他们的目的是要在全国、全军范围内掀起一场“揪军内一小撮”的运动。因此，他们在批斗陈、钟的同时，也着手大搞舆论宣传。7月22日，也就是王力、谢富治乘机返回北京的当天，林立果就迫不及待地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接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声讨“七·二零事件”和“揪军内一小撮”的新闻、社论、评论、文章、图片连篇累牍。中央文革在研究“七·二零事件”宣传口径时，康生对“揪军内一小撮”叫得最凶。他说：“为什么不能搞军内一小撮？”7月25日，他告诉王力，谎说他打电话给汪东兴请示了毛主席，毛主席也同意“军内一小撮”的提法。除了大搞宣传之外，他们另一手就是发动各地造反派去闹，以造声势。
　　　　7月30日，蒯大富在清华召开有各地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目前形势分析会”上传达林彪的指示说：“现在要解决军内问题，全国都要注意这个新动态”。同一天，北航红旗的造反派也在武汉传达王力、关锋的指示，说文化大革命一年来，地方、党内的—小撮走资派差不多都掀出来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新阶段”、“第三个战役”，是两个司令部的最后决战，武汉问题的解决，可以说是拉开了序幕，吹响了进军号。
　　　　一时间，浊浪滚滚涌来，铺天盖地。全国各地到处都出现了造反派冲击军队，揪“陈再道式人物”的事件。徐向前、徐海东、王任重、彭绍辉等领导同志被打成了“七·二零事件”的“黑后台”，徐向前和徐海东的家多次被抄。许多军区负责同志惨遭迫害会主义的建立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政治结构的简单转变，，武汉军区独立师被打成“叛军”。军队乱得一塌糊涂，各地造反派到处哄抢档案、查抄文件、冲击军事机关、抢劫武器弹药，军队的指挥陷于失灵状态。
　　　　就在他们干得起劲，干得高兴的时候，毛泽东震怒了。1967年8月《红旗》杂志发表了两篇关锋起草的煽动“揪军内一小撮”的社论，毛泽东看后挥力批示说这是“大、大、大毒草”，怒喝：“还我长城”。还在林彪送审的一份要下发部队的文件上多次划掉了“军内一小撮”的字样，批示说：“不用”，退给了林彪。这种情况是少有的。
　　　　林彪、江青一看情势不妙，立即慌了起来，急着找借口为自己解脱责任。叶群立即叫林立果写信给江青，说“红尖兵”文章中“揪军队内一小撮”的提法原来是没有的，只是后来别人加进去的。谁加上的呢？江青、康生则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说社论是陈伯达签发的，而且他还是舆论总管，主要怪他。陈伯达处境危急，只好求助于第一夫人。考虑到把陈伯达打倒了会引起全国反对“中央文革”，因此江青、陈伯达寻找着替罪羊。
　　　　不久姚文元探听到消息：“主席说，这一回一定要追究责任。”
　　　　陈伯达吓得急急地辩解说：“《红旗》‘八·一’社论是林杰起草的，王力、关锋审定的！”
　　　　江青、康生也觉得这时候把王、关抛出去最合适。
　　　　正好这时有人提供新材料：1967年1月《解放军报》发表的“宣传要点”中，便已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宣传要点”的清样上的亲笔签字是胡痴，另外还用铅字排印着王力、关锋、唐平铸。当时王力正被毛泽东任命为中共宣传组组长。关锋主管《解放军报》。这说明王力、关锋早在1967年1月便已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罪责难逃。
　　　　于是把王、关的问题向毛泽东汇报，追究责任，便追到了王、关的头上。江青、陈伯达、康生乘机溜了。毛主席同意从“中央文革”中“剥”去王力、关锋。
　　　　其实最早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是康生，不过其老谋深算，改口道：请示毛主席，主席根本就没同意过“军内一小撮”的说法。不仅如此，康生连夜翻查王力的档案，把王力定为“国民党特务”，“五·一六”组织的黑后台。关锋也被定为“特务”。后来，俩人受到隔离审查，这是罪有应得。不过他们绝不会想到的是竞会被自己的同伙以如此之罪名投进监狱
　女皇江青借尸还魂
　　　　一夭，吴晗刚从外面开会回到家里，妻子袁震就拿出昨天的《文汇报》递给他。吴晗看了妻子一眼，觉得她脸色不对，忙问；“你不舒服吗？”袁震说：“你看看报纸就知道了。”
　　　　吴晗打开报纸一看，一行大标题《评吴晗新编历史剧》跳入眼帘，作者是姚文元。吴晗带着一种急切的心情仔细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不禁眉头一蹙。
　　　　文章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作品产生的背景”是1961年“牛鬼蛇神们刮过的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富农的罪恶统治。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的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
　　　　“卑鄙，无耻！吴晗忍不住气愤地骂道，重重把报纸摔在桌上。至此，他终于明白了妻子为什么今天有些反常。
　　　　吴晗在屋子踱来踱去，在思考着，他的思绪重又飞回当初写海瑞时的岁月。
　　　　那是1959年5月，有一位领导同志把毛泽东要求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要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落实的事告诉了吴晗，并把毛主席怎样对海瑞感兴趣，怎样向有关同志讲海瑞故事的背景讲给吴晗听，希望他利用自己对明史比较熟悉的长处写写有关海瑞的文章。
　　　　毛泽东对海瑞感兴趣的原因是由于57年反右，伤害了一部分人，58年“大跃进”浮夸风，“共产风”助长了瞒和骗的作风，不敢说真话成了一股风气在党内蔓延开来，这会严重地危害党的事业。毛泽东就想通过宣传海瑞的敢说真话的精神，为我们的干部树立一个榜样。
　　　　吴晗接受了这个要求，不久写成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内容突出一个“敢”字，发表于6月16日《人民日报》上。之后又写了《海瑞》、《清官海瑞》、《海瑞的故事》等文章，都是按照主席的意见，宣传海瑞敢说话，敢说真话的精神的。
　　　　至于《论海瑞》这篇文章，在将要发表时，尽管因听到一位参加庐山会议的同志说，毛主席讲海瑞，提倡的是真海瑞，而不是假海瑞；是左派海瑞，而不是右派海瑞而加上了一段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假冒海瑞的文字，但整篇文章从构思到写作，都是在不知道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情况下写成的，而加上的这段文字又与全文毫不相干，完全是迫于形势而加上去，并不是自己的本意。可以说文章仍然是与毛泽东的意图相符合的，还是围绕着敢于说真话这一中心来写的，应该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彭德怀与海瑞除了“敢于说真话”这点外，也不是完全相象的，比如在“骂皇帝”这点上，两者根本不应扯到一块去。姚文元怎么能这样不顾事实说瞎话呢？
　　　　而《海瑞罢官》一剧，则历七次修改而后成，其间还征求了许多艺术家和朋友的意见，主题也由“退田”改为“除霸”。这怎么能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呢？况且剧本上演后，主席很高兴，在家里亲自接见了主演海瑞的马连良，还请他一起吃饭，请他唱海瑞，并称赞说：“好戏，海瑞是好人。”文化界、艺术界不少人也都称赞写得好，现在怎么翻了个跟斗，全变样了，海瑞竟成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政治代理人”了。
　　　　吴晗根据自己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判断道，这篇文章是有来头伪，区区一个姚文元还不至于有这种歪曲事实的胆量。
　　　　这个有胆量的人就是江青。
　　　　1961年，《海瑞罢官》上演后一炮打响，受到广泛的欢迎。62年江青开始一心一意地搞什么京剧现代化、革命化，但不知该从哪里入手。后来，她的主意有了。
　　　　她看到《海》剧很有名气，如果从它入手树立自己的“京剧革命”的旗帜，一定会取得广泛的震撼人心的效果，这是别的剧所做不到的。
　　　　江青于是为这事忙碌起来了。她找到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要求他们组织力量批判《海瑞罢官》，还耸人听闻地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大家听了觉得奇怪和纳闷，江青的欣赏力怎么这样的离谱，结果都婉拒了她。
　　　　江青并不气馁，她已决心打不倒《海瑞》决不罢休。为此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康生，对康生说《海瑞罢官》跟彭德怀被罢官有关。康生应和道：“我也有同感，但现在的气候还不宜提出来，现在人们关心的是吃饱肚子的问题，等过几年再说。”江青只好作罢，但蛇总是要出洞的。
　　　　转眼到了1964年底，见时机已到，康生还记挂着那件事，经与江青商量后，决定由他去向主席说。
　　　　康生见了主席，喧寒一阵后，康生就把话题转向《海瑞罢官》，他说：“主席，不知你注意到没有，据我看吴晗的《海瑞》与庐山会议有密切的关系。它贯穿着一个思想，为彭德怀鸣屈114冤，为彭德怀翻案哩！美化彭德怀，把他说成海青天。海瑞在戏中逼土豪退田，彭德怀不是叫嚷要我们准许农民单干吗？毛泽东愈听神色变得愈严肃，但没有说什么。康生见主席不表态，心里直发虚，害怕自己因这一席话而象彭德怀一样丢官。于是他不便久留，就告辞出来了，然后直奔江青处。
　　　　江青见康生来访，急切地向：“怎么样？”康生说：“主席听后不说什么，我现在真有些担心。”江青一听跳了起来，击着掌说：“哎呀，沉默就是同意嘛，你不用怕。以后看我的了。”
　　　　江青由于在北京碰过鼻子，因此这次救人帮助的时候，就不敢在北京找，而是跑到上海去，找来了张春桥、姚文元，向他们交待写批判《海瑞》的事宜。两人正恨不得有机会巴结第一夫人了，这送上门来的当然不会放过，答应了下来，具体由姚文元执笔。
　　　　1965年8月，姚文元经过九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姚文元每改好一段都由张春桥夹在《智取威虎山》的录音带内，用飞机送到北京，“保密了七、八个月，”并约定对周恩来封锁消息。事后江青透露说：“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会扼杀这篇文章了。”他们甚至秘密得连毛泽东也不知道。1967年2月，毛主席在一次接见外宾时也曾经谈到过：“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搞了交给我看。”
　　　　毛泽东看后，开始不同意，说没有这么严重吧。但江青并不罢休，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把张春桥、姚文元引荐给毛泽东，由他们进行游说，中心强调《海瑞罢官》有问题，与彭德怀罢官有关。经他们油嘴滑舌的这么一渲染、编造，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并同意在《文汇报》上发表。
　　　　姚文元的文章出来，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多数对文章持批评态度，并写反批评文章投往《文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都不同意这种不讲道理纯学阀腔调的文章。彭真还下令，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凡有关点名批判的消息和报道，要向北京市委请示。
　　　　江青自姚文发表后，就坐镇北京，观察形势动态。不久，她发现有点不妙，怎么北京各报竟一点也不报道，平静得连一点涟漪都没有。当她打听到内情后，即刻暴跳如雷，跑到毛主席那里告状，说北京各报封锁姚文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
　　　　在这种情况下，彭真只得同意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强调指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凡提吴晗的名字都加上‘同志’”。
　　　　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但严格定在学术范围里，所以把它安排在“学术研究栏目”里，。同时还加了经周恩来同意的“编者按”。“按”语强调贯彻“双百”方针，讨论问题应“采取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态度，“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
　　　　但是形势的发展使得这种努力终归化为泡影。
　　　　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毛泽东在四人帮一伙的欺骗下，接受了康生的看法。《海瑞罢官》直接具有了政治的性质。
　　　　随后，江青如获至宝，她利用这点，组织文章，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批判，竭力歪曲事实，无限上纲，横加罪名，造成了学术界、文化艺术界思想的大混乱。
　　　　吴晗对此虽有所准备，但仍感到震惊和意外，他感到一股汹涌的恶浪正向自己滚滚袭来。为了减缓冲击的力度，吴晗于12月7日发表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表示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学术批评，多方面地发表意见，以便对过去长期没有解决的若干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导致问题的解决。同时，他还把1959年、196O年中研究海瑞的情况开列了一个时间表，说明研究海瑞并非影射庐山会议。
　　　　彭真为了正确地引导学术争鸣，66年2月3日召集中央文革五人小组，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又称《二月提纲》。提纲试图对学术讨论中“左”的倾向加以限制，要求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放”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