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5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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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
　　　　周恩来讲完之后，林彪突然发言，而且一讲就是一大篇。
　　　　先是讲了一通修改宪法和人代会的召开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的斗争，对国际工人运动，都会是有深远影响的冠冕堂皇的套话之后，便渐转入“正题”。
　　　　他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毛主席的天才，他的学问，他的实际经验，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东西来。
　　　　“你们不是觉得老三篇（即《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不起大作用呀？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起作用。有人说毛主席对马列主义没有发展。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事物是凝固的、僵死的，而不是活生生的，可变化的，是随着条件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种观念不符合马列主义的起码原则，是反马列主义的。因为他那个中央不同。我们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共产党当权的国家。最高的一声号令，一股风吹下去，就把整个的事情改变面貌。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值得把脑筋静下来想一想，是不是这回事情？”
　　　　林彪所说的“有人”、“他那个中央”，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张春桥。这是他们事先定好的不点名的点名批判，以压压江青一伙的气焰，同时也是对张春桥在起草宪法草案中因不同意天才论而与吴法宪争吵的报复。
　　　　说完这一番恭维话之后，林彪就开始巧妙而含蓄地谈及关键问题——国家主席问题。
　　　　他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在这里林彪巧妙地用“国家元首”代替“国家主席”，既可以避免与毛泽东正面冲突，又可以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去。
　　　　林彪的发言实现了他的预先意图，他的“将”、“相”们为此欢欣鼓舞，急着要在马、恩、列、斯的著作中寻找有关“天才”的论断，以此来压反对天才论的张春桥和康生。
　　　　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国民经济计划，吴法宪却突然宣布：“明天全会听林副主席讲话录音，学习林副主席讲活，进行讨论！”会后，林彪立即夸赞吴法宪，说：“你立了一功”。
　　　　24日早晨，林彪的“将”、“相”们早早起床，内心充满着战斗的亢奋。不久，叶群就来—一给他们传话，说：“今天下午要分组讨论，你们要在各组发言。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
　　　　叶群还交代了以下几点“注意事项”：
　　　　一、要表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观点；
　　　　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但是，因为常委会已作了决定，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暂时不要提了，以免被动；
　　　　三、林副主席在讲话中没有点名，你们在发言中也不要点名；
　　　　四、集中火力攻“陆定一式人物”。不要讲康生反对“四个伟大”的提法，打击面宽了，主席那里通不过。虽然张春桥的后台是江青。但在发言中半个字也不能涉及江青，否则就要碰壁，问题暴露了，什么也搞不成；
　　　　五、你们在发言时，要用眼睛表示自己的感情。
　　　　得到指示，“将”“相”们立即行动做好各种准备，到下午分组讨论的时候，他们昨晚连夜赶印的那份领袖论天才的语录，就出现在各小组会场上，而且在会上发言积极涌跃，陈伯达尤其突出。
　　　　他在华北组上不点名地批评张春桥反对“天才论”的言行。说：
　　　　“竟然有个别的人把毛泽东同志夭才地、创造性、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说成‘是一种讽刺’。
　　　　吴法宪同志说得很对！有人想利用毛主席的伟大和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
　　　　文化大革命取得了胜利以后，有的人居然怀疑（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公报，这是不是想搞历史的翻案？
　　　　多么猖狂呀，有的反革命分子所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手舞足蹈，非常高兴，象跳舞一样高兴”。
　　　　叶群在中南组，则用很气愤的神情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
　　　　吴法宪在西南组也猛烈炮轰张春桥：“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反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中全会，是推翻林副主席的《再版前言》。”
　　　　李作鹏同样不甘示弱，在中南组对张春桥也作暗示性的攻击。他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的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还反毛主席的风，还反林副主席的风”。
　　　　邱会作在西北组，同样来了个“不点名的点名”：“有人说天才、创造性发展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
　　　　他们这么攻击张春桥，既是他们两派之间矛盾的反映，同时也是林彪的一着高棋，想通过这么一攻击，就没有敢反对林彪的意见了。陈伯达与张春桥、姚文元在起草政治报告时相互争功，乃至反目成仇，所以陈伯达这次表现比谁都积极。他还把自己的发言记录稿修改整理后，作为华北组的二号简报付印，马上使所有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们都看到了他的讲话。
　　　　简报把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说成是“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的，代表了全党的心愿，代表了全军的心愿，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愿”。
　　　　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还要揪否定毛主席是天才的人，把他们斗臭。
　　　　林彪看完后，称赞说：“还是陈伯达讲得更好些”。
　　　　吴、李、邱看到了陈伯达抢了头功，很不服气，也纷纷争着出简报，并增加许多“尖端性”的词语。
　　　　可是，就在他们干得热昏了头的时候，毛泽东却说自己的手凉了。他对许世友说：“你摸摸，我的手是凉的。我只能当导演，不能当演员。他回去做工作，不要选我做国家主席”。
　　　　江青则领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主席那里告状，求救。庐山风云骤然紧张起来了。
　　　　25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五巨头”会议上严肃地作出了三项指示：
　　　　一、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
　　　　二、收回华北组二号简报；
　　　　三、不要揪人，要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陈伯达在华北组的发言是违背“九大”方针的。
　　　　然后又对着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
　　　　毛泽东也许是顾着“第二号人物”的面子，用较为缓和的语气对他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
　　　　陈伯达听着毛泽东的话，觉字字句句都象针刺一样难受，不可一世的神气一下子瘪了下去。
　　　　林彪听后虽觉得有点尴尬，但在心里却直惋惜唉！没想到败得这么惨，这么快！彻底完了！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后，会议的气氛立即降温，吴、李、邱、叶感觉很紧张，心也凉了半截，为了脱身，有的急忙把自己的发言记录收回。
　　　　8月26、27日，吴、李、邱、叶被周恩来找去谈话，要求他们向会议作检讨。
　　　　陈伯达跳得最高，当然也就摔得最重了。会议很快转入了对陈伯达的批判。
　　　　但对林彪，鉴于他是“接班人”，“副统帅”，毛泽东尽管知道他是头目，但为了不引起震动，只好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不能一锅端了，只是借一典故暗示他注意。林彪听到主席说：“纣虽不善，不如是之甚矣”，虽听不懂，但又不好当面问。后来查清后，终于明白了毛泽东已把自己看作“纣王一样的人”，但又留有余地说“不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坏”，林彪又觉得有点安慰。
　　　　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只好“弃车保帅”了，对其他同伙说：“错误要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上当！”
　　　　9月5日，会议以批判陈伯达而告结束。登机返回时，林彪再次回首庐山，默然无语
　野心家林彪坏我长城
　　　　“文革”进入第二个年头后，一场夺权的风潮迅速在全国各地蔓延开来了。先是上海市委的大权被夺，接着便是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等省的省委大权被夺，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林彪听在耳里，喜在心头。在他看来天下大乱，就是天下大好。可高兴之余，不免又深深地遗憾竟没有一个军区的大权被夺的消息传来。他虽是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掌握着较大的军权，但他对军队里那些不怕他、不吹他、不捧他、不服他的人，总看不顺眼，而且把他们看成眼中刺，要拔掉而后快。他曾多次对吴法宪等人说：“要把军队的一小撮不好的人都揪出来烧掉，”挖出那些“带枪的修正主义路线。”江青也跟着起哄说：“武汉、成都，那是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可以冲一冲”。
　　　　可要“冲”军队，谈何容易。在军队里不仅有叶剑英、徐向前、陈毅、聂荣臻等正直的老帅们把着关，而且还有“军委八条命令”在管着。这八条是老帅们为了国家的稳定安全，为了保卫军事机关免遭冲击而拟定的，是毛主席亲自批阅通过的。所以林彪即使有想搞乱军队的那个心，也没有那个胆。但后来，毛主席指示，解放军介入“文化大革命”、“支左”，却给军队的不稳定制造了隐患。不久，就有涉及军队的武斗事件传来，而且是林彪、江青所痛恨的武汉军区。这个事件就是所谓的“七·二零事件。”当事者是武汉和南下的造反派与“百万雄师”派和武汉军区。事件的发生是由武汉和南下的军内外造反派占领汉口“红旗大楼”（《长江日报》社所在地）而引起的。他们占领大楼后，于2月9日利用《长江日报》发表社论，说《长江日报》是他们在解放军的“支援下”接管的，制造一种武汉军区支持他们的假象。然后，造反派开始了更大的冲杀，甚至冲击军区支左指挥部。
　　　　广大军民对这种无法无天的打砸抢很不满意，纷纷要求武汉军区对2月9日的社论表态。军区党委听取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意见，于2月28日发表《严正声明》，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2月9日社论。并于3月7日根据军委“八条”命令逮捕了煽动极左思潮、搞打砸抢的一派组织的头头朱鸿霞等人。3月21日，宣布解散带头造反的“工人总部”所属组织。社会秩序趋于安定。
　　　　这种事的发生正是林彪、江青一伙所梦寐以求的。从这一件事中，他们看到了实现他们“抓军内一小撮”阴谋的突破口。于是，马上利用此事大做文章。在他们的授意下，19盯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另立新说，成为儒学的主要反对派。率徒奔波于齐、鲁、宋、，意在批判和警告武汉和成都等地的军队领导，不要压制造反派和红卫兵。不久，中央军委又颁布了由林彪策划口授的否定“八条”的《军委十条》。其表面上看中心意思是“正确对待群众”，实质上是支持冲军队、反军队的激进派。在社论和“十条”的鼓动下，本已平息下来的事态，重又被激化起来了。武汉造反派马上到军区支左办公室贴大字报“挑战”，接着搞“串校游行”，“杀向社会”，提出要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二月逆流”，为工总翻案，把矛头对准了武汉军区，致使“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武斗事件频频发生，执行“三支二军”任务的解放军常常遭到造反派谩骂甚至围攻，惨案时常发生，武斗有增无减。
　　　　而此时，中央文革小组却别有用心地把武斗的责任归咎于“百万雄师”和“武汉军区”。6月26日，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全军文革办公室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说：“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院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这种故意颠倒黑白的行为，无异于鼓励造反派大胆地干，大胆地杀向社会。
　　　　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等到达武汉处理问题，同时，谢富治、王力也从重庆赶到武汉。经过协商，16日毛泽东指示给工人总部平反，放掉朱鸿霞。“百万雄狮”是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要派专人做他们的工作。建议军区负责人主动承认犯了方向性的错误。
　　　　但王力和谢富治打着“中央代表团”的旗号到武汉的晚上，就违反了周恩来的关于中央代表团不要公开露面的指示，有意识地与造反派谈话，暴露身份。周恩来只好让他们提前到群众组织中去工作。下去后，他们却公开采取压一派支一派的手段人们用来表示事物的相似性和共同性的概念。这种观点被称，逮捕了13名“百万雄师”派的负责人。在周恩来飞回北京后，又到水利电力学院的造反派总部，发表演说，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说“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王力还提出所谓“四点指示”：军区支左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造反派是革命派；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这种公开支持造反派的做法，激怒了武汉的广大群众、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7月20清晨，愤怒的群众来到东湖宾馆，要找王力说理，请他到军区大院去回答问题。王力赖着不走，群众忍无可忍，硬把他塞进汽车，拉到军委大院批斗。7月20日至23日，武汉军民连续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在此期间，“百万雄师”收到了湖北20多个县市的声援电，得到了陕西、辽宁、四川一些群众组织的声援。这就是影响很大的“七·二零事件”。
　　　　这一事件中王力被批斗，完全是咎由自取。而事件的发生则是林彪、中央文革推波助澜的结果。可林彪却反咬一口，危言耸听地说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搞兵变，并把“七·二零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为他们掀起“揪军内一小撮”奠定了一个基调。对这一事件的直接引起者王力和谢富治，则捧为英雄，在北京西郊机场为他们的回来举行了数万人的欢迎仪式。
　　　　北京街头也一夜之间，贴满了打倒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委）和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大字报。这预示一场指向军队的大批判就要开始了。
　　　　7月25日下午他们又在天安门前召开一个百万人的欢迎大会。林彪本不想参加，但在快要开会时，又打电话给中央文革表示要亲自参加，说：“目的在于增加左派的威力，打击右派的气焰。这个欢迎大会列宁文稿列宁著作集。共17卷。实际上是《列宁全集》，实质上要开成一个示威性质的会，向右派示威，加速右派瓦解”。下午五时，大会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声中结束。
　　　　7月26日上午的中央常委扩大会上，林彪、江青一伙，又把该会开成了批判会，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说武汉事件徐向前是有责任的，一定要追究。徐向前愤然退席。会上不仅不听陈再道的解释，吴法宪还带领几个打手冲进会场，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