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奸海-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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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朱珪离开京城，出任两广总督。前任两广总督是富勒浑，为人奸贪蛮横，在任时贪酷残暴，纵容家人索要贿赂，贪求无度。他看好和坤有权有势，炙手可热，便大加贿赂，和坤收了富勒浑的重金厚礼，便处处替他遮掩罪行。在和坤的包庇下，富勒浑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歹。后来，富勒浑实在闹得不象话，激起民念，恶声狼藉，他自己也觉得有些混不下去了，便又走和坤的“后门”，和坤把他调回京中，另作安排。
　　　　朱珪到任后，兢兢业业，秉公办事，执政清廉，卓有成效的反映论，克服了早期不可知论立常在政治上，主张“渐，赢得了较好的声誉。乾隆考察了朱珪的政迹，打算把他召回京中，授予他大学士之职。和坤听说乾隆的这个意思，心里又气又妒，他早已觊觎大学士的职位，岂能甘心这个大权落在别人手中，再说，他又很忌妒朱珪的才能。和神表面上不露声色，暗中变着法儿说朱珪的坏话，他把当年嘉庆给朱珪写贺诗的旧事又翻了出来，添油加醋地渲染一番，说朱珪和皇子的关系不正常，教唆皇子写诗恭维他。和坤还列举了一大串历史事例，别有用心地说凡是有“市恩”行动的人；都有野心，恐怕将来要重蹈覆辙。
　　　　他这一席诬告的谎话使乾隆对朱珪心生厌恶，乾隆最憎恨怀有野心的人，他当即就要下旨逮捕朱珪，严加治罪。幸亏有大臣董浩从中劝谏，澄清当时写贺诗的事实真相，朱珪才免于下狱受刑。但从此朱珪的政治生涯也就被断送了，不久以后，朱珪被降调为安徽巡抚，并被宣布，以后不得内召，永为外任。
　　　　朱珪不仅没当成大学士，还被狠狠地踢了一脚，踹下深沟，而大学士之职在不久以后加在了和坤头上。
　　　　乾隆五十六年，乾隆皇帝又颁旨刻《石经》于辟雍，命和坤为正总裁。当时的总裁共有八人，算起来，数和坤的学识最浅。他只在年轻时读过“四书”唯物主义者、文学家。曾组织编纂和出版《百科全书》（全称，这些年只顾玩弄权术，肚里的几滴墨水差不多都干涸了。但他是正总裁，别人必须听他的。
　　　　尚书彭元瑞文字功底较深，担任校勘工作，曾受命于乾隆编写《石经考文提要》，写好后呈送乾隆过目。乾隆看过，颇为满意，特别下诏褒奖了彭元瑞。这下引起了和坤的强烈嫉恨，他到处散布彭元瑞的坏话，说他才疏学浅，功底不够厚，所写的《石经考文提要》错误百出；又说“非天子不考文”，彭元瑞身为巨子，没有资格写这个《提要》。和坤制造了这些舆论，又把这些流言做为朝臣的议论奏明乾隆，乾隆很不以为然，替彭元瑞辨解说：“此《提要》是朕授意他撰写的，不算不合制度，不要听信流言。”和坤见皇上这样维护彭元瑞，陷害不成，只好作罢。
　　　　一计不成，又施一计，和坤怎么也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暗中又找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针对彭元瑞的《石经考文提要》进行攻击。《举正》书成后，他就冒充自己的作品，呈送给乾隆，请求乾隆下令销毁彭元瑞的《提要》。乾隆这次仍没有听从和坤的挑唆。和坤更加气急败坏，他干脆偷偷派人把彭元瑞撰写的、镌刻在石碑上的字全部磨掉
　“油耗子”和坤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清仁宗嘉庆正式取得皇权。料理完乾隆的丧事，嘉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和坤。就在宣读遗诏的这一天，嘉庆传旨逮捕和坤，命给事中王念孙会审，查明和坤的罪行，依法治罪。
　　　　朝臣纷纷上疏揭发和坤的劣迹，经过讯问核实，给和坤定了二十条罪状，大臣们极力主张严办和坤，将他斩首，而嘉庆念他是父皇的宠臣，曾任首辅，网开一面，仅令他自尽，并籍没私产。
　　　　当查抄者把查抄和坤家财的清单拿来时，大家传看后无不吃惊。清单详细地开列着抄查的家财情况，其中有：
　　　　房屋二千余间，田地八千余顷。银号十处，本银六十万两。当铺十处，本银八十万两。金库内赤金五万八千两。银库内银元宝、京镍、苏锞八百九十五万五千多锭。珠宝库、绸缎库、人参库，库存无数。
　　　　有人统计了一下，乾隆时朝廷的岁收入为七千万两，而和坤二十年为相，他的家产达八万万两之巨，比清廷十年的收入总和还多。难怪和坤一死，家产沙没后，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和坤富甲天下，而他的钱财家当都是利用权势贪污、纳贿、搜刮来的不义之财。为相二十年，和坤从不放过一切捞钱的机会，他不停地、千方百计地搜刮了二十年。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和坤年仅二十五岁，就凭着曲意承迎，讨好谄媚得到了乾隆帝的宠信，开始青云直上，他先是被命“直乾清门”，后被提拔为御前侍卫、兼副都统，仅一年，又被授为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不久又加官为步军统领、充崇文门税务监督，总理行营事务。这一系列官职都较有实权，尤其是崇文门税务监督，更是个来财的肥缺，许多官员为了一己私利向和坤行贿、送礼，和坤来者不拒，乘机狠狠地捞了一把。
　　　　清朝从康熙帝开始进入所谓的“盛世”，至乾隆皇帝，依然执行康熙时代的治国方针，乾隆也算个励精图治的君主，他处处以皇祖康熙为楷模，一心做个名垂青史的一代圣君。和坤极为了解乾隆的心理，投其所好，常常借着歌颂康熙的威德来赞颂乾隆的恩泽四海和武功盖世，大得乾隆欢心。讨好皇帝是和坤的拿手好戏，但这只是他谋取私利的手段，他最终的目的在子捞取实惠。
　　　　一次，他与乾隆闲谈，提及风土人情，乾隆说起“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坤趁机向乾隆描绘了江南的秀丽景色，还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康熙下江南的盛况，并怂恿乾隆效法皇祖南巡，说得乾隆心动起来，便决定巡游江南。
　　　　乾隆命和坤监造龙舟，和坤奉旨，操办起来。他派人到各地寻找能工巧匠，集合到京城，购买了名贵木材，极尽雕镂装饰之能事，把龙舟造得华丽无比，花费了大笔银钱，同时，和坤也从中捞了一把，一封封白花花的银子流进了他的私囊。
　　　　和坤又借机向沿途各省、抚台、衙门下发行文，让各地方官赶修行宫，疏浚水道，整修旱路，作好一切准备，迎接圣驾。
　　　　各地方官接到和坤的行文，个个吓得战战兢兢，唯恐准备不周，有误迎接圣驾，惹下杀身之祸。他们一方面逼迫百姓纳钱服役，卖命地准备，一方面争相向和坤行贿，请和坤替他们从中周旋。因为他们知道和坤是乾隆身边的第一宠臣，只要买通了和坤，打通和坤这一关节，就不愁平安无事度过皇上巡游这一关。和坤借此机会又大捞特捞，甚至公开索取财物。乾隆此番南巡，大大地显扬了皇威圣德，其排场阵势，远超当年康熙南巡的规模；而和坤借着这股东风，将自己的腰包装得鼓鼓地。
　　　　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山东巡抚国泰被告发贪纵营私，乾隆命和坤和都御史刘墉一起前去查办。和坤未动身之时，就派人向国泰通风报信，让他快想对策。原来，国泰一向与和坤狼狈为奸，他不仅时常向和坤贿赂财物、馈赠大量的珠宝，而且与和坤结党营私，合伙干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此次国泰犯事，和坤奉旨查办，心中早打算袒护国泰。和坤带人盘库时，只让检查人员抽查国泰事先弄好的几封银子，说数目不缺，便要草草了事。另一位御史钱洋见和坤有心包庇国泰，心中不服，坚决请求封库，认真彻底地检查。和坤无法，只好照办。第二天重查银库，发现有许多封内的银子是弄虚作假的，有些是临时以市银充数，企图蒙混过关这样，国泰一案得以查清。
　　　　虽然和坤包庇国泰没有得逞，但在查办此案的过程中，和坤收受了大量的贿赂，还是不虚此行。
　　　　在和坤受宠得势的几十年中，他每办一案，每做一事，每到一处，必定要大捞一把，各省的金库渐渐空了，而和坤家的金库盖了一个又一个，金银财宝塞屋充栋，多得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数目。
　　　　和坤手握内务府大权，各国向朝廷的进贡品，都要先经过他的手。和坤总是从那些珍贵物品中精选出最贵重，他最喜爱的宝物，掖入自己的囊中，然后再把剩下的东西收进皇库，归皇上所有，所以，皇库里有的宝器，他家都有；皇库里没有的珍品，他家却有。
　　　　有一次，七阿哥不慎打破了一只碧玉盘，怕父皇怪罪，急得饭也吃不下，差点儿哭起来。他的皇兄御妹给他出主意，要他去找和坤帮忙。和坤索贿要赂成了习惯，对皇上的儿子也不例外，他先是不管，后来七阿哥送给他一串正珠朝珠，他才答应帮忙。和坤把家藏的一只碧玉盘拿出来交给七阿哥，让他陪上。七阿哥接过一看，这个盘要比他打破的盘好上不知多少倍，早听说和坤府上富敌皇家，七阿哥却想；和坤可比皇上富多了。
　　　　的确如此，皇家以天下为家，而天下的钱财都流进了和坤的私宅。有一年，陕西抚台派员给和坤送来二十万两白银，和坤府上的内监问道：“是哪一档货色？”送银的人说：“足色纹银。”内监连眼皮都没撩，看都不看一眼，嘴一撇，说道：“象这样的粗货没地方放！”和坤钱库里的珍珠玉石盛都盛不下，哪有地方存放银子？不仅和坤富得赛过帝王，就连他家的奴仆也富比王侯，家奴刘全家资二十余万，并藏有大珍珠子串，这在当时是违法的。
　　　　和坤府上的仓库越盖越多，个个金银满库，而天下的金银越来越少，各省仓库越来越空，差不多闲置起来没用了，就连为皇上祝寿，都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东西。
　　　　对于和坤的贪得无厌，一味搜刮，百姓怨恨，朝臣不满，当时还是十五皇子的嘉庆对和坤也是深恶痛绝。嘉庆元年，仁宗接过乾隆禅让的皇位，正式登基，但朝中大权仍在太上皇乾隆的掌握之中，嘉庆只得将对和坤的憎恶深藏不露。乾隆一死，和坤也就随之倒台。
　　　　除去了这只吞食天下财物的“硕鼠”，朝野上下一片欢腾
　袁世凯诈施缓兵计
　　　　阳春三月，气候温和，荷塘里的荷叶亦已泛绿，塘的四周是开着各色鲜花的奇树异草，树上则时有莺歌啁啭，煞是一片大好春光。而此时，池塘上正停着扁舟一叶，舟上一个长得敦厚壮实的男子戴着斗笠，手执着钓杆正在钓鱼。细一观察，不禁觉得怪异，此翁虽拿钓杆却不看渔标，只见其时而闭目养神，时而凝望沉思，看起可真有点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风度。
　　　　这一个看似闲情逸致其实心神不定的男子，不是别人，正是曾在朝中担任过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
　　　　他干1909年1月2日被摄政五载沣以“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开缺回藉养菏”。其实他心里明白，这不过是客套的表面之辞，真正原因是自己的权势日益增大，皇亲国戚们怕危及他们的安全和利益，才采取的软杀人的办法。
　　　　从此，袁世凯开始了在家乡的闲居生活。河南著名风景区百泉和苏门是他常流连的地方。那流水清澈、毛发可鉴的百泉，那雄伟玲拢的楼台亭阁，那嵯峨苍绿的苏门山，那珍禽异兽和无产阶级专政。哲学基础是新康德主义。参见“司徒卢，那多彩的花草树木，给了他无限的快乐和美的陶冶。大自然以它的纯真和妩媚荡涤着他的心胸，恰治着他的性情；诗人骚客的往来唱酬，妻妾子女的天伦之乐慰烫着他那受伤的心灵。渐渐地他的身心恢复了平衡，萎蔫之气也被洗荡全无。他重又找回那曾失去的感觉。闲居生活开始有些不适应他了，那颗不甘寂寞的心又开始起博了，那生生不息的权力欲望开始复苏了。袁世凯又变得不安份起来了。
　　　　他开始频繁地与亲戚故旧通信往来，甚至不惜违法地在家里开设电报处，让那嘀嗒的电报机声打破他周围过于平静的氛围。通过这些渠道，外界的信息纷至传来，袁世凯张开着敏锐的眼睛，随时捕捉着其中任何一个有用的消息。他想出山了，但机会还没来。他迫不急待地想知道这一机会能在什么时候光临，于是去请了一个较有名气的盲人八挂先生给测算测算。结果令他满意，先生告诉他：“到辛亥八月节，官星就动了。”
　　　　事情果然应验。1911年（即辛亥年）10月14日，清发布的上谕送至他的手上，任命他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
　　　　清廷这么做，是出于无奈。1905年至1910年全国各地发生的抢米风潮和起义，以及统治层进行的立宪斗争和争取路权的斗争，把清政府搞得焦头烂额，疲于应付。
　　　　更雪上加霜的是，10月10日革命党人发动的武装起义，声势越来越浩大，武汉三镇失守，湖广总督瑞澄，第八镇统制张彪弃城逃跑。前往解救的陆军大臣荫昌所率的两镇陆军，大部又是袁世凯的北洋旧部，荫昌指挥不灵形势仍没有救。
　　　　这时，英法德美等国，害怕起义会冲掉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利益，纷纷给清廷施加压力。美国、法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和贾恩纳都认为：“袁世凯在训练新军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他看来是制止叛乱浪潮、争回不忠的军队以及同起义首领中的某些人达成协议的唯一人物。”美国还派了人入宫觐见，带着命令的口气告知清廷；“不是任他作一个寻常的高级官吏，而是作朝廷的顾问兼皇权执行者。”
　　　　与袁世凯有密切关系的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也瞅准机会再次向载洋提议起用袁世凯，并以身家性命作担保。载沣开始显得很不情愿，这不仅仅是由于他曾签令辞退袁世凯回家，而是他对袁世凯的为人太了解了，恐怕会引起同样不可收拾的后果。但环顾清室文武百官，竟没有哪个能担当得起镇压的使命，为了解眼前之急，才不得不说：“姑且照你们的办，但你们不能御责。”
　　　　许多人满以袁世凯定会欣然应命，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他竟发回一个推托的奏折，称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现军事紧迫，何敢遽请赏假，但困顿情形，实难支撑。已延医速加调洽，一面筹备布置，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这，藉答高厚鸿慈于万一。”袁世凯以足疾被撤职回乡，这次他以足疾为由推辞，颇有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既达到了讽刺对方的目的，又让对方不好发作。但他很狡黠，没有把话说死，说足疾稍好即行赴任。
　　　　奕劻不知袁世凯胡芦里卖的什么药，即派徐世昌前往彰德劝驾。徐与袁本是一伙，两人密商后，袁世凯这才打出出山所要满足的六张牌：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六、须与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此六条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袁世凯向清廷所提的这六条可不是什么小东西：内阁总理大臣和军事大权。这么大的胃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嫉袁的亲贵们的反对，大骂袁世凯乘人之危，漫天要价。连对他已有点屈从的载沣也难以接受。可袁世凯毫不在乎。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出乎意料的快，全国各地都爆发了响应武昌的起义，革命党人的胜利在不断地扩展，而清政府的军事则毫无进展。这与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