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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谷幽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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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纟希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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