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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法〕托克维尔-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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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这个问题上，我宁愿引用杰斐逊的话，而不愿引用其他人的话，因为我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宣传民主的最坚强使徒。
⑦《１７８９年３月１５日杰斐逊致麦迪逊的信》。
〔参看《杰斐逊文集》第７卷第３１２页，华盛顿，１９０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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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不存在行政集权
全国的多数没有包办一切的思想——全国的多数必须利用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去执行其主权意旨
我在本卷第一部分，曾对两种集权作过区分。我把其中的一种集权称为政府集权，把另一种称为行政集权。
在美国，只有第一种集权，而另一种集权则不存在。
假如领导美国社会的权力把管理国家的这两项手段均掌握在手，并兼有包办一切的能力和习惯以及发号施令的大权；假如它在确定管理国家的一般原则之后，还要屈尊去管理其应用的细节；假如它在规定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还能屈尊去过问私人利益，那末，自由在新大陆早就不复存在了。
D在美国，多数虽然经常流露出暴君的嗜好和脾气，但还没有施行暴政的最完备手段。
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里，中央政府至今只管理少数值得它特别注意的事务。它不参与管理社会的次要事务。它甚至
“自由在新大陆早就不复存在了”。
参阅第９８页法文版编者注。
托克维尔的D话或许适用于我们当代，因为他在１８３５年就已预见到政府集权将会得到行政集权的增援。——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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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样的想法。多数虽然越来越专制，但没有给中央政府增加特权，而一直把一切大权留给自己。因此，专制在一个点上可能是大大加强了，但未扩及到面上。全国的多数，尽管其激情动人，其倡议振奋人心，也无法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使全体公民服从它的意旨。当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责成一些官员去执行命令，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不能每时每刻予以指导。
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象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流速，就是使命令流错了方向。即使法令是强制性的，自由也会在法令的实施当中找到庇护所，而且多数也无法管到事情的细枝末节，甚至我敢说管不住行政当局的敷衍塞责。其实，多数本身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尚没有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力。它只知道自己的自然力量，还未掌握扩大这个力量范围的技巧。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假如将来有一天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来，而这个国家原先有过一个独夫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末，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之令人难忍将超过在欧洲的任何君主国家。要到亚洲，才会找到能与这种专横伦比的某些事实。
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
探讨什么是法学家精神的本性是有好处的——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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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１４３
家对行将诞生的社会负有重大使命——法学家从事的工作何以使他们的思想具有了贵族气质——可以抑制这种思想发展的偶然原因——贵族发现自己容易与法学家联合——暴君利用法学家的可能性——法学家是如何成为与民主因素自然结合起来的贵族因素的——使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精神易于具有贵族气质的特殊原因——美国的贵族是律师和法官——法学家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是如何深入到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以及最后是如何使人民本身都具有了行政官员的某些属性的
我在走访一些美国人和研究美国法律之后，发现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任其对政府施加的影响，是美国今天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在我看来，这个效果来自一个一般原因，而研究这个原因则很有好处，因为它在别处可能再现。
５００多年以来，法学家在欧洲一直参加政界的各种运动。
他们时而被政权用作工具，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在中世纪，他们为王权的扩大效了犬马之劳；从那以后，他们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这个权力。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在法国，他们以贵族的最危险敌人的面目出现。
那末，法学家是不是被偶然的和暂时的冲动左右过呢？
或者是不是因为环境而被他们天生的和经常重现的本性驱使过呢？我想弄清这个问题，因为法学家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或许负有首要的使命。
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从工作中养成了按部就班的习惯，喜欢讲究规范，对观念之间的有规律联系有一种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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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爱好。这一切，自然使他们特别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
法学家在研究法律当中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独辟一个行业，在知识界中形成一个特权阶级。他们在执业当中时时觉得自己优越，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缺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经常在公民中间充当仲裁人；而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的习惯，又使他们对人民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感。除此而外，他们还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团。。。
体。这不是说他们彼此已经互相了解和打算同心协力奔向同。
一目标，而是说犹如利益能把他们的意愿联合起来一样，他们的专业相同和方法一致使他们在思想上互相结合起来。
因此，在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贵族的部分兴趣和本性。他们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由衷热爱规范。
他们也和贵族一样，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对民治的政府心怀蔑视。
我不想说法学家的这些本性已经顽固到足以把他们死死捆住的地步。支配法学家的东西，也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的利益。
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在政界不能获得他们在民间所处的地位。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我们可以肯定法学家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但是，应当研究他们走上破坏或改造现实的原因是出于他们的固有本性还是出于偶然。不错，１７８９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如此的原因，是出于他们研究了法律还是出于他们没有能参与制定法律，尚有待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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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多年以来，英国的贵族曾多次领导人民，并代人民发言；但在今天，他们却维护王位，并为捍卫王权而斗争。但是，贵族仍保持其特有的本性和偏好。
因此应当注意，不要以偏盖全，即不要把团体的个别成员视为团体本身。
在所有的自由政府中，不管其形式如何，法学家总是在各党派中居于首列。这种看法亦适用于贵族政体。激发群众起来行动的民主运动，几乎都是由贵族发动的。
一个群英荟萃的团体，永远满足不了它的全体成员的各种野心。其成员的天才和激情往往没有用武之余地，所以很多人因不能很快享有团体应有的特权而攻击这些特权，以便尽快升到上层或另建新的团体。
因此，我不认为将来会出现一个全由法学家作主的局面，。。
也不认为法学家在任何时候大部分都能表现自己是秩序的友。。
人和改革的敌人。
我认为，在一个社会里，如果法学家安居高位而无人反对，那他们的思想将是极其保守的，并将表明是反民主的。
当贵族政体为法学家关上晋升的大门时，法学家就会变成它的最危险的敌人。这个敌人在财力和权力上虽然不如贵族，但在活动上却可以独立于贵族，并认为自己的智力与贵族不相上下。
但是，每当贵族愿意将其某些特权分给法学家时，这两个阶级便能十分容易地联合起来，甚至可以说能够成为一家人。
我也偏于相信，一个国王经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使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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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自己政权的最有用工具。
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打击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合力，却远远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合力。同样地，尽管经常看到社会的高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但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自然亲合力，却大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这种亲合力。
法学家之爱秩序甚于爱其他一切事物，而秩序的最大保护者则是权威。另外，也不应当忘记，即使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一般也把法治置于自由之上。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学家也不会有什么不满。
因此我认为，一个君主面临日益高涨的民主而欲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和减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将是大错特错。他将失去权威，而徒有权威的外表。
我不怀疑，让法学家参加政府，对国王是比较有利的。
如果政府的专制是以暴力进行的，那末，在把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专制在法学家手里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
民主政府有利于加强法学家的政治权力。
如果把富人、贵族和君主撵出政府，法学家在政府里就将总揽大权，因为那时唯有他们是人民能够找到的最聪明能干的人了。
法学家一方面因其爱好而自然倾向贵族和君主，另一方面又因其利益而自然倾向人民。
因此，法学家虽然也喜欢民主政府，但没有民主的偏好，没有承袭民主的弱点，从而能通过民主并超过民主使自己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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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强大。
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也信任法学家，因为人民知道法学家的利益在于对人民的事业服务；人民听法学家的话而不气恼，因为人民预料法学家不会出什么坏主意。事实上，法学家根本不想推翻民主创造的政府，而是想不断设法按照非民主所固有的倾向，以非民主所具有的手段去领导政府。法学家，从利益和出身上来说，属于人民；而从习惯和爱好上来说，又属于贵族。法学家是人民和贵族之间的天然锁链，是把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环子。
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容易与民主的自然因素混合，并以有利于己的方式与其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我并非不知道什么是法学家精神的固有缺点，但民主精神如不结合法学家精神，我怀疑民主可以长期治理社会；而且，如果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不随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不相信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共和国能够有望保住其存在。
我从法学家精神中见到的这个贵族特点，在美国和英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表现得明显。
D 其原因不仅在于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参与了立法工作，而且在于立法工作的性质本身及法律解释者在这两个国家所处的地位。
英国人和美国人保留了比附先例的立法办法，即他们继
参阅霍尔兹沃思：《英国法律史》（共９卷，伦敦，１９２—１９２６年）
；沃伦：D《美国法律史》（剑桥，１９１２年）。韦伯在其《经济与社会》（杜宾根，１９２５年）和《政治论》（慕尼黑，１９２１年）中，曾强调律师在政治生活中的优越作用。再参看我（梅耶）
的《马克斯。韦伯和德国政治学：关于政治社会学的一项研究》（伦敦，１９４５年）。——法文版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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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依据祖先的法学观点和法律定则来建立自己在法律方面应持的观点和应守的定则。
一个英国或美国的法学家，几乎总是把对古老东西的敬爱和尊重与对正规的和合法的东西的爱好结合起来。
这对法学家的精神面貌，随后又对社会的动向，还起着另一种影响。
英国或美国的法学家重视既成的事实，法国的法学家重视何以出现此事实，即前者注重判决的本文，后者注重判决的理由。
当你倾听英国或美国的法学家的陈述时，你会为他们三番五次地引证他人的观点，极少发表自己的见解，而感到吃惊。在法国，情况就与此不同。
法国的律师在处理一个小案时，也不能只是进行一般的陈述而不引证他所持的成套法学思想。他将滔滔不绝地引述法律的立法原则，以劝说法庭采取变通办法后退几步。
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从思想上就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与他们祖先的思想不符。
这种盲从祖先思想的百依百顺，必然使法学家精神沾染上畏畏缩缩的习性，使其在英国和美国养成的惰性比在法国严重。
法国的成文法往往很难理解，但人人都可以研讨。相反地，对于普通人来说，再也没有比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更使他糊涂和莫名其妙的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对先例的这种尊重，他们在教育中养成的这种尚古思想，日益使他们脱离人民，并终于使他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法国的法学家都是学者，而英国或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则好象是埃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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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并象埃及的祭司一样，只充当一种玄奥科学的解释者。
法律界人士在英国和美国所处的地位，对他们的习惯和思想起着一种不算不大的影响。一心将一切在本性上与己有某些类似的东西拉到自己方面来的英国贵族，极为尊重法学家，并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在英国的社会里，法学家虽然没有进入最高等级，但他们却满足于现在所在的等级。他们是英国贵族中的少壮派，他们爱戴和尊敬他们的老大哥，而且不去同他们争权。这样，英国的法学家便把他们活动圈子里的贵族思想和情趣，与他们职业的贵族利益结合起来。
我试图描绘的这种法学家的形象，在英国表现得最为突出。英国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并不是因为法律良好，而是因为法律古老；即使他们要对法律进行某些修改，使其适应社会的时势，他们也是万变不离其宗，对祖先留下的东西进行修修补补，只发展祖先的思想，只完善祖先的业绩。不要期待他们会以革新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也不愿承担冒犯老祖宗遗训的大罪。这就是英国人对待法律的态度。这种态度毫不关心事物的实质，只重视法律的条文，宁肯违反理性和人情，也不改动法律上的一文一字。
英国的立法工作就象侍弄一棵古树，立法者向这棵树上嫁接各式各样的枝条，希望枝条结出千奇百怪的果实，或至少让繁茂的枝叶簇拥支撑着它们的树干。
在美国，既没有旧式贵族又没有文士，人民不信任富人。
因此，法学家形成了一个高等政治阶级，他们是社会上最有知识的部分。于是，他们只能舍弃改革，使自己的爱好秩序的本性增添了保守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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