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探花帅承瀛-第3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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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他“风流”就在于他终日以酒为伴无拘无束的行为。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五代传人就是唐朝的李白。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在西域的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幼时随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县）青莲乡。少年即显露才华，吟诗作赋，博学广览，并好行使。从二十五岁起离川，长期在各地漫游，对社会生活多所体验。其间曾因吴钧等推荐，于天宝初供奉翰林。但在政治上不受重视。又受权贵谗毁，仅一年余即离开长安，政治抱负未能实现，使他对当时政治腐败，获得较深认识。天宝三载，在洛阳与诗人杜甫结交。安史之乱中，怀着平乱的志愿，曾为永王幕僚，因兵败牵累，流放夜郎。中途遇赦东还，晚年飘泊困苦，卒开当途。据最早的文献（唐李阳冰《草堂集序》和唐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载，李白是五胡十六国之一西凉国的创建人武昭王李高的九世孙，祖籍是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在隋朝末年，李白的祖先因罪或其他原因流亡到西域的碎叶，隐姓易名，流寓了五世，到了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李白的父亲才携带家族重新返归内地，定居于西蜀绵州的昌隆（今四川江油），同时恢复李姓。唐朝皇帝也是李高的后裔，所以李白长大以后在社交中常常同唐宗室子弟联宗，以从兄弟、叔侄或祖孙相称谓。不过可能是因为李白这一房人经历了隋末事故和将近一百年的流亡生活，“难求谱谍”，所以没有得到唐朝政府掌管皇室亲属的宗正寺的正式承认。现在一部分研究李白的学者，把李白在诗文中所标明的与宗室子弟的世代关系，以李白自称为李高九世孙作标准加以核对，发现往往自相矛盾，联系到当时人们冒称宗室，相互联宗，以抬高自己的门第的风气相当普遍，所以认为李白并不真正是李高的子孙。李白一生活动主要在唐朝中期的玄宗、肃宗时代。玄宗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大战乱？？安史之乱。这场战乱长途八年，到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才算最后平息。战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摧残，广大人民惨遭浩劫。从此以后，唐朝就开始走向衰落，封建中央集权日益削弱，藩镇割据势力相对强大，战乱不断。李白一生正处在这个由进入全盛到急剧衰落的历史时期。他是这个时期许多重大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也是这个时代的卓越歌手。他终生以“酒仙”自居，无拘无束，就是他的“风流”所在。
　“风流才子”的第六代传人是北宋词人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其生卒年未见史籍明载，据今人唐圭璋《柳永事迹新证》，约生于宋太宗雍熙四年（987），卒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他的文学活动期间约略相当于仁宗朝（1023─1063）。其年齿与晏殊相近。因排行第七，故也称为柳七。官至屯田员外郎，世称柳屯田。他又做过余杭令，昌国州晓峰盐场大使，监督制盐，因此深知贫苦盐民的悲惨生活。他的《煮海歌》说他们终年“周而复始无休息，官租未了私租逼。驱妻逐子课工程，虽作人形俱菜色”。他的诗流传下来的不多，只有两三首。但即如上引《煮海歌》，已可见其风格和他的词完全不同。他为后人所重视的，是他在宋词方面的贡献。他在这方面之所以有显著的成就，和他生性放浪、风流倜傥的私生活有关。据宋人笔记，他因在〔鹤冲天〕词中说过：“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宋仁宗所不喜，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因此他屡试不中。直到他改名为“永”，才中了景？元年（1034）的进士。按〔鹤冲天〕开头说“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则此词正为“下第”而作，并非先有此词而后仁宗除他的名。其次，象他这种似乎颓废的牢骚是当时一般士大夫常有的习气，连堂堂宰相范仲淹都说：“屈指细寻思，争如共刘伶一醉”，“人世都无百岁，忍把浮名牵系？”（〔剔银灯〕）柳永的牢骚，正是从范仲淹那里来的。又据说，因为仁宗对他的批评，他就自称“奉圣旨填词”（《艺苑雌黄》）。其实，他平日填词，所奉的不是皇帝的圣旨，而是和他亲密交游的歌女舞伎的“芳旨”。柳永年轻时是个风流才子，喜欢为秦楼楚馆的姑娘们和教坊的乐工们（演奏员）用当时的口语为她们填词，写出她们的心思。柳永大概没有结婚，他死后没有家属为之营丧葬，由歌女们聚资为他营葬，因此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以后她们每年还为他举行“吊柳会”，《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江楼记》即是敷衍此事成为小说。把柳永恋爱故事的传说写成剧本的，有元曲《钱大尹智宠谢天香》，关汉卿著，剧本说明他赴考以前尚未结婚。从他的词中可以看出他常在旅行中，在城中则就宿在歌女家中。他在词史上的贡献有两个方面：其一，他是长调（慢词）的倡导者。其二，他用俗语填入词中。宋初词宗《花间》，多唱小令。由柳永大力开拓新局面。试看北宋初年直到徽宗时代，几个大名家的词集几乎全是小令：例如晏殊的〔珠玉洞〕，全部130多首中，除了卷末5首应酬的寿词〔拂霓裳〕、〔连理枝〕是中调外，几乎全部是小令。欧阳修的《六一词》，也绝大部分是小令，而且有些调子用得特别多，如〔渔家傲〕30调，〔玉楼春〕29调，〔蝶恋花〕17调，〔采桑子〕13调。这些情况，都是符合《花间》和南唐的本色传统的。在北宋大家的集子中，保存长调最多的要算柳永的作品，而且以《乐章》名集，又在许多慢词的调名上还注明宫调名称，以指导乐器的演奏员按调奏乐。如“正宫”、“仙吕宫”、“大石调”等。可见他不但提倡写长调，而且着重证明长调也和小令一样，可以入乐演唱；他的作品不仅是诗集而且是唱本，故名《乐章》。和柳永约略同时的张先也写了一些慢词，但比柳永要少得多。《乐章集》中除少数当时流行的小令如〔玉楼春〕、〔巫山一段云〕、〔少年游〕、〔木兰花〕、〔蝶恋花〕等外，绝大多数是长调，其中有不少是他自创的。其最长者如〔戚氏〕多至212字，〔抛球乐〕188字，这是以前所没有的。自他开创了写长调的风气，后来苏轼也写〔戚氏〕、〔哨遍〕等长调。柳永的〔忆帝京〕说：“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苏轼的〔雨中花慢〕说：“算应负你，枕前珠泪，万点千行。”从这些材料中，最可以看出，正是苏轼受柳永的影响。世人论苏轼词称他以柳永为舆台（奴仆），不符合事实。柳永的〔八声甘州〕，“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三句曾被苏轼评为“不减唐人高处”（《侯鲭录》）。此词上片“惟有长江水，无语东流”，即苏轼〔念奴娇〕“大江东去”所本。下片“误几回天际识归舟”，即温庭筠词“过尽千帆皆不是”之意。北宋词家融化前人佳作，大率如此。柳永生在仁宗时相对繁荣安乐的社会环境中，享受汴京的都市生活。除了一部分作品是描写歌女舞妓的闲愁别恨以外，也写了不少他自己不得意的牢骚，以及羁旅行役之苦。在这些作品中描写祖国的如画的江山，真可谓“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如〔满江红〕“暮雨初收”，〔望远行〕“长空降瑞”，〔雨霖铃〕“寒蝉凄切”都是一幅幅山水画卷，读之如置身大自然中。至于他铺写都市风物之美，也可以使读者眼明神旺。相传金主完颜亮因为读了柳永的〔望海潮〕而动南侵之念，妄想“立马吴山第一峰”。柳司〔望海潮〕称“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又称：“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关于柳永作品的评价，自宋以来即有分歧。各家评语有一点比较一致的，即认为他引用俗语，不登大雅之堂，作品主题多与妇女有关，不免尘下，但也因此而为广大人民所喜爱。从西夏来的使臣说，凡有饮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和他采用民间俗语入词有关。可是就现有柳词之见于《乐章集》者来看，他的词中用俗语者其实不多，还不如黄庭坚，大概编集时已经删削。宋人中评柳词较公允者，王灼说他“序事闲暇，有首有尾，亦间出佳语，又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碧鸡漫志》）。陈振孙说：“其词格固不高，而音律谐婉，语意妥贴，承平气象，形容曲尽。”（《直斋书录解题》卷二十一）这是因为柳永用晚唐律赋的笔调铺陈当时京城的承平气象，富丽风光，如《乐章集》第一首〔黄莺儿〕：“黄鹂翩翩，乍迁芳树。观露湿缕金衣，叶映如簧语。晓来枝上绵蛮，似把芳心深意低诉。”用流利酣畅的文字，写出春光明媚的形象气氛。因此，比写凄苦之词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更为不易。他尤其擅长用老百姓日常的生活语言溶化入词，所谓“？？从俗”，能使“天下咏之”。文人雅士在这方面比赛不过他，只好承他的词“极工致”。但又说他的词“多杂以鄙语，故流俗人尤喜道之”。比较有分析眼光的是近人夏敬观的评语，他认为：柳词当分雅俚二类。雅词用六朝小品文赋作法。层层铺叙，情景兼融。一笔到底，始终不懈。俚词袭五代淫？之风气，开金元曲子之先声。比于里巷歌谣，亦复自成一格。说柳词应分雅俚二类，极有见地，对于后世许多词人的作品，也都应该如此看待。例如向子？的《酒边词》，他自己先分为新词（南宋）和旧词（汴京）二集。苏轼、辛弃疾、李清照诸人的作品，都应一分为二，分别看待。柳永《乐章集》有汲古阁《宋六十名家词》本，《？村丛书》本。
　“风流才子”衣钵的第七代传人当属苏东坡。宋代文学家、书画家苏轼（公元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佑元年（1056），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应举，次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佑六年应中制科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其父苏洵于汴京病故，他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初还朝任职。因与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有许多不同，请求外调，自熙宁四年至元丰初期他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革新除弊，因法便民，颇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他因所谓以诗文诽谤朝廷的罪行下狱。侥幸被释后，谪贬黄州。元佑元年（1086），旧党执政。苏轼被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但在罢废免役法问题上与旧党发生分歧。元佑四年，出知杭州。六年召回，贾易等人寻隙诬告，苏轼请求外任，先后被派知颍州、扬州、定州。这期间，他仍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断进行某些兴革。绍圣元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贬斥元佑旧臣，苏轼被一贬再贬，由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死于常州。苏轼在儒学体系的基础上濡染佛老，他把儒、佛、老三家哲学结合起来，各家思想对他几乎都有吸引力。他早年具有儒家辅君治国、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有志改革北宋的萎靡的积习。佛老思想一方面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另一方面，齐生死、等是非的虚无主义又有严重的逃避现实的消极作用。这种人生思想和生活态度，在他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反映。苏轼在政治道路上是坎坷的。由于他主张改革但不赞成王安石变法，因而既与变法派发生矛盾，又同维持现状的保守派有所上苏轼为人表里澄澈，讲究风节操守，这就使他既不见容于元丰，又不得志于元佑，更受摧折于绍圣。然而这正好有利于他加深阅历，扩大视野，使他在文学上获得很大的成功。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他是有多方面创作才能的大家，在诗、词、散文等方面取得了独到的成就。在诗词方面，苏轼今存诗2700多首，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采。同情人民、关心生产是苏诗的一个突出内容。但更多地方则针砭了新法的流弊。部分关怀生产的诗歌，如《次韵章传道喜雨》、《答吕梁仲屯田》、《石炭》、《秧马歌》、《游博罗香积寺》等，表现了人民的痛苦，针砭了时弊，情真语挚，朴实无华，对前人很少涉及的社会题材，多所开发，取材广泛，命意新颖。苏轼的写景诗和理趣诗，艺术价值最高，最为脍炙人口。《游金山寺》、《望海楼晚景》、《望湖楼醉书》、《饮湖上初晴后雨》等诗，描绘了长江夜色、江南晴雨、西湖胜景；《登常山绝顶广丽亭》、《百步洪》、《登州海市》等诗，则逼真地描绘了江北的地方风物和名胜。苏轼不但善于观察和捕捉各地景物的不同特点，而且以欣喜爱悦的感情描绘了农村环境的清新朴厚。在岭南所写的农村景物诗，体现出作者同惠州百姓和黎族人民融洽的关系。苏轼善于从日常生活和普通自然小景中悟出新意妙理，发人所未发，写成引人深思的理趣诗。如《题西林壁》、《琴诗》、《泗州僧伽塔》等篇，即景寄意，因物寓理，意在言外，余味不尽。还有些诗常常满涵着爽朗乐观的情趣，体现出不畏逆境，傲视磨难的精神。此外，苏轼写过不少品诗、题画、鉴赏书法的诗歌，如《读孟郊诗》、《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石苍舒醉墨堂》等。苏诗奔放灵动，逸态横生，才思四溢，触处生春，艺术上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苏轼体察敏锐，诗笔爽利，无论描写风光、物态和人情，都可做到写物传神，颇饶情韵。苏诗想象丰富，奇趣横生，比喻新颖贴切，引人入胜。苏诗有时直抒胸臆，议论英发，文思如潮，极富气势。苏诗的议论化，固然有助于抒写的自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