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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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排的人头墓石，又有荒山野岭，我的身体在此间飘来飘去，最后由一个长者指示我走出生天（这段情景，我在日后写了回忆录，并绘了插图）。　
　　我在泥堆里被活埋了两日后，竟奇迹般复活。醒来时觉得口渴，呼吸吃力，身上都是泥，我挣扎着身躯，用力扒开土堆，力图站起，但无法起立，站不牢，眼花身软，又倒在地上，如是者一爬一伏，在泥土上前进，一心想爬回家，赶紧见到家人。　
　　我在爬回去的过程，路经不少尸首，也越过我们邻家女尸，叫阿云的，他父亲叫陈世昌，有两个女儿，大的叫阿喜，小的叫阿云。后来才听说，阿云很勇敢，为了不让母亲被日本兵杀害，她抱住日本兵的腰身不让刺，谁知日本兵刺杀她母亲后又反过身来对她刺了一刀，母女三人共赴黄泉。　
　　日本兵血洗我们这个村庄，我家和伯父家共牺牲了九条人命。屠杀发生前，我家成员除父母兄弟姐妹外，另有父亲的2个叔伯夫妻，堂兄弟4人，堂姐妹3人，母亲方面的亲戚，有舅舅和舅母2人，远亲4人，共计25人，同居一屋，而存命下来的，仅4人而已。我先死了父亲，伯父谢财成，堂兄谢昭原，他当年只有15岁左右，还有舅舅。我母亲也身受重伤，不过，她有七个月身孕，很勇敢的坚持活到胎儿出世，才带着重创过世。　
　　再回头说我匍匐爬抵家门，只见满屋狼藉，到处横卧尸首，女尸首占多数（亲戚），有的已浮肿，发出腐臭味；有个小孩尸体，大约一岁半，也遭日军用刺刀刺死。日军这样滥杀良民，真令人悲叹。　
　　我大姐也身受重伤，躲在床下，不敢见人，我母亲见我回来，抱住我的头说，幸好我仍活着。她摸我头时的那种慈祥，我永生难忘，三个月后，她散手西行。我一生痛恨日军，为何令我丧失慈母，为何在我只有10岁时便尝尽这痛失慈母的痛苦，我常常暗自呼唤，暗自哭泣，我想要回我的母亲。可我母亲再也不会归来了！　
　　我记起我们埋尸时，又经历了一次面对死亡的威胁。村里人都开始收拾尸首，抬去掩埋，而我们家的大男人都被杀害，剩下妇女小孩，我母怀孕更不便做粗重活。母亲在悲痛下对伯母说，我们是女人，受了伤，又没有力气搬动尸体，将来也无力养育子女，不如带着孩子们跳入养殖的池塘，寻死算了。　
　　一群孩子和两个妇女走到池边，伯母叫我们跳下去，我察觉到又要面临死亡，很难过，我刚刚从鬼门关逃回来，由活埋的土堆里逃出来，我强烈的求生愿望呼唤我，我不愿寻死，于是向大人喊：　我们不要死！大人和小孩都悲恸地哭泣。　
　　邻人们听到哭喊声，纷纷赶来，劝解我们回家，又施予援手，叫了几个大男人来，合力把九具尸体抬到胶林里埋葬了，这才结束了眼前悲惨的困境。　
　　过了不久母亲生下一个男婴，是我弟弟。母亲因受伤又精神郁郁寡欢，没有奶汁哺乳，我每天背着弟弟，到处向人讨奶汁，喂育弟弟。母亲不堪忍受折磨，不久就遗下我们撒手西去。我弟弟后来被伯母转送他人抚养。我们这群孤儿跟着伯母生活。　
　　伯母是妇孺之辈，没有受过教育，那时她听说日军要来抄家，便把我们父亲、伯父辛苦积攒的英国统治时代的货币，一叠叠的放在火炉里燃烧，我们宽裕的日子，就这么眼巴巴地看着在熊熊烈火中焚烧。日据时代，这种货币在黑市中叫价更高，可是妇女的无知，却让我们面临赤贫的生活。　
　　我小时候家境算宽裕，父亲延师让我与其他同宗小孩念过几年私塾，少年时代替英军服务时，也偷师学过绘画。我在战后60年代，陆续写下自己经历战争的回忆录，并绘了多幅图画，包括当我昏死在泥地、魂游地狱的一幕幕诡异奇景，又有我亲眼目睹日军如何残酷杀戮村民，他们的暴行十分恐怖，有两幅画是我真实目睹，终身难忘。其一为一家六口华人，因夫妻是裁缝，领了印度人贩来的布制衣贩卖，而遭日军毒手，绑在胶林树上，连两个小孩都遭殃，绑了四五日，最后大概饿死了，路经的人都感毛骨悚然。真相是印度人偷走日军营中的布贩卖，以致株连这家人，日军用这种杀鸡儆猴方式警告良民。　
　　投诉日期：　1998年8月28日。　
　　222．　蒙难者：　
　　孙绿娘大妈黄宝娘母亲梁悠远大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投诉资料（35）　　　
　　王砚娘大嫂雷秀菊二嫂陈春来三嫂梁亚笑三姐梁亚五五哥梁亚冬四姐梁亚七七弟梁亚八八弟梁亚九九弟王爱娘侄媳妇梁序才侄男梁序马侄男梁序猪侄男梁郡和侄男梁富仔侄男梁妹娘侄女梁桂娘侄女梁桂桃侄女梁金碰侄男梁金廷侄男梁金枝侄女梁金风侄女梁金钗侄女梁金汉侄男梁胡椒侄女梁亚英侄女梁尾仔侄男梁玉华侄孙男梁春英侄孙女未取名字（二个月大）侄孙女台上左起第二人为梁亚六先生，他已于1995年过世。　
　　投诉人资料：　梁亚六，男，1933年生。　
　　蒙难时间：　1942年2月14日。　
　　蒙难地点：　新加坡武吉知吗六英里。　
　　投诉内容：　我的名字叫梁亚六，生于1933年。原本生活在一个富裕的大家庭里，包括父母姑叔兄弟姐妹一共40人，住在新加坡西北部的一个叫林厝港的乡村。虽然大家不住在同一间屋子内，我父母和他们兄弟姐妹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我本身也受到长辈们的宠爱和无微不至的照顾，有享之不尽的母爱与物质。　
　　父亲名叫梁宙，在英国统治新加坡时取得英国人启新和南塔里的信任，被委托开拓林厝港数千亩的森林地带。经过好几年的时间，他不但把原来杂乱的草丛开垦成耕种田地，也把整个乡村建设的有条有理。他的功劳获得肯定，因此得到了当时殖民地政府和英国皇家的许多勋章和奖状，这包括了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授封的OBE。我父亲的事业和生意蒸蒸日上，并当上了林厝港的村长，深获这一带居民的爱护。甚至林厝港内的一条路也以他的名字命名。　
　　在日军未攻入新加坡之前，为了全体家族的安全，我们搬进去武吉知吗六英里的一座拥有防空壕而且设备齐全的住宅。本以为能免受日军的轰炸，没想到这地方也逃不过后来的浩劫。那是1942年2月14日，也就是农历新年除夕日，大约中午时刻乘搭三辆大卡车的日军来势凶猛到我家，凶神恶煞地要找我的父亲。当时我的父亲和几位亲戚不在家，日军分批把我们一家30多人包括一个两个月大的婴儿从防空壕里拖到地面。他们声色俱厉地呼喝，拳打脚踢，不分男女老幼，一律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连老妇与婴儿都不放过。日军刺杀的手法非常残酷，一刀接一刀不停地往受害者身上刺，有的还把刺刀在肉体内转了一下才拔出来。个个被刺的亲人嚎啕大哭，不停地捶胸痛哭和呼天唤地。个个都皮开见肉，血流如注，四处飞溅，死不暝目。当时日本兵的残酷动作与那刻骨铭心的景象，深深地烙印在我这9岁小孩的心灵里。　
　　日军不但对我们的哀声惨叫无动于衷，更变本加厉地杀害我们这一群手无寸铁而大部分是妇女小孩的无辜人民。在屠杀十多人后，日本兵暂停休息，个个汗流夹背，一边不停地抹汗，一边叽哩咕噜地说话。我们则心惊胆战，不断地颤抖哆嗦，丝毫没有反抗的能力。不久，凶暴的日本兵又开始残杀我们。由于恐惧，大家都挤在一起，被日军包围住。我这时站在人群中。他们毫不留情地用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我们，接着惨叫声四起，一个个卧倒地上。日军惨无人道的行为与那时的悲惨场面是非笔墨所能形容的。　
　　从中午杀到晚上，日军才离去。这场浩劫使我家族失去了30多个亲人和一大批贵重的金银珠宝。我被当时身受重伤的佣人从死尸堆中拖出来。目睹周围堆满亲人的尸体，身上又沾满血浆，浑身无力。大腿内侧挨了数刀，痛苦不堪。我带着重伤走向武吉知吗七英里，又遇上日军以机关枪扫射，还好天空一片漆黑，没被子弹击中。我躲在草丛里过夜，隔天有一位经过那里的日军的劳工发现了我，他脱下外衣给我穿。这位善心人是被日军抓去为他们挑担子的华人。　
　　梁亚六家族墓地在日军占领的三年多里，我吃不饱，穿不好，居无定处，必须依靠别人帮助。往后的日子里，我每当回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就悲从中来，无法入眠，不思茶饭。虽然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的所作所为逐渐淡忘，我却无法忘怀。历年来，每逢农历新年除夕日也是我那些死亡亲戚的祭日，我无法跟多数的华人一样高高兴兴地过年。每逢清明节日，我都带着沉重的心情到武林山被日军杀害的亲人的坟墓前悼念，数十年来如一日，以往的悲惨遭遇，无法得到公平的赔偿，使我终身耿耿于怀。　
　　经过了这痛苦的51年，我已经头发苍苍，如再不出声，再不说话，我死后这段悲惨的家仇家恨将永久得不到应得的偿还，我将对不起那些惨遭日军杀害的所有无辜亲属。因此，我坚决地认为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负责51年前日军对我家族的屠杀与劫掠，在我有生之年给予适当的赔偿与道歉。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　　　
　　1．　1989年7月20日（星期二）《新明日报》，叶寿权：　《蝗军杀我九亲人》　
　　新闻正文：　虽然事隔40多年，港尾村全村600多人被杀，只有30人逃出生天之情景，宛如昨日，历历在目。　
　　“蝗军疯狂屠杀，造成尸遗遍野，鬼哭神号，他们禽兽不如，是魔鬼的化身！”　
　　坚持讨回公道　
　　港尾村大屠杀见证者孙建成斥责蝗军暴行　
　　孙建成是一名的士（出租车）司机，每天穿行首都梳邦国际机场路线，他对本报说，在1942年3月16日，这个他永世不忘的日子里，蝗军夺走他9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生天，当时他才7岁，祖母则65岁了。　
　　在其他罹难者家属的配合下，孙建成将继续寻求日本政府对受害者家人作出应有的赔偿，虽然金钱不是万能的东西，日本政府若这样做，将表示他们承认犯下错误，并负起责任　
　　在港尾村被蝗军屠杀的孙建成亲人计有：　父亲孙紫针（32岁）、妹妹雪霞（3岁）、二伯母郑蜜（35岁）、堂姐孙维（12岁）、堂哥孙建国（8岁）、姑丈王在（38岁）、姑母孙腰（29岁）、表兄王意（8岁）、表妹王梅（6岁）。　
　　日军入村屠杀　
　　1942年，孙建成只有7岁，在一颗小小的心灵上，即烙下了悲惨而不可磨灭的创伤。　
　　孙氏追忆往事时，连每一个小节都记得十分清楚，宛如这幕悲剧在昨天发生一样。　
　　“1942年3月16日早上大约7点多，我跑去镇上路口看热闹，当时日本脚车队以2人排成2行的行军队伍，缓缓而过，后面紧跟一辆黑色的汽车，里面坐着一名军官”　
　　蝗军以枪杆上的刺刀刺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此情此景令人发指。　
　　孙建成说：　“港尾村村长杨金鸿之前已接到消息说日军将来这里和居民对话，并派发安居证。”传话者是严田中尉和侨本少尉。这两名军官还下令村民要夹道欢迎日军抵达，以示敬意。　
　　杨金鸿于是以村长身份吩咐村民热情欢迎日军，就好像全体村民那样，有谁敢违拗日军的意思呢？　
　　由于村长早已吩咐在先；一些日本兵跑到村民屋前指手划脚讲出一番人们听不懂的日本话时，村民就知道要出去小镇，等候日军到来。　
　　只有十多间店面的港尾村小镇大街，斯时间变得热闹起来，当时已聚集了大约几百名村民，他们都被令坐在草场上。　
　　躲在五角基看热闹的孙建成，当时望见地面上堆砌着一堆堆的枪杆，上面插着阴森森的刺刀，小小心灵彷佛觉得这里快要发生大事似的。　
　　大约80名日本军人在大块朵颐，狼吞虎咽似的饱尝美食后，就有所行动了　
　　想到这里，孙建成说：　“我们全部受骗了，蝗军有这么好心派发安居证？”　
　　当时，大约是早上10点多吧，日军拿起枪杆，把村民团团围住，这时，大家都知道大祸临头了，老妇、幼童，甚至是大人都哭了起来，无助的哭声传遍整个山野　
　　婆孙躲进床底　
　　孙建成说，蝗军这次不想浪费子弹，首先把人群分散，然后以枪杆上的刺刀逐个杀！　
　　“我不知道其他人被押去哪里，我的11个亲人，父亲、妹妹、姑母、姑丈等等都被分开押走。”孙建成说：　“祖母和我则押在一块，朝着芭上的2间屋走去。”　
　　遭日本蝗军残杀的森州港尾村　
　　六百余人的尸骨，被掘起之影。　
　　孙建成和祖母进入其中一间屋子，里面已有八九个人蹲在地上。当时有一名日本军人，在他们婆孙俩面前，用碗背磨刀，示意杀人　
　　这个军人出去了一阵子，又回到屋内拿枕头，不知有何用处。由于出去两趟，孙建成婆孙俩才有机会躲进床底，逃过厄运。　
　　婆孙俩躲进床底不久，就开始听到村民嘶喊及尖叫声，他们纷纷被刺杀了。　
　　回忆往事，想来命大，孙建成追忆说，看守他们的这个军人，也许是故意放他婆孙俩一条生路，竟然连床底都不去搜查。虽然如此，几百条村民的性命，却在同一时间丧失。　
　　佯言对付共党　
　　孙建成斥责蝗军在港尾村刺杀600多名无辜的村民后，自称只是对付共产党。　
　　他说，蝗军当天区区数十人在面对这么多共党时竟然没有人受伤，没有人被杀？这简直是鬼话，自欺欺人，有谁会相信？　
　　40多年来，就好像港尾村蒙难者家属那样，孙建成希望日本对蝗军大屠杀事件有所交代，并交代清楚。　
　　他也希望日本不要堂而皇之地指责别人滥杀无辜，因为日本曾犯下更严重的大屠杀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1）　
　　2．　1994年11月26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蝗军刺九刀死里逃生，杨振华受邀述血腥暴行》　
　　杨振华说：日本蝗军用刺刀从我的背部猛插后，留下多个伤痕。　
　　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占马来半岛时，干下一连串滥杀无辜良民的罪行，有关人神共愤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一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尸体到处暴晒，冤魂遍野，真的是鬼哭神号，悲惨万分。　
　　当年日本蝗军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展开大屠杀行动，共有670余人惨死在日军的刀尖下，连村长杨金鸿也不能幸免，一家26人被杀光，只有儿子杨振华一人被蝗军刺中九刀后大命不死，劫后余生。　
　　杨振华，现年60岁，目前居住在森美兰州芙蓉小甘密忠诚园住宅区，在瓜拉庇朥联合巴士有限公司任职。　
　　杨氏受到日本“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团结委员会”的邀请，于12月5日飞往日本，在该国六个城市举行的“亚洲公开讨论会”中，为蝗军大屠杀暴行史实作出证言，以下是杨氏讲述的当年亲身经历的悲痛事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马来半岛时，杨振华与家人是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巴力丁宜）居住。　
　　当时的港尾村约有100多间房屋，男女老幼人口共有600余名。大多数村民以务农为生，种植香蕉、黄梨、木薯，同时也养猪、养鸡、养鸭等。还有部分村民是在附近的大园丘当割胶工人。　
　　一家26人被杀　
　　杨氏父亲杨金鸿，当时是港尾村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