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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震-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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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精神病科的护士，一个是喜剧作家，一个是儿科医生，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航空公司飞行员，一个是版画复制匠。
在圣公会教堂她的葬礼上，我没有讲话。我什么也不想讲。我想说的一切，都是给她一个人听的，而现在她已离去。我们两人同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老朋友。我们之间最后一次谈话，是她去世前两个星期的一次电话交谈。
她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雅莫林斯基家中，我在纽约曼哈顿。我同我现在的妻子吉尔·克莱门茨结了婚，她是个摄影师兼作家。
我记不得我们俩是谁先拨的电话，是谁花的电话费。
反正是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不管发起人是谁，这次通话实际上是一次告别。
她死后，我们当医生的儿子马克说，他不会像她那样，为了多活几天，为了能够继续两眼炯炯有神地说“我等不及了！”而默许医生在她身上采取各种救治措施。
我们的最后一次谈话十分亲密。简问我，她死亡的具体时刻将由什么决定——好像我知道答案似的。也许她觉得自己像我写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就是这样的人物。在我们的二十二年婚姻生活中，是我决定着我们下一步的去向，到芝加哥，到斯克内克塔迪，或者到科德角。是我的工作决定我们下一步做什么。她从来没有从事任何职业。抚养六个孩子已经够她辛苦了。
我在电话里对她说，一个皮肤硒得黝黑、举止放荡、闲得无聊但并非不快乐，我们俩都不认识的十岁男孩会出现在斯格达巷末端用作船下水的砾石斜坡上。在科德角巴恩斯特布尔港，他眼望前方，但并不专注什么特别的东西，如鸟、船或其他别的东西。
离船下水的斜坡十分之一英里的地方，在斯格达巷末端的A6大道上。有一幢很大的老房子。在那里，我们曾养育了我们的儿子和两个女儿，以及我姐姐的三个儿子，直到他们长大成人。现在，在老房子居住的是我们的女儿伊迪丝和她当建筑师的丈夫约翰·斯奎布，以及他们的两个小儿子威尔和巴克。
我告诉简，那个男孩闲来无事，会像其他男孩一样拣起一块石子。他会将石子扔过港口。当石子划着弧线碰击水面时，她的寿期也就结束了。
简真心真意地愿意相信任何能使生活充满神奇色彩的东西。那是她的力量所在。她作为教友会教徒被带大，但在斯沃思摩尔度过了幸福的四年之后，她不再参加教友的聚会。同亚当结婚以后，她成了圣公会教徒，而他还保持着犹太人的文化。她至死仍然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相信天堂、地狱以及所有这类东西。为此我感到高兴。
为何如此？因为我爱她。
第三十五章
用墨水在纸上讲故事的人，并非说他们还顶什么用，要么是扫射者，要么是单击者。扫射者小说写得很快，杂乱无章，曲里拐弯，成文再说。然后，他们非常用心地进行修改，对别扭拗口，或者文理不通之处，一一进行修正。单击者写作时落笔谨慎，逐字逐句，确切无疑之后才进行到下一句。
收笔之时。文章已成。
我是个单击者。大多数男人是单击者，大多数女人是扫射者。作一次同样的呼吁：该有人对这方面作一点研究。
也许有些作家、不论哪种性别，天生就会成为扫射者或单击者。最近我访问了洛克菲勒大学，那里的研究者正在寻找，并且已经发现越来越多主导着我们这样或那样行为的基因，就如时震以后重播造成的现象那样。甚至在那次访问之前。我似乎已经感觉到，我和简的孩子、艾丽和吉姆的孩子，虽然长大后各不相像，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别无选择，成了他们注定要成为的那种人。
六个孩子都相当不错。
当然话又得说回来，六个孩子都有无数机会使自己过得相当不错。如果你能相信报上读到的、电视上和信息高速公路上看到的，你会发觉大多数人没有这样的机会。
在我看来，善于扫射的作家虽然发现有人滑稽，有人悲惨，觉得这种状况很妙，值得一书，但却不首先去想想人为什么要活着，如何活着。
单击者表面上似乎非常有效，一行又一行地遣词造句，但事实上他们也许正在冲破门墙围栏，从有刺的铁丝网中劈出一条通道，冒着炮火和毒气，探索一些永恒问题的答案：“我们到底该怎么办？这世上到底出了什么事？”
如果单击者们不满足于单击作家伏尔泰①所说的“Ilfautcultivernotrejardin”②，那么余下的便是我准备讨论的人权政治。让我以我和特劳特参加的那场欧洲战争中的两个故事开始。
事情是这样的：在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四千万人死亡之后，德国人投降了。几天以后，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离捷克边境不远的德雷斯顿南面一孤立区域，仍处于无政府状态，尚未由苏联军队占领并维持秩序。我就在这一地区，并在小说《蓝胡子》中对此作过描述。成千像我这样的战俘已被释放，另外还有手臂上刺着标记的死亡集中营里的幸存者、疯子、判了罪的重刑犯、吉卜赛人，应有尽有。
请你注意：人群中还有德国士兵，仍然携带着武器但已威风扫地，准备向除苏联军队以外的任何人投降。我和特别要好的战时伙伴伯纳德·维·奥黑尔同他们中的有些人谈了话。奥黑尔后来当了律师，为原告也为被告出庭辩护，但现在他已归天。在那时，我俩都听到德国人说，美国人现在必须接替他们一直在做的事了，那就是对付不信上帝的共产党。
我们回答说，我们不敢苟同。我们期待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变得更像美国，有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有公正的审判和真正民主选举产生的官员，等等。反过来，我们也应做到他们声称正在施行的那些方面：更加公平地分配物品、服务和机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诸如此类。
奥卡姆剃刀。
当时的奥黑尔和我其实不比孩子大多少。我们走进了春天的乡村里一间没有设防的谷仓。我们正寻找食物——任何能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发现的却是一个躺在干草堆上身负重伤、显然即将死去的德国人，是个臭名昭著的残忍的纳粹党卫军上尉。直至近几日前，他很可能仍在不远的某个地方负责严刑拷打、组织屠杀死亡集中营里的受害者。
像所有党卫军队员和所有死亡集中营幸存者一样，这个上尉的手臂上也应该文着一组数字。要说战后命运的嘲弄吗？这种嘲弄比比皆是。
他叫我和奥黑尔走开。他很快就要死了，他说他期待着死亡。我们对他无动于衷，既不同情也不憎恶。正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他清了清嗓子，表示还有话要说。又一次碰到了临终遗言的事。如果他临死有话要说，除了我们他还能讲给谁听？“我浪费了一生中的最后十年。”他说。
你想谈时震？
第三十六章
我妻子总以为我十分了不起。她错了。我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我的英雄——社会主义者加上精明、滑稽的剧作家肖伯纳①——在八十多岁高龄时曾说，如果大家认为他聪明，那么他真的十分可怜那些被认为愚钝的人。他说，他活了那么久，现在终于学得聪明了，能够胜任办公室打杂的工作。
本人也有同感。
伦敦市决定向肖信纳授勋章，对此他表示感谢，但他说他早已为自己受过勋了。
要是我，我就会接受。我会发现这其中出现的创造世界级笑话的机会，但我决不会因为自己要滑稽一番而让别人感到像猫拖进家的死老鼠一样。
就让这成为我的墓志铭吧。
一九九六年夏季将过的时候，我曾问自己，是否有哪些我过去曾拥藏而现在该批判的思想。我想到的是我父亲的兄弟——毕业于哈佛大学没有子女的保险推销员亚历克斯叔叔。我十几岁还在做飞机模型、还在手淫的时候，他让我读高层次社会主义作家的作品，如肖伯纳、诺曼·托马斯、尤金·德布兹和约翰·多斯·帕索斯。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历克斯叔叔政治上保守得就如天使加百列②那样。
但是我仍然喜欢在我们刚得到解放时我和奥黑尔对德国士兵讲的话：美国要更社会主义化，要努力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至少保证我们的孩子不挨饿受冻，不担惊受怕，能学文识字，受到教育。
好运不断！
不久以前在印第安纳州的特雷霍特，我每次演讲都要引用五次社会主义党总统候选人尤金·德布兹（1855—1926）的话：“只要还有下层阶级，我就是其中的成员。只要还有犯罪因素，我就不会袖手旁观。只要还有一个人蹲在监狱，我就还没有获得自由。”
近几年，我发觉在引用德布兹之前，先告诉听众他的话应引起严肃的对待是谨慎的做法。不然的话，很多人会开始发笑。他们这是彬彬有礼的行为，而不是故意刻薄，他们知道我爱说俏皮话。但是这也是现时期传出的一个信号，如此一个感人肺腑的山上宝训①，竟被当做陈糠烂谷，当做完全不该相信的废话。
事实并非如此。
第三十七章
基尔戈·特劳特穿着结实的丛林凉鞋，踩着掉落在她的水晶大吊灯的碎片，慢跑着经过涂写着“他娘的艺”的倒塌的大铁门和门框。既然吊灯碎片在门和门框的上面，而不是下面。如果有人起诉包工头偷工减料、那幺犯罪调查专家必须在法庭上证实，是门和门框因施工不良而首先倒塌的，而大吊灯肯定多悬了一两秒钟，才让地球引力采取它显然乐于对一切物体采取的行动。
画席里的烟雾警报器仍然长鸣不止。特劳特后来说：“也许它的自由意志乐于如此。”他在开玩笑，在逗乐，这是他的习惯。他嘲笑的是那种认为任何人、物，重播也好，不是重播也好，会有自由意志的想法。
佐尔顿·佩帕被消防车撞倒时，文学艺术院的门铃却默不作声。又是特劳特说的话：“门铃以其沉默说。‘这次不作评论’。”
我已经说过，特劳特走进文学艺术院的时候，他本人则是相信自由意志的，同时还在祈求犹太—基督教的神灵：“醒来吧！看在上帝的分上，醒醒，快醒醒！自由意志！自由意志！”
他后来在离宫坦言，虽然那天下午和晚上他成了英雄，进入文学艺术院时，用他自己的话说，“假装自己是时空连续体中的保尔·里维尔①，”但事实上，“这个举动纯粹出于胆怯。”
他其实是在寻找一个躲藏的地方，想避开来自半个街区外的喧闹和城市其他地方传来的猛烈的爆炸声。朝南一英里半靠近格兰特墓地的地方，一辆环卫局的巨型卡车由于缺少有效操作，一头撞入了一幢公寓楼的门厅，继而闯进公寓楼主管的套间，把煤气灶撞翻。这幢六层楼房的楼梯井和电梯通道里满是从断裂的煤气管中溢出的甲烷，到处弥漫着一股臭鼬的气味。这里的大多数住户靠社会救济。
接着，咔——轰隆！
“这是早晚要发生的事故。”基尔戈·特劳特后来在离宫说。
这位老科幻作家后来坦白说，他想把身佩武器但全无意识的达德雷·普林斯弄醒，这样，他本人就不必再奔波忙碌。“自由意志！自由意志！着火了！着火了！”他对着普林斯喊叫。
普林斯纹丝不动。他眨了眨眼睛，但这和我打翻鸡汤面后的行为一样，是条件反射，不是自由意志。根据普林斯自己的说法，他当时惟一想到的是，如果他动一动，就会回到一九九一年，再次被送进阿西纳纽约州最高安全防卫成人教养所里。
不难理解！
于是，特劳特暂不去理会自己承认尚未找到numerouno①）的普林斯。一个烟雾警报器在狂呼乱叫。要是这幢建筑起火，那么火势将不可控制。因此特劳特必须找到一个可供老人蹲下躲避的地方，在那里呆到外面发生的一切平息下来为止。
他在画廊的烟灰缸里发现了一支仍在燃烧的雪茄。虽然在纽约县的任何公共场所抽雪茄都是违法的，但这支雪茄并不构成、也许永远不会构成对任何人的威胁。雪茄放在烟灰缸的中间，所以燃烧着也不会掉落到其他地方。但是烟雾警报器嚎叫不休，好像我们所知的人类文明的末日已经到来。
特劳特在《我的十年自动飞行》中，综合了那天下午他应该对烟雾报警器说的话：“胡言乱语！别惊慌失措，你这个没头脑的胆小鬼。”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廊里除了特劳特没有其他任何人！
是不是美国文学艺术院里常常有敲击作声闹恶作剧的鬼出没？
第三十八章
昨天，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收到一封写得不错的信，署名杰夫·米哈里奇，从姓氏来看，好像是个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人的后裔，他现在厄巴纳的伊利诺大学物理专业学习。杰夫说他高中时很喜欢物理，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但自从进大学物理系后，却麻烦不断。这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我在学校总是出类拔萃，已经习惯。我总以为，只要真心想做，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
我在回信中是这样说的：“你也许应该读一读索尔·贝洛①的传奇式流浪冒险小说《奥吉·玛琪历险记）。我记得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的悟识是，不应该去寻求使人痛苦的挑战，而应做些我们生就能力范围之内的自然而有趣的事情。
“至于物理学的魅力是无可置疑的：高中最有意思的两门课是机械原理和光学。然而，在游戏般的定律和原则之外，这类智力游戏依靠的是天生才能，就如吹法国号和下国际象棋一样。
“我在不同的演讲中谈到过天生的才能：‘如果你走进一个大城市——大学就是一个大城市——你免不了会撞见沃尔夫冈·阿马多伊斯·莫扎特。守在家中，守在家中。”
换一种说法：不管一个年轻人自以为有多么了不起，他，或者她，在同一个领域早晚会遇上高手，用句比喻的话说，让人给开一个新粪门。
我小时候有个朋友叫威廉·H。C。“蹦蹦跳”·费利，现在已升了天，死于四个月前。他在高二的时候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打乒乓球战无不胜。我本人打乒乓还有两下。但我不跟“蹦蹦跳”打。他发球旋转十分厉害，不管我怎样想办法接球，我知道这球肯定会飞上我的鼻尖，或跃出窗口．或逃回乒乓球厂，但就是不会落在球台上。
但是“蹦蹦跳”三年级的时候，同我们班一个叫罗杰·唐斯的同学打乒乓球。“蹦蹦跳”后来说：“罗杰给我开了个新粪门。”
三十五年以后。我在科罗拉多州的一所大学讲演，不料在听众中间发现了罗杰·唐斯！在那边罗杰成了个生意人，也是老年人网球协会中受人尊重的一员干将。我们旧事重提，谈到他打乒乓球给了“蹦蹦跳”一个教训，我对此表示敬佩。
罗杰很想知道那次较量后“蹦蹦跳”说了些什么。我告诉他：“蹦蹦跳’说，你给他开了个新粪门。”
罗杰感到非常得意，当时赢了对手后他也许也是这种神情。
我没有问，但是这个外科手术比喻罗杰也许并不陌生。
此外，人生本来就是达尔文的实验，或者如特劳特喜欢说的是“烂屎一缸”，罗杰本人肯定也不止一次像“蹦蹦跳”那样，离开球赛时自尊扫地，让人给做了肛门造口术。
在重播进行到一半，又一个秋天临近的八月的某天，又有消息传来：我的哥哥伯尼患了无以逃脱的致命的癌症，已处于晚期，医治肿瘤的三大经典法宝——手术、化疗和放射疗，都已无济于事。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在起电和雷暴研究方面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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