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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文集-第5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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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位置由租者请愿也，则人人欲得一廛于黄浦滩，政府将何以给其欲也，是又两者皆不可行也。此段所论利病，乃以吾昔日所闻于孙文者而反诘之，若孙文不承认其曾有此言，或今日已变其政策，则吾言皆为无效。要之，仅言土地国有而不言资本国有，则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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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之政策，不出两途：其一则吾前所举示之二法也，其二则吾所述孙文畴昔语我之一法也。
使孙文能于此二者之外，别有其途，则请有以语我来。而不然者，由后之说，则四冲八撞，无论何方面皆不可以实行；由前之说，则是国家营利之目的，而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也。
单税论（即孙文所谓一切苛捐尽数蠲除，但收地租一项也）之主唱者，为显理。佐治，其所著《进步与贫因》一书之结论，曾极言之。后之论者，认为财政学上一种学说而已，若以解决社会问题，则未之许也。盖社会革命家所以主张土地国有者，以凡一切生产机关皆当国有，而土地为生产机关之一云尔，惟一切生产机关皆国有，国家为唯一之地主，唯一之资本家，而全国民供其劳力，然后分配之均，乃可得言。而不然者，生产三要素，其土地国家掌之，其资本少数富者持之，其劳力多数贫者供之，及夫合三成物，得价而售，其售所获，当以几分酬土地之一要素而归诸国家，当以几分酬资本之一要素而归诸彼少数者，当以几分酬劳力之一要素而归诸此多数者，此其界限甚难分析。
（实无从分析。）其究也，仍不能不采现社会所行之地代（即租）制度，与赁银（即庸）制度。不过现行之地代，少数地主垄断之，土地国有后之地代，唯一之国家垄断之，其位置虽移，其性质无别也。而资本家实居间以握其大权，盖纳地代而得使用国家之土地者，资本家也；给赁银而得左右贫民之运命者，亦资本家也。夫欧美现社会所以杌陧不可终日者，曰惟资本家专横故。使徒解决土地问题而不解决资本问题，则其有以愈于今日之现象者几何也。且社会主义之目的，在教自由竞争之敝而已，生产机关皆归国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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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私人剧烈之竞争可不行，若国家仅垄断其一机关，而以他之重要机关仍委诸私人，国家乃享前此此机关主人所享之利，是不啻国家自以私人之资格，插足于竞争场里，而与其民猎一围也，是亦欲止沸而益以薪已耳。是故以土地国有为行单税之手段，而谓为财政上一良法也，是则成问题。
（能行与否，应行与否，又当别论。）若以简单之土地国有论，而谓可以矫正现在之经济社会组织，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之恶果也，是则不成问题也。
夫有朝衣朝冠而不韈不履者，则行路之人莫不笑之。
孙文之民生主义，正经类也。
孙文乎，苟欲言民生主义者，再伏案数年，其可也！孙文又谓，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而引以证明社会革命，在外国难，在中国易，就是为此。此真可谓奇谬之谈。
谓欧美地价，涨至极点，孙文能为保险公司保其不再涨乎？
吾见伦敦、巴黎、柏林、纽约芝加高之地价，方月异而岁不同也。且谓价已涨者则无标准，价夫涨者则有标准，是何道理。
吾国现在之地价，则涨于秦、汉、唐、宋时多多矣。吾粤新宁［会］、香山之地价，则涨于二十年前多多矣。若因其涨而谓其无标准，则我国亦何从觅标准耶？若我国有标准，则欧美各国，果以何理由而无标准？吾以为欲求正当之标准，亦曰时价而已。我国有我国之时价，欧美有欧美之时价，吾苦不解其难易之有何差别也。若曰我国以价贱故，故买收之所费少而易，欧美以价高故，故买收之所费巨而难，则何不思欧美国富之比例，与吾相去几何也。要之，孙文所以言中国行社会革命易于欧美者，实不外前此与吾言“大乱之后人民离散，田荒不治，举而夺之”之说，此足下已亥七月间与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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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住吉亭三更拥被时所言，青眼虎（此绰号足下当能记之）在旁知状，足下宁能忘耶！今抵死图赖，不肯承认，此乃足下羞恶之心，自知忏悔，吾方喜足下之进化，何忍责焉，而惜乎虽忏悔而仍不足以自完其说也。
孙文又谓德国在胶州，荷兰在爪哇，行之已有实效，而欲我中国仿行起来。嘻，非丧心病狂，而安得有此言也。孙文亦思胶州之在德国，爪哇之在荷兰，果居何等位置焉否也？
吾固尝言以土地国有行单税制，为财政上一有研究价值之问题。政府垄断生产之一要素，自兹可无患贫，为政府计则良得，但不知其影响于国民者何如耳。夫德、荷政府，则朘胶州爪哇之脂膏以自肥者也，孙文欲胶州爪哇我全国耶！吾真不料其丧心病狂一至此极也。
夫中华民国共和政府而忧贫也，则所以救之者亦多术矣，而何必以僇亡之余自拟者。
又孙文之言，尚有可发大噱者，彼云“英国一百年前，人数已有一千余万，本地之粮，供给有余。到了今日，人数不过加三倍，粮米已不够二月之用，民食专靠外国之粟。故英国要注重海军，保护海权，防粮运不继。因英国富人，把耕地改做牧地，或变猎场，所获较丰，且征收容易，故农业渐废，并非土地不足，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云云。
谓英国注重海军，其目的乃专在防粮运不继，真是闻所未闻。
夫经济无国界，利之所在，商民趋之，如水就壑。英国既乏粮，他国之余于粮者，自能饷之，非有爱于英，利在则然耳，虽无海军，岂忧不继。若曰战时不能以此论，则当日俄战役中，我国人之以米饷日本者，又岂少耶。虽买十分有一之兵事保险，（恐为俄舰捕虏或击沈，故买兵事保险。
其价视寻常保险加数倍。）犹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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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矣。夫英所以注重海军者，一则因沿海为国，非此不足以自存；一则因殖民地夥多，非此不足以为守。此则虽小学校生徒，类能解之者。而其不得不并力于殖民地，又资本膨胀之结果也。如孙文言，岂谓英国苟非改农地为猎牧地，国内农产，足以自赡，而即无待于海军乎？此与本问题无关，本不必齿及，所以齿及者，以觇所谓大革命家之学识有如是耳。
又彼谓英国并非土地不足，只缘以耕地改猎牧地，致贫民无田可耕，以此为贫富悬绝之原因。此亦大不然。英国土地之大部分，向在少数贵族之手，即不改为猎牧地，而贫民之有田可耕者，本已甚希。
夫隶农，虽耕焉，而不可谓有田也；即非隶农，而受人之庸钱以耕人田，仍不可谓有田也。彼美国之农地，可谓极广矣，而耕者率立于一农业公司支配之下，计日以给其劳力之直而已。盖自生产法一变以后，前此之小农小工制度，忽易为大农大工制度，两者职业虽殊，而变化之性质无别也。夫受农业公司之支配以为人耕田，与受工业公司之支配以为人制器，两者果何所择？而孙文谓，贫民无田可耕，都靠做工糊口，工业却全归资本家所握，工厂偶然停歇，贫民立时饥饿。且使全国无一工厂，其大工悉举其资本以为大农，而激烈竞争之结果，终必有所废乃能有所兴，而农业公司有停歇者，贫民遂可以免于饥饿乎？要之，但使资本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对放任其竞争，则多数贫民，自必陷于困苦，初不问其以此资本经营何业也。至英国以农地变为猎牧地，此自是彼资本家应于其国经济之现状，见夫业此焉而可以得较厚之赢也，则群焉趋之，此亦如荷兰之资本家率业船，比利时之资本家率业铁，凡以为增殖资本之一手段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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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而未尝因其趋重何业，而影响及于贫民生计也。
（影响所以及于贫民生计者，以资本在少数人手之故，而非因其以此业之资本移于彼业，而遂生影响也。）如孙文言，岂谓今日英国，但将猎牧地反为农地，而贫民遂可以家给人足乎？吾以为今日各国所通患者，皆土地不足也，匪独英国。而孙文谓英国并非土地不足，可谓异闻。夫土地之面积，自数十万年前既已确定，造化主不能因吾人类之增加，而日造新壤，计口分以授之，此玛尔梭土之人口论，所以不胜其杞人之忧也。
即使无工业革命之结果，而人浮于地，固已为病。欧人所以当四百年前，即汲汲以殖民为务，其动机皆坐是也。即如孙文所述，英国今日人口三倍于百年前，则百年前本地之粮供给有余者，而今日之需要三倍之，其将何以自存。即不改为猎牧地，而英民遂得免于饥饿乎？夫英民今日得免于饥饿者，虽谓全食工业革命之赐焉可也。自机器出而英人首利用之，英自此冠带衣履天下，各国之需要，而英人供给之；供给必有报酬，而英人享受之；英自是废农不务。英对于他国，以械器易粟；他国对于英，以粟易械器。交易之间，而英大获其赢，所获之赢，资本家垄其泰半，而贫民亦得馂其余。然无论所垄者所馂者，则皆他国人所以饷英也。夫英之所以有今日，徒以废农故也。如孙文言，以废农为今日贫民饥饿之原因，寝假英人悉废其诸业而复于农，英政府复采孙文之土地国有策，凡能耕者则授之以田，斯可谓不病贫民矣，然三倍于昔之人民，能有三倍于昔之土地以给之乎？百数十年后人民复三倍于今，更能三倍其三倍之土地以给之乎？毋亦日迫之于饥饿而已。孙文所谓并非土地不足，徒以贫民无田可耕者，吾不知其说之何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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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也。
夫虽无工业革命，而土地已患不足，其理既若是矣。
若夫工业革命以后，资本日以膨胀，然所操资本，无论用之以治何业，总不能离土地而独立。以国中有定限之土地，而资本家咸欲得之为业场，竞争之结果，而租必日增；租厚则病赢，而资本家将无所利，于是益不得不转而求租薄之地，此殖民政策，所以为今日各国唯一之政策也。而土地不足，实为之原。吾又不知孙文所谓并非土地不足之说，果何以自完也。而谓解决土地问题即能解决社会问题，吾诚不知其何途之从而能尔尔也。且孙文所以征引英国之现状者，岂非以为中国将来之比例乎？
以彼所言，则英地主改耕地为猎牧地，乃贫民无田可耕之原因。洵如是也，则中国之社会问题，其永可以不发生矣。
孙文得毋忧我中国面积四百余万方里之广土，至他日文明进步以后，将悉不为耕地乎？如是则何不忧天坠之犹为愈也。孙文何不曰，将来之土地，将悉为大农所垄断，贫民虽有可耕者而非其田，则其说完矣。然洵如是也，则非解决资本问题，而一切问题，皆无从解决。孙文之土地国有论，则嫫母傅粉而自以为西施也。
吾反复读孙文之演说，惟见其一字不通耳，而不能指出其所以致误谬之总根本何在。盖必其人稍有科学的头脑，每发一义，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其观察点有一误谬之处，故驳论者可以此为攻，而持论者亦可以此为守。若孙文则头脑稀乱，自论自驳，无一路之可通，吾亦安从取其谬点之总根本而指之。无已，则有一焉，孙文其独尊农业而排斥农业以外之他业耶？其土地国有后之社会，殆欲斟酌古代井田之遗法耶？洵如是也，则古昔圣贤之言，而宋儒所梦寐以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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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第不知其通于今后之社会焉否耳。
又孙文谓：“行了这法之后，物价也渐便宜了，人民也渐富足了。”此语吾又不解其所谓。夫物价之贵贱，果从何处觅其标准耶？如就物之本体以言，只能以甲乙两物相校而观其比价。如云近二十年来银价贱，近一二年来银价贵，何以知其贵贱？以与金价比较故也。故就他方面言之，亦可云近二十年金价贵，近一二年来金价贱。其他物品亦例是。如以米为标准，十年前米百斤值银五元，柴百斤值银三角，某物某物百斤，值银若干若干。今米之价如前也，而柴百斤值银五角矣，某物某物百斤之价，皆比例三与五为加增矣，则是百物之价增于米价也。
（或米价增至每百斤六元，而其他百物皆以三与五之比例为加增，则亦可谓百物之价增于米也。）
从他方面观之，则是米价贱于百物之价也。夫如是则有贵贱之可言。然物物而比较之，此以验社会需要趋于何方则可，而于物价贵贱之共通原理无与也。若夫一切物品，举十年之通以较之，而无一不涨于其前，是则金价或银价之趋贱耳，而非其余物价之趋贵也。
（若就他方面言之，则即谓其余物价趋贵亦未始不可，然其理一也。）何也？
物价之贵贱何以名，以其与金银之比价而名之耳。此与货币政策有密切之关系，今勿具论。
若求诸货币以外，则尚有一原则焉，曰物价必比例于需要额与生产费，需要者多，则物价必腾；生产费重，则物价必腾。然文明程度高，则人之欲望之种类愈增；又文明程度高，则庸钱必涨，庸钱涨亦为生产费增加之一。
帮物价必随文明程度而日腾，又经济界之普通现象也。
此其理由，诸经济学书皆言之，无俟详述。即观诸吾国内地与通商口岸之比较，亦可以为左证矣。今孙文谓行了彼土地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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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政策后，物价必渐贱，吾真不解其所由。若其行圆满的社会主义，将生产机关悉归诸国家，则此派学者所考案，有谓宜依各人每日劳力之所直，给以凭票，其人即持凭票以向公立之种种商店换取物品者，如是则并货币亦废置不用，只以种种劳力与种种物品比价而立一标准，则物价无复贵贱之可言。孙文若采此说也，则物价渐贱之言为不通也。而不然者，土地以外之一切生产机关，仍为私有，物价必随文明程度之高下而为消长。物价而趋贱则必其需要之日减者也，需要日减，是贫因之一征也。否则庸钱趋微也，庸钱趋微，亦贫困之一征也，而又何人民富足之与有？吾观于此，而益疑孙文之社会革命论，除复反于古昔井田时代之社会，无他途也。
举农业以外一切之诸业而悉禁之，以国有之土地授诸能耕之人而课其租，现有四万万人，苟国中有四十万万亩地，则人授十亩焉。数年以后，民增而地不增，则割所授于前人者，匀其分量以授后人，至一人授一亩或数人合授一亩而未有止。
若是则于孔子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洵有合矣。但不知吾国民何以堪也。而不然，则必孙文封尽全世界之金银矿使永不产出，否则以金刚钻为货币也，舍此两者外，更无可以使物价趋贱之途。
以上两段，于本论论旨，无甚关系，不过以其语语外行，令人喷饭，故附驳之，亦使听演说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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