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传-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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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6）

　　　　凡是与“领袖”的观念不合拍的东西统统不予采纳。创造和天才思想爆发的火花，如果不符合独裁者的意向，就干脆弃置一边，不予重视，一笔勾销。影响到战争的整个进程，尤其是影响到战争初期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失误，其最深根源之一就在于人们在思想上一致地迷信个人。战争前夕政治领导人而首先是斯大林的最突出的失算是什么呢？它们表现在何处？　　　　
　　　　首先，我认为，最大的错误是１９３９年９月２８日签订了苏德友好和边界条约。一个月之前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看来是迫不得已的和被历史证明为正确的步骤（没有“秘密议定书”），当时本应到此为止。在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法西斯主义被公正地认定是世界帝国主义的一支最危险的队伍，是恐怖专政制度和军国主义制度。在苏联人的世界观中，法西斯主义乃是阶级敌人的集中的化身。可是突然要同法西斯主义讲“友好”？！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无原则地堕落到不自觉地为法西斯主义粉饰的地步，人们很难对它作出解释。期望通过贸易协定、业务往来、经济联系等等来巩固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采取实际上否定自己原来所有那些反法西斯主义思想观点的做法，这就太过分了！由于斯大林的干预（他参加了同里宾特洛甫的谈判），德国的兼并计划没有受到苏联政府方面应有的评价。例如，就在同一天签署的《苏德政府声明》中说：苏联和德国“在双边协定中表示，结束目前这场以德国为一方同以英法为另一方之间的战争是会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的”瞾矋矙矠。但是人民有权提问，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容忍德国占领几乎整个欧洲吗？处于一片废墟的波兰会同意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双边协定吗？可以想象，斯大林在努力使苏联免遭战火方面走得太远了。何况这些原则性的让步并没有为条约增添什么内容。只会使法西斯分子更加肆无忌惮而使苏联人民不知所措。不能不看到，斯大林在“德国问题”上受到顽固坚持自己片面论断的莫洛托夫的极大影响。外交人民委员的一系列声明纯粹是给苏联人民和我们的国外朋友制造思想混乱。例如，对莫洛托夫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３１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临时会议上所作的受到斯大林嘉许的报告的论点该如何评价呢？　　　　
　　　　德国目前成了一个企图力求尽快结束战争并实现和平的国家，而昨天还在为反侵略而战的英国和法国，现在却主张继续战争，反对签订和约近来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企图把自己打扮成是争取人民民主权利、反对希特勒主义的斗士，而且英国政府还宣称，对它来说，对德战争的目的恰恰就是“消灭希特勒主义”进行一场以“消灭希特勒主义”为目的的战争，一场以争“民主”的骗人口号为幌子的战争，不仅毫无意义，而且简直是犯罪我国同德国的关系已经得到根本的改善。在这方面，情况正朝着巩固友好关系、发展实际合作和在政治上支持德国的和平愿望的方向发展瞾矋矚矠　　　　
　　　　诸如此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改变方向的做法使人们莫名其妙，使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中的阶级观点变形。此外这些论题再充分不过地表现出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外交上的近视和他们在思想上的无原则性。仅仅因为怀疑思想“不纯”就毫不犹豫地将成千上万的人送去见死神或关进劳改营的独裁者，在同法西斯主义“握手言欢”时却表现出惊人地界限不清。尽管共产国际中的许多人不明白斯大林思想迅速演变的原因，但是他们在客观上也无法影响共产国际的正式立场。１９４１年６月以前，共产国际一直不同意欧洲一些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他们国家的斗争具有反法西斯性质的评价。批评的锋芒仍然不是指向法西斯分子，而是指向社会民主党人，说他们是“军国主义的帮凶”。“结束战争”的口号也是无的放矢。不明白怎样才能“结束”，是在实际上同意希特勒占领足足半个欧洲吗？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释。　　　　
　　　　“法西斯主义”一词曾一度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政治用语中消失。柏林方面想必是满意的。难怪在互不侵犯条约刚一批准后，元首于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就在国会中宣称：“条约在柏林和莫斯科都已得到批准我（希特勒。——本书作者注）可以同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就此所说的每一个词。”瞾矋矝矠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失算是显而易见的。不惜任何代价避免战火的愿望是合理的，但与此同时在思想上所作的原则性让步却不只是给我们的国外朋友造成了思想混乱。更重要的是，苏联不断表示中立，无意中使苏联人民迷失了方向。国家和军队中的鼓动员处于很难工作的境地。　　　　
　　　　例如，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集团军一级政委梅赫利斯在他的第０２４６号训令中向各级政治机关和党组织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年轻战士政治学习的基本读物是《普遍义务兵役法》、伏罗希洛夫同志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四次会议上的报告、军人誓言、叛国惩治法、条令和教范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批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报告。”瞾矋矞矠最后一句话是梅赫利斯亲笔加进去的。当他前一天在斯大林那里的时候，斯大林听完了工农红军总政治宣传部主任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报告之后，顺口说道：　　　　
　　　　“别刺激德国人”然后他解释说，“《红星报》上经常谈论法西斯分子、法西斯主义。不要再写了。情况正在变化。不要大声嚷嚷这些东西了。什么事情都要看时候。不应当给希特勒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们除了准备同他打仗以外什么也不干。”　　　　
　　　　斯大林看了看梅赫利斯。梅赫利斯便迅速在自己的笔记本中记了些什么，同时把忠君保皇的目光投向“领袖”，就跟十几年前梅赫利斯和托夫斯图哈一起在他那里工作时一模一样。这是一个理想的执行者。斯大林喜欢这种类型的人。就在此刻他深信：梅赫利斯“会停止”在报上公开斥责法西斯分子，同时会下令在军队的政治学习中小心谨慎地培植对希特勒分子的不信任。但是弯子转得太急，战士和指挥员、千百万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知识分子思维上的惰性克服起来可不容易。　　　　
　　　　在苏德协议之后总政治宣传部收到的一些报告中，尽管一些看法和结论都非常谨慎，还是有不少曲解政治现实、曲解如何具体对待阶级敌人的具体例子。现在我来举几段报告中的看法。　　　　
　　　　二级军事工程师涅恰耶夫：“鉴于互不侵犯条约已经批准，现在进行射击训练时就不能再用‘向法西斯射击’的术语。不能进行反法西斯主义的宣传和鼓动，因为我国政府不认为同法西斯主义有任何分歧。”　　　　
　　　　军事工程学院教员卡拉通：“现在一般来说都不知道该写什么和怎样写，过去我们受的都是反法西斯主义的教育，而现在则相反。”　　　　
　　　　哈尔科夫军区格罗莫夫上尉（５３６５部队）：“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德国欺骗了所有的人。德国现在要把一些小国据为己有，而互不侵犯条约又摆在那儿，结果你什么事也干不成。”瞾矋矟矠　　　　
　　　　我只举了几个军人的看法，它们证明普遍存在着思想上的迷惘和阶级标准的紊乱。现在很难查明，是谁倡议把“友好”一词“安装”到苏德条约中去的。假如这是苏联方面干的，那么至多不过证明在政治上考虑不周。如果这是德国方面所为，那就是精心策划的破坏整个民族的社会意识的行为。不论属于哪种情况，斯大林的水平都不高。尽管莫洛托夫后来说，斯大林“及时地识破了希特勒主义的阴谋诡计”，不过在上述情况下，却很难相信这一点。　　　　
　　　　另一个巨大失算已属战役战略方面，它同我们通过的国家防御和武装力量动员部署的计划有关。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指示，１９３９年秋，在同德国签订“友好”条约之后不久，总参谋部就着手制订这个文件。在沙波什尼科夫的领导下，主要的制订人是后来声名显赫的苏联元帅、当时的上校亚·米·华西列夫斯基。他的基本思想是：保证做好在两条战线上作战——在欧洲对德国及其盟国，在远东对日本——的准备工作。预计“西部战区将是主战场”。认为敌人正是在西部方向和西北方向集中其兵力。因此认为红军的主力也要相应地集中在这些地方瞾矌矓矠。然而人民委员在审阅计划之后没有批准它，认为计划没有详细拟定我们可以采取的粉碎敌人的军事行动。　　　　
　　　　


第二部第七章　秘密外交（7）

　　　　到１９４０年８月对一份更加详尽的防御计划重新作了审查。这一次计划的准备工作由新任总参谋长基·阿·梅列茨科夫领导。制订人仍然是华西列夫斯基。他还是认为，我军的主力集中在西线是适当的，因为敌方可能把兵力集中在布列斯特地区。１０月５日向斯大林同志报告了国家防御计划。他仔细听了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长的说明，几次走到地图前，长久地沉默不语，在桌子旁边踱来踱去，最后斯大林说：　　　　
　　　　“我不完全明白总参谋部把力量集中在西线的方针。你们说希特勒企图通过最短的路线向莫斯科发起主要突击然而我想，德国人特别看重的是乌克兰的粮食、顿巴斯的煤。现在，希特勒在巴尔干地区已站稳脚跟，他就更加有可能在西南方向准备主要突击。请总参谋部再考虑一下，过１０天再向我报告计划”　　　　
　　　　总参谋部在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修订计划的同时，又准备了一份构想性质的文件——《关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间武装力量在西面和东面战略部署原则的设想》。《设想》正确地断定德国是主要的战争威胁。提出了下述任务作为基本任务：在国境线上凭借野战工事进行顽强防御以制止敌人侵入我国领土，保证总动员的时间，然后以强大的反突击打退敌人的进攻，把战斗转移到敌国领土上。《设想》认为，主力还得两周之后才开始行动。然而，不论是《设想》还是正在拟定中的防御计划都没有对防御作战本身予以应有的注意。它的位置和参数均未确定。事实上排除了敌人的强大兵力有突破防线向纵深运动的可能性。当战争前夕一场战略演习“试用了”这样的方案时，斯大林恶毒地说：　　　　
　　　　“为什么培养退却情绪？你们怎么啦，打算撤退？”　　　　
　　　　《设想》和防御计划规定要在纵深上均衡部署一级战略梯队各部队（担任掩护的第一梯队有５７个师，第二梯队有５２个师，预备队则有６２个师）。在战争初期这导致红军各兵团行动分散，似乎是依次而行动，因此敌人有可能也用“逐个吃掉”的办法来收拾他们。我在这里先交代一句，德国军队却相反，他们在战线上部署得很不均衡，把兵力集中在几个主要突击方向上，从而造成了比苏联军队大四五倍的优势。正是这种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使德国人有可能很快突破防线并飞速向苏联国土纵深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开始前不久，斯大林为其个人藏书索要了一份红军野战条令。条令的页面上划满了着重线，这些着重线证明，斯大林在解决战略性的防御问题时，力求在某种程度上提高自己在军事学术方面的知识水平。然而他在总军事委员会上、在同军事领导人开会时所发表的意见更多地表明，他所具有的是健全的头脑加上谨慎小心，而不是战术和战略方面的高深造诣。斯大林是作为一个谨慎的同时又很自信的政治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军事战略家去迎接即将爆发的战争的。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１４日，修订好了的防御计划再次呈报给斯大林。当然，他的全部愿望都得到了充分的考虑，而这就意味着根本改变了武装力量设防的主要方向。敌人的主要突击方向现已预料是在西南方面瞾矌矔矠。可是工农红军情报总局知道，德国国防军的主要突击兵力（４个坦克集团军中的３个）对准了斯摩棱斯克，接着便是莫斯科。但是军事将领们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论据去说服斯大林。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希特勒正是在这些地方发动主要突击。而这本来是可以料到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提醒一下，在国内战争年代，斯大林是南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粮食和煤对苏维埃共和国来说，确实与战胜反革命同等重要。斯大林认为，大片无林地区以及经济上的考虑（获取高加索的石油、乌克兰的粮食和煤的最近的路线）会促使希特勒正是在西南方面发动主要突击。　　　　
　　　　现在再来谈另一件事。跟上面的情况相同：在战争前夕，在总参谋部的主要职位上出现了一批从基辅特别军区“提拔上来的人”：铁木辛哥任国防人民委员；朱可夫于１９４１年２月任总参谋长；瓦图京任第一副总参谋长；科热夫尼科夫任总参谋部政治部主任。自然，这些曾经在基辅特别军区从事作战事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都认为西南方向是首要的、特别重要的，并且他们也都清楚斯大林的观点。顺便说说，基辅特别军区军事委员会在国家防御计划通过之前就认为：“敌人大股兵力的主要突击当在他们的责任区域。”由基辅特别军区参谋长马·阿·普尔卡耶夫中将签署的《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１９４０年军队部署计划的决定》这份文件一口咬定：德国军队的进攻矛头当在西南方面瞾矌矕矠。　　　　
　　　　当防御计划得到斯大林的批准时，朱可夫当上了总参谋长。实际上在半年当中前后任命了三个总参谋长。１９４０年８月，担任这个职务的沙波什尼科夫由梅列茨科夫接替；而梅列茨科夫又把这个职务让给了朱可夫。　　　　
　　　　这里我应当提到一个有意思的文件。朱可夫是一个性格刚毅、意志坚强的人，他觉得，德国军队由于首先发动突击，有可能取得决定性的优势。在经过思考、犹豫以及同铁木辛哥交谈之后，他于１９４１年５月１５日亲笔给斯大林写了一份报告，内容如下：　　　　
　　　　致人民委员会主席　　　　
　　　　关于苏联武装力量战略部署计划的设想。　　　　
　　　　考虑到德国目前使自己的军队处于总动员的状态，有广阔的后方，因此它有可能比我们先展开军队，发动突然袭击。为了及时防止这一点，我认为必须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让德国统帅部掌握行动的主动权，要赶在敌人前面先展开军队，并且在德国军队还处于展开阶段、尚未来得及组织战线和各兵种的协同动作的时候向德国军队发起冲击　　　　
　　　　接着朱可夫确定了第一个和下一个战略目的，这是粉碎德军战线中段和北翼的主力瞾矌矖矠。　　　　
　　　　这位后来非常闻名的伟大卫国战争统帅在战争开始前五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激进的办法：向已经作好冲刺准备的德国军队发动突击。这是一个大胆的、政治上很机智的建议。斯大林在文件上没有留下笔迹：那个时期，“领袖”非常谨慎和慎重。他仍然认为，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同法西斯主义搏斗。　　　　
　　　　而就在那个时候，在１９４１年６月初，作出了一个得到斯大林赞同的决定：再增派２５个师加强西南方向。何况战争前夕，在１９４１年４月底，总参谋部还收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一份通过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