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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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乡已经变成了故乡，那新安江畔的故乡嘛，早已沉入千岛湖底，家国可以兴亡，
城，竟然也可以从地球上抹掉，不留一点痕迹，大陆开放之后，人们纷纷结伴还乡，
也许人事全非，但乡，总归是乡吧，淳安城的冬英却冷冷的：“回去？回去看我什
么呢？”她说。

　　　　“看不到城，”冬英的女儿，我，说，“看人总可以吧？”

　　　　距离冬英离开淳安近半个世纪之后，一九九五年九月，七十岁的冬英和丈夫，
和女儿，又回到了淳安，不，现在叫千岛湖镇了，而且是个新兴的小镇，树小，墙
新，画不古的新兴的小镇，在一个小岛上。“岛？千岛？”冬英说，“以前都是山
啦。”当然，水淹上来，老城沉进水底，山顶突出成岛，千岛湖曾是千山乡，冬英
确实没想到近五十年“沧海桑田”竟是如此具体！

　　　　“这次回来，我一定要找到我父亲的坟。”冬英说，“做了水坝，坟迁走了，
迁去了哪里？好几年，我都梦见他，他从坟里出来，脸是绿的，水草的颜色，他说，
女儿啊，我冷啊，你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迁走”

　　　　一圈围坐着的亲戚突然安静下来，我从一张脸望向另一张脸：这真是极复杂的
安静；他们听见了“迷信”，却又不好伤老人家的感情。“湖很大，一千多个岛，”
他们犹豫地说，“我们只记得一个大概的范围，怕不好找”

　　　　“可以试试看。”冬英说。

　　　　“我们这儿是可以遥祭的，就是对着那个方向祭拜，大姐你遥祭也可以吧？”
我看看冬英，她也正瞧着我。啊，我知道她要说的每一个字。

　　　　“我在台湾遥祭了四十七年，”冬英顿了一下，偏着头，似乎在想这“四十七
年”的意思，然后说，“今天人到了淳安，怎么能再遥祭呢？”

　　　　“千岛湖出事以后，”亲戚面有难色，“租船管制很严”

　　　　“我是淳安的女儿，”冬英静静地说，“找父亲的坟是天经地义的。”

　　　　多情的亲戚不仅为我们找来了一艘汽艇，还雇了一位熟识水路的船夫，船夫带
着老城的记忆，能看穿湖水，将岛回复成山，认出哪座山在哪座山的什么方位。汽
艇在六百平方公里的水面上穿梭，掠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的岛，烟波浩渺，千岛
湖看起来素朴纯净，像原始的自然，但是我的眼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那无
数个耸立水面的荒岛，其实既非岛。也不荒，那曾是山，母亲年幼时和小朋友们攀
爬过、野餐过的地方，水面下，曾经是一片又一片的果园，母亲曾经牵着大人的手
去收租的地方，这一片荒野素朴，曾经是繁荣富饶，水面上看起来洪荒初始，水面
下会有绵延千年的人文彩墨。不，我不只是一个游客。

　　　　水花喷溅，滴在手上觉得温凉，猴岛，很多猴子，想上去看看吗？不想。蛇岛，
很多蛇，想看看吗？不想。

　　　　我们只想看一个岛，寻找一个岛，在这一千个岛中。

　　　　船扑突扑突慢下来．船夫认为应该在附近了，亲戚们三主两两站在船头眺望水
面，前面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冬英的表妹皱着眉注视，犹疑了一会儿，然后肯定：
“这里，”她指着那个岛，“就是这个不错！”

　　　　小岛还没一个房顶大，杂草丛生，近水处却是一片秃秃的黄土，参与了当年迁
坟的表妹拉着冬英的手，走近水边：“那个时候，是小表姐挑上来埋在这里的，原
来以为已经迁得够高了，没想到”

　　　　没想到水漫淹到山的顶尖，现在冬英看见的是两块砖头泡在水里，就在水面接
触黄土的那条波线上，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我听见呼呼的风声，还有冬英模
糊的语音：“我就知道他说他冷嘛”

　　　　湖浪挟着些许水草，打着若隐若现的砖块。那砖浸泡已久，失去了它本来的颜
色，一炷香烧了起来，青色的烟抓不住，随风没入水色。

　　　　离开淳安，我们经由山路往建德，小汽车在石子路上颠簸，爬上一个陡坡，又
急急盘旋而下，车后辗起灰尘，路边的树木也蒙着一层灰白，但千岛湖的水光不断
地透过树影闪烁，或许累了，冬英一路上不太说话，我推推她：“喂，你看，水多
清啊！”

　　　　她望向车皮外，眼睛眯眯微笑起来．说，“是啊，新安江的水嘛！不是跟你说
过？”





　　　　　　　　　　　　　　　　　　　　　　　　　　　　　　　　高老太太



　　　　新的车站那么大，万头攒动，人山人海，她偏偏一眼就看上我，行李还没从计
程车里卸下来，她已经贴着我的身体，挽着我的手臂，像个极疼爱我的老人家，很
久不见了，不放我走。

　　　　她长得也像个慈祥的老太太，头发在脑后扎成一个髻，梳得光亮，一丝不乱，
身上穿着传统中国妇女的黑蓝色布衣布裤布鞋，显得朴素端庄，可是她的嘴，对着
我毫无准备的耳朵说：“给点儿吧！给点儿吧！”我不禁抬头仔细看看她——是得
抬头，因为她比我足足高出一个头来——老太太长得高头大马，健康硬朗，缠着我
的手臂孔武有力。

　　　　“您让我把行李卸下来。”我说。

　　　　她还好商量，手放了开去。

　　　　她目光炯炯地看我付完车费，手接着伸过来掐住我的手臂：“给点儿吧！给点
儿吧：”

　　　　我有点慌，行李还不知齐不齐全，火车站的入口在哪里，人怎么这么多，流过
来流过去像大浪汹涌，我两手提起行李，她挡在我脚前：“给点儿吧！给点儿吧！”
我往左挪，她往左，我往右挪，她往右，我往前跨一步。她步子比我的还大，又矗
立在我眼前：“给吧：给吧！”

　　　　我索性将行李搁下，说：“没有。让我过去吧！”她竟然绕着我打转，上下打
量。然后立定在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看您样子，不是没钱的人，是大款哩！
给吧！给吧！”

　　　　我听说过“大款”的意思，但是我浑身上下没有一件首饰，我向来不戴首饰，
而且和她差不多，我穿着素色的布衣布裙，要不是得赶火车，我还真会停下来问她
怎么分辨人，现在，夹在两件行李之间，在人潮的涌动中，我和她对望，不，我抬
头仰望着她，她的眼光让我吓了一跳。

　　　　我怎么狼狈脱走的已经弄不清楚，很可能是她看见了更好的对象因而放了我一
码。提着行李，不断地闪避人群，找应该会合的人，找正确的候车室，忙忙乱乱，
好不容易坐下来了，我才有时间回想高老太太，不，她不姓高，只是块头高大。回
想她的眼光，她说：“给吧”，那么直截了当，那么理直气壮，俯视着我的眼睛是
坦荡荡，大无畏的，俨然逮着了一个欠她债的小人。

　　　　而且她还用肩头轻轻撞了我一下，带点轻蔑地说：“怎么样，给吧！”

　　　　火车掠过江南水光涟滟的风景，我却想着高老太大：她怎么可以这么无赖？无
赖的男人、年轻人并不少见。但是抗着典雅发髻、朴素端庄的老太太也无赖？这怎
么说得过去？想着想着，我发觉自己微微生气起来，对堕落的高老太太。然后就知
道我其实没有特别生气的理由，台北的地下道里不是有个大家都认识的乞丐？他没
手没脚，就坐在湿冷的地上，这个人当然不是自己爬到那儿去的，是有人每天把他
拎到那儿搁下，晚上再收走，同时收走地上装铜钱的破碗。欧洲的吉普赛人在冰天
雪地里坐在薄薄的破报纸上，把年幼的孩子放在膝头，向路人伸出乞讨的手，那脸
颊冻得通红的孩子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躺在那儿，总是睡着，你不能不怀疑那可
恶的作父母的是否给他吃了什么药。在印度，还有人拐了别人的孩子，砍了他的手
脚，瞎了他的眼睛，让他到街头乞食。

　　　　高老太大比这些人更无赖吗？当然不，她只是谋生的技巧不同罢了，别的乞丐
用残缺的肉体或孱弱的儿童试图激起人们的同情心，高老太太则采取了纠缠和无赖
的行为试图激起人们的厌恶感，人们或者因为动了恻隐之心而施舍，或者因为讨厌
得受不了，想得到解脱而给钱；就乞者而言，只是工作方法不同而已，谁也不比谁
高贵。真正的重点可能在于，看谁的方法挣的钱多！

　　　　我很快就原谅了高老太太——虽然她根本不需要我的或者任何人的原谅，可是
我并不完全释然；不，她大刺刺地拦着我，眼里的坦荡无畏清楚地表示她什么都不
怕，她的什么都不怕令我感到不安；对某些价值的敬畏，我想，毕竟是文明之所以
为文明不可或缺的基础吧！




　　　　我不站着等



　　　　我们踏进和平饭店的咖啡厅。客满。角落里倒是有张桌子只坐着一个客人，白
种人，我们走近，问他是否能让我们共坐；他点头，我们坐下。

　　　　侍者看见了，有点紧张地走过来问：“你们跟客人打过招呼吗？”

　　　　我愣了一下；他凭什么以为我们不懂这个基本礼貌呢？为了不冒犯他的西方客
人，他却以质问来冒犯我们？反过来说，如果原先坐着的是长着东方脸孔的我们，
而两个西方人前来与我们共坐，他是否也会紧张地质问他们：“你们打过招呼吗？”

　　　　我太多心了吧。在曾是帝国主义横行的上海，能住进典雅的和平饭店，能在太
平盛世和一个上海人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喝杯香醇的咖啡，是件多么愉快的事。我摆
出主人的架势为陪我的朋友点饮料：“有鲜榨的柳橙汁吗？”我举头问侍

　　　　侍者好像没听见，只顾望着我的客人，我的客人于是用上海话说：“有鲜榨的
柳橙汁吗？”

　　　　“有的。”侍者回答。

　　　　“请您给我们两个大杯的。”我说。

　　　　侍者飘忽地瞄我一眼，把脸对着我的朋友，等着他说话。朋友说：“请给我们
两个大杯的。”

　　　　“好。”侍者转身走了。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的背影，有点儿张口结舌：“不是我多心吧？他他根本
不跟我对话？”

　　　　朋友带点尴尬地点点头，是，他也看见了。

　　　　“因为我是个女人？还是因为我不说上海话？”

　　　　朋友想了一下。静静地说：“大概两者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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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

　　　　她把一叠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
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
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
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
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
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
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
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
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
中的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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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
衡山。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
加上时间勿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
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
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
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
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班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
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
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
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
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润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
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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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计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
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
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
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
着安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oK，让老人坐下，
我去找车站服务员。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
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你们可能小声一点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大有点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
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
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
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
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
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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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
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
苦，工资太低？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