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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欧洲-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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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回到书桌。
这本书她不喜欢。一个美国记者写的，总是落入正邪两分明的窠臼。先写二次
大战时德国人如何如何地坏，现在，一九八九年和平革命之后，又写德国人如何如
何地好，自由战胜了奴役，东德人民写下了人类历史上光荣的一页。
妈妈记得在华沙和一位著名的波兰作家夜谈。在他古旧的书房里，这个曾经被
共产党迫害过的老人说：
“我觉得，吊诡的说，自由和奴役一样，是一种陷阱，一种危机。解放后的东
欧所面临的是自由的危机。”
敲门。英格说：
“哥哥的袜子太肥了，弟弟的脚穿不进鞋子。”
妈妈叹口气，放下书，转身温和地说，
“那么，是不是可以暂时不穿鞋，等袜子洗净烘干了呢？”
老百姓半夜来敲老作家的门，要求他为他们解决问题：蒙过冤狱的寻求平反，
失业了的要求复职，判了罪的试图脱罪他们哀恳地说：
“现在你是国会议员了，波兰是民主国家了，你一定有办法。”
当他说没有办法的时候，老百姓愤怒而绝望地说：
“为什么以前的共党书记有办法，现在的国会议员会没有办法？这是什么自由
民主？”
老作家皱着眉说：
“我怎么跟他们解释：民主的弱点就是它的优点？我怎么解释：自由就是更沉
重的责任？”
英格推门进来，问：
“都弄好了，那弟弟穿过的哥哥的袜子需不需要洗？”
妈妈头也不抬，一动不动，勉强读完一个段落，才回头，说：
“你自己决定好吗？”
英格走出去。妈妈视线回到案前摊开的书页，觉得精神涣散，很费力地才找到
衔接的段落。
※ ※ ※ ※ ※
一个年轻的异议分子，一九八八年被东德政府驱逐出境，来到西德。
她说，在东德的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就如同母子关系；人民像婴儿
一样的不能离开母亲独立生存。人民失去了独立作判断和决定的能力。另
外一个年轻人被西德政府用钱将他由东德监狱中“赎”出来。到了西方，
一直无法适应，在一九八七年，他放了一把火将法兰克福歌剧院给烧了。
※ ※ ※ ※ ※
英格把门开了个小缝，讪讪地说：
“中午要做什么吃的？”
妈妈不抬头，不动，声音从书本中闷闷地冒出来，听起来像呻吟：
“你决定。只要有东西在桌上就行。”
※ ※ ※ ※ ※
四十年对人的一生是段漫长的岁月，更何况，东德人的四十年是段痛
苦的岁月，可是四十年对国家而言，却是短暂的一瞬
※ ※ ※ ※ ※
教堂钟声当当大作的时候，妈妈知道是中午了，幼稚园的孩子马上就要回来午
餐，奇怪，好久没有英格的声响。
她阖上书，悄悄下楼，带着一种不祥的预感走到厨房，轻轻推开门。
宝宝坐在地上玩塑胶盘碗；冰箱的门像煮熟的蚌壳，大大地开着，白茫茫的冷
气直往外冒。
英格站立在冰箱前，一动不动。
听见妈妈的脚步声，她回过头来，咬咬嘴唇，摇摇头，说：
“我不知道该做哪一样。东西太多了。”
妈妈站在那里，看着英格，也像呆住了。白花花的冷气不断地蒙上来。
半晌，她有气无力地说：“你去看电视，我做饭。”
英格在我们家呆了一个月。
一九九一年十月
走，跟我到小冷去！
地雷上的乳牛
我来到已经不是边境的边境。
山丘绵延，正是秋色浓艳的时候。一群大雁正引颈南飞，掠过枫红的山头。可
是边境在哪里？
高耸的监视塔仍旧醒目地矗立在山头，只是墙漆剥落了，梁架断了，玻璃窗破
得粉碎。这一地的玻璃碎片、断瓦残砖，像古战场上不死的鬼火，还挟着杀戮的阴
惨。其实才只两年的时间，两年前的今天，在围城中被锁了廿八年的东德人把围墙
给推倒丁。
探照灯还在，但是灯架脚下露出一团一团剪断的电线。
钢筋水泥墙看不见了，可是山坡上有那么一道看似新翻过的泥土，青草还没来
得及长出来；你心里明白：再过半年吧！蔓草、爬藤、野花，很快就会覆盖了这道
土痕。
似乎铁丝网还残留一段，就在那森林的边缘。走近瞧瞧，网也没有了，铁柱在
那儿平白站着，一根一根的，显得突兀。
“从前，”卡斯纳说，把手插进大衣口袋，“离这关口还有几里路，心情就开
始紧张，有生死未卜那种想呕吐又吐不出来的感觉。”
头发早白的卡斯纳，弯下腰，用手把一个石块上的泥土抹掉，石块上的刻字裸
现出来：“民主德国”，那个已经灭亡的国家。
“离开民主德国的时候，”我问正在发呆的卡斯纳，“你几岁？”
“廿一。”他回答，一只脚踏在石块上，“前脚才碰到西德的土地，后脚跟上
围墙就竖起来了。不过，三十年来，我每年一度地回去看父母——每年经过这个关
卡”
※ ※ ※ ※ ※
一辆汽车在我们附近停下来，钻出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他一边咬着手里的三明
治，一边放眼眺望；看看远处的森林，踩踩脚下的泥土，一徘徊，一张望，最后视
线留在山坡上那道新翻的土痕。
“来凭吊的人显然不少。”我说。
卡斯纳趋前和男人打招呼，聊了一会，然后两人一齐向我踱过来。
“你问他，”卡斯纳露出淘气的笑容，“你问他从前是干什么的？”
戴眼镜的男人叫费雪；费雪对这儿的山陵熟悉极了，两年前，他是这个边境关
口的驻防。
“您看，平原上有块密林，”费雪指着不远处像岛屿似的一簇森林，“我的部
队就驻扎在那里头，外边的人看不见的。”
我们站在高岗上远眺，深色的森林和浅色的平原构成一片温柔静谧的田野风景。
“管关卡的大多是年轻小伙子，我们是监视关卡守卫的人，不让他们逃走。我
们这些人嘛，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房子家眷，政府算准了我们是不会逃亡的人。”
“您看见那边的松树林吗？”费雪把手掌遮在眉心，指着黑色的松林，“沿着
松林就是地雷区，边境部队自己都不敢靠近呢。” 我看见什么？
在地雷区上，有一只花白乳牛，低着头，大概在吃草。
“听说你们在边境守卫之间都有奸细埋伏？”卡斯纳说。
“那不止了！”费雪又记起了手里的三明治，咬了一口，说，“边境守卫不知
道的是，不只我们这边有人监视他们，就是对面——西德那边的边境部队里都有我
们的间谍， 这种间谍我们称为V零号。如果我们东德这边的军人偷偷跟西边的守卫
说上几句话，那边的奸细马上就有报告过来。”
卡斯纳不住地点头，喃喃自语：“我早就这么说，早就这么说的”
“躲不掉的，”费雪意犹末尽，“民主德国是个大监狱。那边，您看，还有个
监视塔——”
在平原和森林吻合的地方，有一个黑幢幢的东西。
“那个塔有个地下室，很小，水泥地、水泥墙，就是专门刑囚拷打的小监狱；
您现在去看，说不定地上还有血迹：”
“费雪先生，您说———”我在小心地斟酌字眼，“您说，围墙的守卫在改朝
换代之后受审判，公不公平？”
他睁大眼睛，毫不犹疑地说，“当然公平。”
“为什么当然公平？”
“我不是自愿入伍的，我是被征去的，不当兵就得坐牢哇！那些年轻力壮的边
境守卫可都是忠党爱国的狂热分子，自己争取要去的。当然，是总理命令他们开枪
的没错，可是没人命令他们一定得射中呀！”
“哦！”我深深看他一眼。
“开枪可以说是奉命，不由自己，可射中，就是蓄意杀人嘛！”
“那么总理昂纳克呢？他也该受审吗？”
费雪的脸冻得红红的，点头说：“那当然。”
“请问您母亲多大年纪了？”卡斯纳突然说。
费雪有点摸不着头脑，还是礼貌地回答了：“八十岁。”
“好啦！”卡斯纳急急地接着说，“如果您八十岁的老母在百货店里偷东西被
逮着了———对不住，这只是打个比方——咱们的法庭不会把她怎么样，因为她年
纪太大了，对不对？”
费雪点点头。
“咦，那为什么昂纳克要特别倒霉？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子了，处罚他有
什么意义？”卡斯纳振振有辞。
费雪好脾气的，慢吞吞地说：
“先生，您看他现在是个可怜的糟老头，可您想想，如果两年前的柏林围墙没
被翻倒的话，这糟老头到今天可还神气活现地压制着我们呢！您说是不是？”
※ ※ ※ ※ ※
我们往车子走去。六度的气温，把人的手脚都冻僵了。
“人民军解散了，您现在做什么？从前部队里的同僚都到哪去了？”
“我本来就是搞汽车修护的，九○年以后，到西德宾士厂去实习了一年，今年
回到自己家乡，自己开了个小小的修护厂，其他人嘛——”
费雪想了一会，在车门边站住，“失业的很多，五十来岁的人了嘛，从头来起，
辛苦是当然啦！”
费雪打开车门，车里头露出一张盈盈笑脸，原来费雪太大一直坐在车里等着。
“费雪太大，”卡斯纳弯下身往车里说，“您觉得统一怎么样啊——我这位中
国朋友想知道”
费雪太大有一张富态的圆脸，化妆得很匀整。她倾过身子，愉快地对车外大声
地说：“简直就太好啦！”
※ ※ ※ ※ ※
他们的车子慢慢驶上公路，轮胎经过从前安置电动铁门的轨迹，车身还跳动了
一下。
空口袋街
从“边境”过来，一路都是建筑工程。修路的修路，补桥的补桥。中断了四十
年的火车铁轨重新接上，生了锈的换上发亮的新铁；荒烟蔓草淹没了的老径铺上又
浓又黑的柏油。残破不堪的工厂挂出了即将动工的招牌，废弃颓倒的老屋围上了层
层叠叠的鹰架，整修蓝图醒目地悬在屋前。
这条往小冷镇的路线，“我闭着眼睛都能走。”卡斯纳说。这是他三十年来每
年一度的返乡路程。
“右边那栋大楼，你看，本来是公安警察的办公大楼。”
车子经过这灰色大楼的正面，我瞥见正门上一个崭新的铜牌： “德意志银行。”
就是这个银行的总裁，两年前让极左的赤军给谋杀了，作为抗议社会主义破产
的挑衅手势。
那个铜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着光。
公路边有个个体户小摊，卖烤香肠和面包。
五十多岁的老板娘满面笑容地招呼着停下车来的客人。面包是冷的，香肠可是
烫的，还在大树下那个炭火架上吱吱作响，肉香像一缕青烟，在空气里游走。
“统一呀？”老板娘在我的纸盘上挤出一点黄色的芥茉，“当然好哇！不但行
动自由，讲话也放心了。从前见人只说二分话，知人知面不知心，现在不怕了。”
趁着没有客人的空档，她抹抹手，走过来和我们在板凳上坐下。
“报仇没什么意思，我说，”她摇摇头，“昂纳克受的痛苦也已经够了，让他
去吧！何必呢！我们要向前看。”
“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一头白发的老板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们身后，手里
挥舞着烤香肠的火钳，“咱们该让昂纳克住在一个一房一厅的小公寓里头，就和咱
小老百姓一样；每个月给他几百块钱退休金过活，让他每花一块钱都要烦恼半天，
就跟咱小老百姓一样。我说这才是最公平的惩罚，怎么样？”
“哎呀——”老板娘笑着说，“四十年的烂摊子，也不尽是他一个人搞的”
老板娘斜睨着男人的样子，很有女性的妩媚。
“女人的处境有什么不同吗？”我问。
她偏头思索了一会，边说边想地说：“没啥不同，女人永远是输家。您看嘛，
在东德时代，几乎所有的妇女都外出全天工作，但是男人可并不分担家事，女人就
是头牛，得作双份工。现在嘛，您只要看看新的领导阶层，从省政府、市政府、到
乡镇公所，哪有几个女人？反正，作决定的全是男人，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一
样！”
老板已经回到炭火边，用火钳敲着烤架大声说：“你们别信她的！在我家，只
有听她的份，她是我的领导！”
路的尽头，有一片萧瑟的山林，叶子落尽，山空了，没入天的灰色。山脚下，
有一撮村落。
小冷到了。
是个冷冷的小镇，一万八千个人口，四百年前，有个叫马丁路德的人曾在这儿
住过，躲避教廷对他的迫害。
一进入市街，就觉得空气坏透了，一股冲鼻的煤烟味。家家户户的烟囱吐着长
长的白雾，笼罩着深秋铁灰的天空。家家户户院子里都堆着黑漆漆、脏兮兮的煤。
人行道上也散着煤屑。泥土、煤屑、湿烂的腐叶，挟着雨水，把街道弄得泥泞。
我穿着高统皮靴。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一个定律：一个国家开发的程度，可以
由它街道上的泥泞量来测量。
人行道上立着漂亮的电话亭，崭新的西方格式。门锁着，透过玻璃往里头看看，
啊，电话亭里没有电话，电话机还封在硬纸箱里，等着安装。
走在灰黯的街景中。煤，混着雨水，把所有建筑的墙壁都蚀出一种肮脏的阴暗
颜色，长年不经粉刷，阴暗之外又有一层破败的斑驳。每条街上都有这么一两栋残
败不堪的老房子，鬼屋般地耸立。多数的“鬼屋”，已经搭上了鹰架，蓝图上描绘
着光辉的远景。 ’
错落在灰黯的老屋之间，却是一间一间亮眼而摩登的小店。玻璃橱窗里装着特
别设计的、具有现代风味的聚光小灯，灯光照着柏林和巴黎最流行的产品：时髦服
饰、电视、微波炉、丹麦组合玩具、滑雪器材
如果小冷镇有个李伯，在昏迷了两年之后突然醒来，站在小冷街心，就在我现
在站的地方，靴上沾着泥土，他会以为，小冷镇挖到了什么金矿。
我们的车，停在“德苏友谊街”。徒步转个弯，就到了“空口袋街”。
“名字奇怪吗？”新店刚刚开张的老板，边擦窗子边说，“几百年来咱们这街
一直是小冷镇的风化街、绿灯户。凡是从这条街‘办完事’走出去的人，哈，口袋
都是空的。”
他放下抹布，慢条斯理地点起一根烟，对着街心徐徐喷出一口白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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