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欧洲-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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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更不行。幸好那时候只有一个频道，家家都发出一样的声音。现在却不成，你
得压过别人的声音才听得到自己的。”

　　　　不晓得从哪里传来歌声，透过麦克风的扩大，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来。

　　　　“吵死了，”卡碧的母亲摇摇头，“吵了三天三夜，好像是暑期什么游乐会的！”

　　　　从窗口望出，操场那头似乎有万人攒动，“你瞧，对面那栋公寓就是我儿子住
的，可是从这到那，你相不相信，居然没有路，建筑商互推责任。我又半身不遂，
到对门找儿子还得叫计程车来绕好大一圈，唉！真要命，谈什么效率哟！”

　　　　“我写了封很生气的信给特拉维夫市长，”卡碧背靠着窗外的“铁窗”说话，
“他倒是马上就回了信，说下星期要亲自来我家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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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张织毯真美。粗糙的纹理，似乎还讲着沙漠与骆驼的故事。褐色的树干上
织出鲜绿的叶子，叶子边飞着彩色的鸟。在方舟中躲水灾的诺亚会放出一只鸽子，
见衔着一枚叶子回来，遂知道水已经退了，让万物重生的泥土已经冒了出来。织这
张毯子的人，是在回忆诺亚的故事吗？

　　　　“五百块美金，马上卖给你！”留着小胡子的店长很果断地说。

　　　　我爱在耶路撒冷的小市场里买一张诺亚的织毯，但是卡碧说过，讲价是国民义
务。

　　　　“一百块！”我回价，作出果决的样子，其实心很虚。

　　　　“一百块？”小胡子很痛心，很不可置信的撩起毯子，

　　　　“这么美丽的东西才值一百块？”我也要心碎了，是啊，这么美丽的东西，怎
么只值一百块，但是我的脚在往外走。

　　　　“回来回来，拜托拜托，有话好商量嘛！别走别走——”

　　　　他扯着我的手臂往里拖，行动敏捷的拉出另一张织毯，也有绿叶与鸟，但颜色
比较暗淡。

　　　　“这一张卖给你，三百块，只要区区三百块！多给我一毛都不要。”

　　　　“那一张，一百块！”我在简化我的语言。在小说的技巧中，语句越短，表示
一个人越果决。

　　　　“小姐，”小胡子很痛苦的闭上眼睛，“你知不知道，织毯工人要吃面包？他
还有很多个小孩要吃面包？我有五个小孩，我也要吃面包。”

　　　　他眼睛一亮，伸出四个指头，“四百？”

　　　　“一百五。”

　　　　“三百五？”

　　　　“一百五。”

　　　　“两百，两百就好了。真的，两百我跟我的孩子就有面包吃了。”

　　　　我叹了一口气，给了他一百八。扛着我的绿叶与鸟走出狭窄的市场，走进一条
石板路，是名叫“耶稣”的那个犹太人曾经背着十字架、血滴在石板上的那条路。
黄昏的太阳把城墙的影子映在窄窄的路上，一个全身披着黑衣的老妇人坐在阴影中
织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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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机场。站在干净得发亮的地板上，人们礼貌地低声细语。等候亲友的人服
装整齐、姿态优雅的站着，不露出焦躁的神色，不挤到门口去。与别人保持相当的
距离，以免彼此干扰。接到了亲友，没有人放任的狂喊。只是拥抱，低声的问好，
回到自己的车里再大声谈话。

　　　　公路上车子稀少，井然有序，没有任何喇叭声、急刹车的尖锐声。停车付费，
全自动化，没有找错钱的可能。

　　　　转进车库时，我看见人行道上一条大狗，狗的主人正在弯身把地上的狗屎捡进
手中的塑胶袋里。

　　　　我又回到了瑞士。

　　　　在公园的花径上相遇，瑞士人会与你礼貌地说“早”。在板凳的两头分别坐下，
他会微笑地说：“今天天气不错呀！”你们可以每天在公园相遇，每天在板凳上说
几句话，但是他绝对不会开口请你到他家去。

　　　　他会亲切的帮你把婴儿车抬进公车里，会把门撑着让你进去，会把位子让给你
坐，但在同车的这一路上，他与你唯一会说的一句话，是“再见！”他不会问你来
自哪里、往哪里去、住在何处、做什么事。碰到一个非常多话的人，在说“再见”
之前他会说一声“今天天气真好。”

　　　　在信箱里突然出现一张素雅的讣闻：何年何月何日葬礼在何处举行，地址与我
的一样，—显然是同一栋楼里的人，整栋楼也不过十户人家。可是这死者是谁？我
不认识。发讣闻给我的人，也不知道我是谁。在这美丽的公寓住了一年，邻居之间
唯一的沟通是楼梯间一声匆促的“你好”，面容还没看清楚，人，已经消失在门的
后面。哪一家住了多少人？不知道，因为从来不曾听过吵架、欢笑、电视、音乐、
儿童的追逐声、厨房的炒菜声。整栋楼有侯门深似海的安静。

　　　　在和气、礼貌、优雅的“你好”后面，总是透着一丝凉气，人与人之间冻着冰
冷的距离。

　　　　于是我想起在士兵腿间玩躲猫猫的幼儿，对陌生人毫无间隔坐进车为我们带路
的女人，耶路撒冷那个为“孩子的面包”努力而热切地奋斗的店主、菜市场中裸着
流汗的胸膛击节歌唱的摊贩、比手划脚脸红脖子粗吵架的工人人的声音、人的
愤怒、人的汗水、人的眼泪，像一个蓄满了水的气球，而有落地就要炸开的饱满沉
重。

　　　　人的味道，真好！

　　　　黄昏，来到湖边。向湖心游去，野鸭子的水纹与我拨出的涟漪轻轻吻合。水草
将湖水浸得碧绿，水在肌肤上的感觉，像柔软洁净的丝缎。五百个人所在的湖畔营
区，寂静无声，瑞士人在静默中低声细语，小心翼翼地不去打扰别人欣赏夕阳湖光
的心情。

　　　　走过住宅间的小巷，听不见任何电视的噪音。清晨，吵醒我的是浓密的树叶里
嘹亮的鸟声。到公园里漫步，花径草坪上不会有垃圾、狗屎、玻璃碎片。公车的座
椅上，不会有嚼过的口香糖、泥鞋印。在人行道上走着，不会有脚踏车从你身后赶
来。骑着脚踏车，不会有行人在前面阻碍。开车的时候，不会有老兄慢条斯理的点
烟，挡住去路。

　　　　美丽、安静的环境，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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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为什么美丽的环境里总是住着冰冷的人？为什么热情可爱的人总是造出杂
乱吵闹的环境？似乎个性中一定要有那么一股令人冻结的凉气，才培养得出文明幽
雅的环境，可爱的人与可爱的环境，竟是不可兼得了。


辑二　都是过客


一个美国人死了



　　　　你听过“克林贺夫”这个名字吗？

　　　　大概没有。但许多欧美人记得这个名字。三年前，他所搭的一艘游轮被中东暴
徒劫持；在剑拔弩张的冲突中，这位上了年纪的美国游客被枪杀了，尸体丢进了地
中海。

　　　　在幕后为劫船献计的是阿巴斯，“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要员。两个月前，当
阿拉法特在阿尔及尔对世界宣布阿拉伯人的和平新立场时，美国记者尖锐地逼问阿
巴斯：

　　　　“克林贺夫为什么浮尸海上？”

　　　　阿巴斯，据说，淡淡一笑，回答：

　　　　“或许他想游泳吧！”

　　　　阿巴斯的“冷血”答复使美国人热血沸腾，媒体竞相报导他这句“草菅人命”
的话。

　　　　他只说了那一句话吗？不只，但大多数报纸自然而然就省掉了他紧接着的言论。
他反问：

　　　　“以色列可曾对被他们枪杀的巴勒斯坦人表示难过？美国可曾对格那达的无辜
牺牲者表示遗憾？我倒真希望我们牺牲者的名字也能和克林贺夫一样的出名。你说
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列瓦斯枪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名？你说不说得出来十个被以色
列士兵杀死的巴勒斯坦孕妇的名字？

　　　　记者楞在那里。

　　　　他们说不出一个名字来。因为那上百的死者——包括少年、孕妇、婴儿——都
是无名无姓的老百姓；慢着，你说，可是克林贺夫也只是一个寻常百姓。不错，那
要看是谁家的百姓了；克林贺夫是个美国人，他的死，和几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死，
不可同日而语。

　　　　你知道，人命也有不同的价格？或许你一点儿也不惊讶，你毕竟是身历浩劫的
中国人。

　　　　裕仁天皇重病，号称民主国的国民匍匐在地，为皇上圣体祈祷，全国沉醉在帝
国时代“美丽”又“哀愁”的怀旧浸渍之中。

　　　　我心里开始微微地紧张：害怕在台湾的报纸上看见刺心的文字。会不会有中国
人用同情的、崇敬的、怀旧的、甚至于“爱戴”的、痛惜的口吻去描写裕仁之将死？
台湾的媒体是否会像日本的媒体一样，派出记者到皇宫前扎营，报道天皇每天吐血
的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

　　　　你不能说我杞人忧天。关于神风特攻队的日片到台湾上演时，所有的报纸都刊
了醒目的广告，用最激励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看看那些“英勇”的日本青年，欣赏
他们如何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为国家牺牲犯难；用最动人的字眼要中国观众去体会
那些“健儿”与父母、情人诀别时的痛苦与庄严

　　　　这些电影商设计的巨幅广告，要中国人为“神风特攻队”的英勇去深深地感动。
你不记得了吗？

　　　　我记得，所以我心里微微地紧张，害怕见到中国文字，要我准备为日本天皇之
死觉得难过、惋惜。

　　　　在我正紧张的时候，英国的《太阳报》却大张旗鼓地对裕仁批判起来。这真是
异数。大部分的西方媒体在裕仁重病之后，都只是“行礼如仪”地报导天皇吐血的
次数、心跳的频率、昏睡的时数。欧洲人对日本的经济“侵略”非常在意，步步为
营，对裕仁所代表的日本政治侵略历史，却没有多大兴趣，那毕竟是别人家的事，
“与我无关”。

　　　　《大阳报》用了严厉的言辞指控裕仁的战争责任，强调了日军的暴虐残酷，陈
述了受害者巨大的痛苦。

　　　　啊，你惊讶地叫了一声，《太阳报》是在为咱们中国人说话吗？

　　　　不是。《太阳报》所指的受害者，不是以千万计的中国百姓，而是以百千计的
英国俘虏。他们，在俘虏营中受到虐待。

　　　　四十年过去了，西方已不再时兴谈日本的战争责任。一旦谈起时，人们心中记
得的“受害者”竟然是相较之下极其少数的英国百姓。有谁记得那千万个没有面貌、
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中国百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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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中国人是记得的。《中时晚报》副刊就曾经以“我们要求裕仁对中国人谢
罪”为专辑主题。这样的言论，会不会引起日本社会的注意？会不会成为西方媒体
的新闻？

　　　　没有。我不曾在欧洲任何报纸上读到“中国人如何看日本人”的报导。但是，
当广岛市长说“天皇应该为战争负责谢罪”时，它却成为重要新闻。而广岛市长认
为天皇应该谢罪的对象是谁呢？当然是蒙受原子弹大难的日本人！除了他们，还会
有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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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露出很世故的表情，不屑地说：美国人命、以色列人命，比巴勒斯坦人命贵
重；　英国人、日本人命，比中国人命值钱；So　What？在封建时代，路上失控的一
辆马车，可能压死一个王孙贵族，也可能撞死一个卖油郎，结果就是不会一样。大
街小巷会把那惨死的贵族的姓名挂在嘴边，路可能因而拓宽，车马行驶条规可能因
而更改，马车夫可能因而入狱——谁也不会记得那卖油郎的名字。

　　　　你说的当然不是全没道理。人的价值往往由权势的大小来评定。四十年前，吉
普赛人也是携老扶幼地进了集中营，剥光了衣服毒死在瓦斯房里。然而在滔滔舆论
中，有多少声音是为他们而发的？流浪的、不识字的、没有国家的吉普赛人，没有
权势，没有声音。

　　　　可是我相信权势并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似乎对中国人的苦难
相当淡漠，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的苦难相当淡漠。大陆的情况我不
敢说；在台湾成长，我只记得全国的学童为光复节等节日游行、演讲、彩排歌舞话
剧，用极大的人力、物力铺排繁华升平的气氛。只是从来不见，在七七那样的日子，
中国人用一天的时间肃静下来，哀矜过去、审视未来，深沉地面对一下民族的灵魂，
从来不见。

　　　　怎么我们对历史的创痛那么容易忘记？当我们自己对人命漠然的时候，又如何
能怨怼别人漠视我们的苦难？

　　　　不久以前，柏林每日新闻的一个记者被解聘了。原因？他去采访了一个小酒店，
酒店里人群拥挤、烟雾缭绕。他写的报导文章说，“酒店挤得像个煤气房一样”。

　　　　就是这么一个句子，他被解聘了。犹太人认为把煤气房和酒店相比，是有意蔑
视犹太人的苦难，严重侮辱了犹太人。

　　　　这样的指控，在西方世界里，任谁也担当不了。

　　　　如果你懂日文，或许应该看看《恶兵》这本书。这是日本丛文社在一九七八年
出版的一本日兵战争回忆录。王孝廉这样介绍《恶兵》：


　　　　　　　　“作者森金千秋每在强奸镜头出现的时候，他的笔调便充满了一种性
　　　　的刺激与兴奋。他用很详细而且夸大的笔调去强调中国女人的肮脏，他用
　　　　下流的笔调去描写那些中国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行为，他并且以他自
　　　　己的想法去形容和描写这些被强奸的中国女子是如何地自愿献身以及如何
　　　　地钟情和留恋于强奸她的日本恶兵


　　　　书中出现的日本兵，虽然作者偶尔也写些日本军官的跋扈与野蛮，但作者却认
为这些投身于中国大陆作战的日本兵是勇敢善战的日本健儿，作者对书中主角恶兵
三村正春是充满了爱意和敬意的。”（《春帆依旧在》，一九八○年洪范出版，一
九八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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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这是一本德文书，假定作者的名字是“汉斯施密特”，他写的是“用下流
的笔调描写那些犹太女人的身体和私处以及性的行为被强奸的犹太女子是如何
地自愿献身留恋于强奸她的德国恶兵”

　　　　你能想象后果吗？

　　　　我很希望王孝廉误读了这本书。但是我知道，如果他所说的只有十分之一是真
的，换成欧洲也会成为严重的政治事件：《恶兵》这样的书几乎不可能在德国出版；
真要出版了，后果就不仅于“解聘”而已。有自尊的犹太人不会容忍这样的民族污
辱，有良知的德国人不会漠视这种寡廉鲜耻的心态

　　　　为什么中国人就无所谓呢？

　　　　一个美国人死了，美国举国震动，并且让大家都记得他的名字，好像他是个极
重要的人。这里头，除了美国权势强大之外，更重要的，还是美国人对个人价值的
看重吧？！一个中国人死了，不管他是死在日本恶兵的刺刀下，还是文革恶少的拳
头下，还是黑暗的政治监狱里；不管他是被菲律宾海盗劫持的渔民，或是作了三十
年俘虏的少年兵——如果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不受震动，自己不看重那小小个人的价
值，恐怕也没有别人会去看重他吧。

　　　　中国人，也是有名字的，但必须自己先记得。你说呢？




　谁的公园？